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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凤凰琴》等，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你是一位写现实题材的作家，这次为什么选择开掘历史题材？
刘醒龙：这样的选择不应视为有某种特别的原因，在一个活着的人心里，将历史作为一扇窗口来看现实，是最为行之有效的。人的一切经验都来自历史，只有历史才能给我们一双观看未来的明眸。我写历史也是为了更有效地认识现实。
雪家女人是清洁的
新京报：《圣天门口》这部长达100万字的小说中，写了50多个人物，我看过的第一部中印象最深的是，极为美丽的阿彩却是个长了癞痢头的女人，我觉得她的性格和经历在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中比较少见，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
刘醒龙：是的，阿彩是其中最具悲剧色彩的女人。终其一生都在人性的挣扎中，寻找自己的梦想，爱过很多男人，恨过很多男人，当过很多男人的身份各异的妻子，当她终于明白梦想所在时，生命却离她而去。如果你能一直读到阿彩之死那一部分，相信你会十分感动的。不只是阿彩，《圣天门口》中各种人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60年的风雨中，每个人都在一年年地丰富着自身。
新京报：你说过这部小说中，雪家几代女性是非常独特的角色，她们是生活中常见的，但是被文学作品长期回避了的人物。你认为其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刘醒龙：多年前，太太交给我一张由逝世多年的外婆亲手书写的一片小纸片：“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拐过墙角后，迎面遇上那个人。”它让我在那段时间里，时常泪流满面。
太太的外婆笃信基督，所写的那个人，是那复活的耶稣。在小说中有些人物，写着写着，就变得不那么可靠，仿佛不值得信任，只有梅外婆，从来都是芸芸众生的生生不息之根。作为人，雪家女人是清洁的。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精神，恰恰是大汉民族文明史中所稀缺的，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好好反省的。
新京报：杭九枫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角色，他叛逆、多情、有冒险精神，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人物的？
刘醒龙：不，杭九枫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他是地方上带有浓厚流氓习气但又不是流氓的所谓痞子。在乡村中，这样的人从来就是有事来时的头领。
请你读读下卷的最后两页，有毛泽东语录，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在革命初期闹暴动时，杭九枫等一类人是不可或缺的骨干。历史上所谓农民暴动，主要成分也多是这样的人。从人性上对他们进行认识，是寻找中国文明进程屡屡被这种人所中止的缘由时，必须要做的。
写作纵向的宏大历史
新京报：这部小说用了漫长的历史中发生的故事、众多的人物，来逼近其历史主题，你是如何构建主题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的？会不会因为时间的漫长和人物的庞杂而显得不清晰？
刘醒龙：我在小说中从来不会有意去构建某些主题，如果有一定的主题出现，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主观没有太多关系，甚至根本就是行文当中的人和事所导致的。这样写小说恰好应对大篇幅的作品，就如一条九曲十八弯的河，在行云流水间，总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在那山水之后。
新京报：巨大的篇幅、众多的人物、漫长的历史，都是阅读的障碍，什么能吸引读者？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写，我觉得完全可以写一个片断的故事，可能更好看。
刘醒龙：小说的好看与不好看，是凭小说读者的修养来做判断。我碰到不少人硬将《知音》等刊物上的文章当作小说来谈论。这时候，不只是我，任何小说家都只能无言相对。当下诸多伪小说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力。很多时候，选择从横断面切入历史，大部分是力所不逮。在纵向的宏大和横向的精巧的选择上，我不能不受自身性格驱使，选择我力所能及的———纵向的宏大历史，毕竟我的写作不属于江南才子型的。我所写出的20世纪这段历史，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相对来说，看得清楚的地方要比明史和清史多出很多。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圣天门口》这部作品？
刘醒龙：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写这本书的目的：重建中国人的梦想。一个人最不幸的是设计一生的梦想错了，一个民族的没落与衰亡也是其梦想出了问题。这部小说写了我所熟知的生存真实、命运真实、灵魂真实，尽管那些全发生在小山下、小溪旁、小屋里，连教堂都很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它们却无一例外地与我们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写完这部小说时我的心情，就像长途跋涉后来到一座驿站，《圣天门口》的确已成为我灵魂的驿站。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铁凝：写作着是美丽的
在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主席台上就座的只有铁凝是女性，她坐在边缘的位置上，沉静而不张扬，坦然而大方，一副荣辱不惊的样子。
主席台下的铁凝谈笑风生，神态活泼开朗，说话时澄明的目光与人做着善意的交流。她剪着一头利落的短发，穿一件黑色的中长外衣，显得清爽秀丽，精神焕发。有人称她是文坛的美女作家，果然名不虚传。但铁凝不同于有些靠外表博取文名的所谓美女作家，她的美在于内在与外在和谐一体的美的气质，一种明澈坦然的气质。
关爱人、理解人
铁凝是那种让人感觉在她身上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的人，因为这么多年来她就像一位魔术师，以她敏锐细腻的感受力、丰富的想像力、深刻的洞察力、难得的悟性和不断精进的技巧，为读者营造出一部又一部多姿多彩富于魅力的优秀作品。从早期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后来的《玫瑰门》、《棉花垛》、《孕妇和牛》、《对面》，再到近期的《永远有多远》、《大浴女》，铁凝的作品总是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像她这样对读者保持长久吸引力的作家在文坛并不多见。走进她的作品世界，就仿佛走进铁凝笔下的心灵的花园，幽深宽广，无边无际，这里有大自然的鸟语花香，也有各色有血有肉的人，包括不被人注意的芸芸众生。她以深沉的爱心关爱这些人，展现她（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又不失冷峻地揭示他们的弱点。
