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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爱一个人，就要尊重这个人的意愿，不要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如果尊重都谈不上，还谈何纪念呢？作家生前意愿被违背的事不是没有，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就违背卡夫卡的意愿，出版了卡夫卡的著作，但是对于这位朋友，我想全世界都会献上自己的敬意，因为他做的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我指的是文学和文化价值，而不是其他价值。
卡夫卡生前只是个小职员，这些作品如果不出，这个世界就永远不知道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了。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作家的王小波，这就已经足够了，还要搞这些俗不可耐的附丽乃至附庸干什么呢？它对于王小波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只能有损于王小波作为特立独行的文化人的形象。
对于王小波的纪念已经运动化了，已经变成一波一波“向王小波同志学习，向王小波同志致敬”的运动。“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仿佛这是王小波生前为自己写就的一句话。纪念是必要的，但如果太过分，就会适得其反。如果王小波生前过冷的话，现在则过热了。一冷一热恐怕要让王小波感冒了吧？
不管冒泡的是不是王小波，王小波身后一直为泡沫所包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泡沫已经掩盖了真实的王小波。
王小波正在被偶像化。偶像自身的可悲在于脸谱化，偶像对于他人的可悲则在于那常常是一个无效的寄托，鲁迅在《故乡》里就曾经为闰土的寄托于偶像而感到悲哀过。
对于王小波的纪念，已经变得很不正常，以至于不能不让人怀疑：到底是为了纪念王小波，还是为了别的什么？这些纪念虽然让王小波一茬一茬地收割着赞美与崇拜，但对于他的真正的研究和发现又有多少呢？
对于王小波的关注正在发生位移。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王小波的是什么？有人曾经说过，你吃了一只鸡蛋，感觉很好，那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关心那只下蛋的母鸡呢？可是目前对于王小波的关注不仅是盯住母鸡不放了，而且还搞得鸡毛乱飞。
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卖点，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附庸。当年作品发不出去仍然关在屋子里执著地写的那个王小波的身影是多么重，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王小波的身影又是多么轻！王小波是否正在经历着失重的痛苦？又是谁使王小波失去了重量？
不能说全部是李银河的责任，但李银河至少应该反思一下。李银河编选王小波文集功不可没，但她对于王小波的这些纪念或者说炒作，又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了。如果她认为这是对王小波生前寂寞的一个补偿的话，那就错了，王小波并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得到补偿的与其说是王小波，不如说是她本人。她现在比王小波生前要风光得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小波。这样的结果甚至会令人怀疑：她到底在炒作谁、推销谁？
把自己与王小波捆绑在一起，为王小波造势的同时也为自己造势——李银河以为自己走的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双输的策略，因为往往单独一个王小波有其可爱，但一个与李银河连在一起的王小波却无论如何可爱不起来，这大概就是“厌乌及屋”吧？李银河可能因为王小波而一荣俱荣，王小波则可能因为李银河而一损俱损。既然一直作为王小波的未亡人在活跃着，李银河就应该明白，自己也是王小波的一面镜子，所作所为必须要为王小波负责，这既是出于自重，也是出于对王小波的尊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李银河的做法却好像担心自己一不提醒，大家就会忘了王小波似的。有多少人是因为那些对于鲁迅的纪念而记得鲁迅的呢？那些炒作性的纪念已经把王小波涂抹得面目模糊，甚至令人怀疑和戒备了。在一位记者的调查中，大多数的作家都不愿意去谈论王小波，究其原因，我认为王朔的回答比较有代表性，他说：“他已经红成这样了，我就不说什么了吧！”任何纪念热过了头都容易引起冷的感觉，就像人发烧一样。这就是炒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于一种炒得吓人的东西，真正有独立品格的人总是会自觉疏离的，甚至唯恐避之不及。鲁迅被抬得太高的时候，也有人反对鲁迅，实际上，他们真正反对的并不是鲁迅，而是那些“傍”鲁迅的人。
李银河曾经表示，王小波之后，她不可能再爱别人了。有一个女人爱自己到这种地步，王小波可以幸福和骄傲了。但是，如果李银河为王小波“守节”的代价就是这个的话，作为局外人，我倒真希望她赶快结束自己的状况了。不知道这是不是王小波的希望。
李银河对于王小波的纪念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呢？王小波去世的时候，李银河是不在身边的，而且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分别好久了。短相思与长相思、短别离与长别离加在一起，给李银河造成了巨大的悲痛、遗憾和心理亏空。情感骤然失衡，并产生了一个不能超脱的情意结，这个情意结一旦转移到纪念王小波这一事业上，便发生了升华，变成了无尽的动力。这是真正的化悲痛为力量，并一发而不可收。李银河被自己神化王小波的欲望彻底打动了，在激情的驱使下，像陀螺一样再也停不下来了。如此地不能自拔，除了因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精神寄托外，还因为这是有回报的，王小波的折光已经照亮了李银河。
就算出于真诚的爱意，如此“纪念”也已经有损于王小波的清名，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些含混复杂的东西。对于种种的纪念，王小波的读者之所以如此有耐心，全是因为对王小波的感情。如果李银河就仗着这点而当仁不让、没完没了的话，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既然读者们还是愿意出于移情的作用而尊重李银河的，李银河就更应该自重。
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不事喧哗的，我们需要安静下来，以沉淀的眼光来看待王小波，这才是对待文学的真正态度。那些大肆炒作的纪念活动应当结束了，最好的纪念就是让读者静静地去读王小波的作品。
（《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3期）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王安忆：我是个小说女工