铁凝的近作《永远有多远》已被改编成电视剧。《大浴女》第1版发行20万（册），现在被曾出过5卷本《铁凝文集》的江苏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也被改编为电视剧。谈到读者关心的《大浴女》中尹小帆这个人物，铁凝说：“电视剧将尹小帆这个人物不好的一面写得比较多，对她内心的痛楚揭示得不够，其实在海外生活的一些华人女性内心的苦痛，比在国内生活得最狼狈的女性还要厉害，只是她们无处诉说。”
作家应关心政治、关注读者
现在在一些作家看来，似乎越标榜自己远离政治越好，而铁凝则不讳言：“作家应关心政治。”这是在谈及她的作品与社会密切关联而有些女性作家只注重写自我时说的。铁凝说起不久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访问中国时，自己曾参加与大江对话的座谈会。她说：“大江的作品即使是写一个偏远地区的小人物，也透露出作家对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现状的关注，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这是作品的根基所在。文学作品即使是表现小人物，也应展示给读者强大的现实感。作家应参与现实，关心政治。文学的终极目的不在个人的小悲欢，而是通过人物的悲欢反映现实。作家要多一些站在人类高度的大悲悯情怀，少一些个人的小情小调。”铁凝认为目前一些作家的写作技术多而情感少。
铁凝的创作没有固定的套路，她的创作题材和风格多变，又总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对于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她是这样看的：“一方面不要太在意读者，作家不是读者创造的，写作不能左顾右盼，三心二意，要保持单纯、明净的心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把小说写好。迎合是没有出路的，不要有投机心理，读者也在成熟，并不是投机就能赢得读者。另一方面不能完全忽视读者。没有读者，作品不产生意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要让读者接受。”铁凝和读者的交流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通过读者来信，有些很边远地区的读者也给她来信，指出她的作品哪里好哪里不好；还有就是通过签名售书，与读者直接交流。有一回签名售书时一对夫妻来对她说：“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读你的作品。”这些使铁凝很感动，让她心里明白自己的读者是些什么样的人。
再回首
铁凝至今不能忘记对她走上文学之路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作家徐光耀。上初中时她写了一篇作文，心里没有底，想找专家指点。后来她得知《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她所在的这个城市。在她的眼中徐光耀是个了不起的作家，于是她满怀敬意地把自己的作文拿给徐光耀看，请教于他。没想到得到了徐光耀的肯定，他说：“这篇作文已经是小说了。”徐光耀又指点说：“当作家要能吃苦，去农村深入生活。”徐光耀的话使铁凝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一名作家。当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她放弃了当一个令人羡慕的文艺女兵的机会，直奔农村这块广阔天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去深入生活。连徐光耀后来都对她的做法表示吃惊：“你还真的跑到农村去了？”现在想起当初的天真，她感到有趣，如果现在让她选择她可能不会那样去选择。但那段农村生活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已经成为她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段时间她还到河北西部的一个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可以说是插队生活的延续。在那里，她写出了《对面》、《孕妇和牛》等作品。铁凝并不把这理解为“体验生活”：“说自己在一个地方体验生活，这太像表演。汪曾祺说得好，‘这只是在一个地方生活’。去体会异己的小悲欢，关注人的命运，对于自己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积累，增强思维的厚度。”
坚实沉着地走自己的路
无论是读铁凝的作品还是接触她这个人，都能感觉到她是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即便是深深地体会到生活中有泥泞和晦暗的一面，她依然对生活抱着一颗诚挚的爱心。如她自己所说：“真正的做人其实是灵魂和筋肉直面世界的一种冶炼，是它们历经了无数喜乐哀伤、疲累苦痛之后收获的一种无畏无惧、自信自尊、踏实明净的人生态度。”那是经过人生历练后的一种纯净。
除写作外，铁凝喜欢做的事还有很多，如读书、听音乐、看画、看电影、收藏、做家务……她描述起来总是津津有味，可见她总是生活得津津有味。她喜欢读人物传记、各种杂书，浏览当前的各种小说。她现在担任河北省作协主席，她把这当作与文学有关的事，义不容辞。她每年要花时间看二三百万字的年轻作家的作品，并想方设法推荐出版；还要为作家们解决种种困难。她心甘情愿去做这些事，并感到愉快。通过工作接触各种人和事，也是一种生活积累。写作依然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最近打算写一些散文，一部长篇正在酝酿之中。她新近出版的“名人语画”丛书中的一部书《生活在坏话里》，用短文配上漫画的形式。不知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书名，也许作为一个名人也要经受种种“坏话”吧？而铁凝表示，要“很踏实沉着地走自己的路”。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余华：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
记者：在你以前的小说里，很少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很少写到当代生活，而《兄弟》这一次却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写到现在，有着极强的时代特征。
余华：我以前往往有意淡化时代背景，那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对我作品里的人物命运影响不大。《兄弟》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面对“文化大革命”，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出生长大的，虽然没有成年，但是这段历史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迹，一直不能忘怀。
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人写。如果我来写，怎样能保证与众不同呢？过去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这段历史的最佳角度。
为什么我们这些作家都爱写以前的时代呢，因为时代越远越容易找到传奇性，可以在小说里天马行空地对历史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