6月18日至20日，由CCK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哈佛大学东亚系及苏州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在苏州大学红楼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众多的文人学者汇聚一堂，交流心得。或许是因为一部凄婉动人的《长恨歌》，抑或是作家王安忆一贯的神秘气息，与会众人将目光投向了这位自诩为“小说女工”的写实作家。
女性一直是王安忆的主要写作对象，最近她的新作《遍地枭雄》取材上有所改变，开始写男性的故事。问她为什么高产，她说自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每天就是写小说。
《遍地枭雄》改写男性
据当天会议主持人介绍，最近王安忆出了一本《遍地枭雄》，讲述的就是关于旅行的故事，书中一改她以往大多写女性的风格。讲述的是当今时代背景中一个原本过正常生活的普通人，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进入异样的境地。主人公是上海郊区征地农户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几经择业，最后选择了开出租车。后来主人公遭遇劫车，从此人生发生转折，还跌入黑道。小说将一个人从常态生活引到非常态生活进行了大胆的想像，一个看似荒诞的江湖故事，放在了一个奇特的异度空间里，告诉人们遍地枭雄的世界里并没有英雄，善与恶只有一步之遥。
王安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海给自己提供了基本的写作素材。她曾经在安徽、浙江、江苏生活过，这些地方都成为了写作中次要的素材来源。《遍地枭雄》中的四个人物跑来跑去也没有脱离她所熟悉的那些地方。如果他们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自己是无法用文笔把握他们的。
据了解，王安忆最近在写些比较轻松的东西，她看完了贵州人民出版社为她喜欢的英国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出了一套全集，现正写关于克里斯蒂作品的一篇几万字的评论。她认为克里斯蒂是个畅销书作家，她的写作却有许多技巧值得借鉴。总的来说这是个轻松愉快的写作，她需要调节一下自己。
“我是个小说女工”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新作《遍地枭雄》是一部江湖黑道武侠小说，这和您以前的作品风格迥异，那么您作品风格的多变是否与您的成长经历以及性格有关？
王安忆：我从事写作20多年，给别人风格多变的印象可能是因为作品的量比较大，我没有别的事做，每天主要是写小说，我觉得自己特别像个女工，每天就这么写。既然写那么多，那么就不可能一点不变，事实上我的作品归类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是关于一些农村题材的，因为在内地呆过一段时间，其他就是写内地城镇以及上海，而目前上海的比例越来越重，这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有关。《遍地枭雄》的故事本身决定了它还是由男性角色来完成更合适，因此整个故事都围绕着男性来进行，而并非意味着我的写作转变。
记者：有些评论家认为，作家的写作风格将是属于某一个年代的。可很多人认为这个观点并不符合您，您已经历了20多年的写作，给人们感觉似乎什么风格都能写，你能谈一下您的写作风格吗？
王安忆：我的写作是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实的风格让我无法跳出经验来进行文学创作，生活经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同意一些评论家提出的“跳出经验进行创作”的理论，比如《受活》这本书，我个人对此书的评价不是太高，这本书的目的性太强了，太要求得到一个意外的效果，但它放弃了一个我认为文学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叙述过程中的美感，而美感来自于经验，这种经验越感性越好。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刘醒龙：写作史诗是我的梦想
＇1＇历史是看现实的窗口新京报：《圣天门口》从上个世纪初写到60年代末，100万字的篇幅里涉及了家族恩怨、革命者、爱情等等，是一部宏大的作品。我感觉就像你自己说的，你有写作史诗的野心，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刘醒龙：千万不要以为这又是一部家族史式的小说，如果是史，那一定只能是中国南方大别山区中一座名叫天门口的小镇镇史。在《圣天门口》中，我情不自禁地引用了新发现的汉民族史诗《黑暗传》的部分资料，构成小说的历史人文背景和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风格，如同小说中描绘的上个世纪，每一步前进，都映照出一个息息相关的影子。对史诗的写作历来都是每个作家的梦想，在当下，更是成为像我这种年纪的作家的责任。因为有了《红楼梦》，在我们这些后人的眼中，被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者或者是既得利益者阉割过的历史，才有了迷人的才情。
新京报：这部小说在开头提出了“谁先被历史所杀”这样一个大问题，你觉得在这部小说结束的时候，当杭九枫、雪柠想成为最后一个被历史所杀的人时，读者能知晓什么？
刘醒龙：人世间的一切问题，都不是由小说来解答的。小说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当人间话语中流行大话、假话、空话和废话时，小说尽一切可能地通过这种说话的艺术，建造一条可以引领阅读者思绪的道路，至于前行时，能看到什么，悟出什么，还有待于每个人的造化。
在一部好小说面前，永远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就我对自己小说的理解，我觉得它并不是真的要告诉阅读的人，历史上最先和最后被杀的那个人是谁，而是沉重地提起注意，在所描写的这段时光中，不管是何种人，事实上都活得连像草芥那样的尊严都没有。
新京报：据说杭九枫、傅朗西等几个人物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这部小说的内容和真实的历史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刘醒龙：我向来坚信，民间那些口口相传的历史才是那个时代人文精神的体现。如果你说的历史是指这样一种历史，我就回答说：“是”。如果所指的是某种印刷成文的范本，我就要回答：“不是”。一部好小说，理所当然是那个时代民间的心灵史。做到这一点，才是有灵魂的作家。我写《圣天门口》，是要给后来者指一条通往历史心灵的途径。
新京报：你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凤凰琴》等，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你是一位写现实题材的作家，这次为什么选择开掘历史题材？
刘醒龙：这样的选择不应视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