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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钱都点过了，这些钱正好是所需要的那么多。”
“顺便说说，可能，我们将使你们振奋一下，”科通注视着马金托什如何敏捷地在桌子上捆着一百美元一张的一捆捆银行“金砖块”，小心地说。
“您指的是什么？”扎沃德诺伊不解地问。
“大概我们暂时还不会打搅、干涉你们，相反，我们将向你们投入一些资金：在原料上、人力上、工厂及其他等方面，”老窃贼苦有所思地解释说，“但是，当你们运作快起来以后，你们所应交付到兄弟会的已经不是百分之二十，而是多得多。当然，这是后话。”
“可这样的协议在我们那里从未有过。”看来，毒品生产者还是没能明白，为什么要给他投资。
“我是在说：如今世界的现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老窃贼简直像个辩证学家，他点着头说，“到后来，不知怎么地，出现了一些怪事：倘若按着那种理念，我一开始就应该不是同你交涉，而是同你的主子们……而他们就这么简单地把你扔给了我们。
是不想和我们打交道，对吧？“
毒品生产者毕恭毕敬，缄默不语。
“一个月后，我们还会见面。”“鱼雷”认真地总结说。
“我想，你会全速运转起来的。让我们好好品味品味王子所说过的有关事情吧。你不要忘了我们……我们也不会忘记你。”
男人们互相握手，马金托什在同扎沃德诺伊分手时暗自发觉到，毒品生产者的一只手不知怎么湿乎乎、蔫巴巴的，如同一条死鱼……
那年春天，华沙城内出奇的热。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空气中溢满乳白色的热气，花坛上的鲜花和草地上碧绿的小草争芳斗艳，令人赏心悦目。
沿历史中心——克拉科夫城外，伏尔塔瓦河左岸的布拉格城，节日里一群群旅游者们在游逛。这些旅游者主要是些德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他们哇啦哇啦地操着不同的语言，频频技动着相机的快门，并将他们所喜欢的城市历史中心的角落相互间捐给对方看：科柳姆娜·日吉蒙塔、观景殿、哥白尼纪念碑、巴尔巴欢炮台、埋葬着肖邦心脏的圣克列斯特夫主教大教堂。
咖啡的馨香，从半地下室的小咖啡屋中飘出，不由自主地吸引着每一个过路者，甚至包括那些总是忙于各自事情的华沙人，更不用说那些外乡人了。
一九九四年五月八日，就是在这样一个半地下室小咖啡屋中的小桌旁，坐着一个高大的男人，他穿着传统式样的服装，系着杂色领带，架着一副精致的旧式金边儿眼镜。那眼镜的式样令人想起它的主人在什么地方与从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十分相像。
那男人显出一副若有所思和关注的神情。他因何有如此心绪呢？即使不是实用心理学方面的大专家，也能从他光顾小咖啡屋时，手中那份报纸《不！》看出端倪。报纸沙沙作响——这是华沙一种最能揭露丑闻的刊物，类似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那类报刊。该报的主编和实际的主人是即日·乌尔班，他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对天主教教士们，对罗马教皇使节（可这是在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里！），对议会议员们，对国会中的反对派及在野党的领袖们，对驰名的演员们，对文艺工作者们及文娱游乐的表演者们——简而言之，对一切有名望的人物都毫不留情。专栏《总统先生如是说》是专门为列赫·瓦文萨本人设置的。这位从前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电气技师，由于命运的安排而成为“团结工会”
和国家的首脑人物。专栏常常提出一些引起骚动的主张。
在这一期上，记者们既没有用天主教界普遍的道德沦丧事件，也没有用波兰囚犯那可怕的狂妄行为，更没有用总统儿子不时参与酗酒者之间的争斗事件来恐吓轻信的读者；这一期报纸上几乎一半的版面都用于登载有关在华沙的俄罗斯黑手党的犯罪活动。
一些爱搬弄是非的蹩脚记者和文人墨客隐去自己的真实职务和姓名，撰写了《普遍的贪污腐败行为》、《俄罗斯匪徒》、《纹手臂的莫斯科人》等文章。仅从这些文章的标题，而不用去看其文章的内容，就会明白：国内稳定的生活，甚至连同波兰——立陶宛王国所确立的国家体制原理，现在已多多少少不是取决于主人（也就是公民）的意志，而是取决于由布格河以外的异族刑事犯们。
有一篇文章记载不久前在华沙一比亚韦斯托克公路上发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作者写到了负责人员全体被收买，警察被明显贿赂后所表现出的可耻无能，纳税人的税款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还写到了波兰在重新变成莫斯科的世袭领地——当然，它不属于克里姆林宫，而是罪恶世界的世袭领地。
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呷了一小口早已凉了的咖啡，重又将报纸弄得沙沙作响。他看了一下报纸的头版，那辆被烧毁了的“现代运输车”车架的大幅照片，不由地引起了他的注意。文章写到，在波兰警察们莫名其妙地死去之前，曾给马佐夫舍地区奥斯特鲁夫市打过电话，告知说被他们发现的毒品已监控起来。可是，后来被烧毁的大车中的毒品不知去向……而那些匪帮也好像溶合在空气中了——踪影皆无。虽然精干的警察们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可照样一个俄国黑帮分子都未能发现。
这个光顾咖啡店的人忧郁起来。他整齐地叠好报纸，从衣袋中取出手机。为预防万一，他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拨打了某个电话号码。
“喂，请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接电话，”他用俄语说，“什么？谁找他？”男人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看来，刚才《不！》报的这位读者威望很高，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很快就被找来了。
“晚安，”打电话的人有分寸地打了一下招呼，“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您看报了吗？什么？已经知道了？不，我不知道，我凭什么这样干呢？这事我不干，这是你们的问题。”他将手机移到另一只手中，迅速前几个走进咖啡屋的小青年的方向瞥了一眼。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然后接着说：“需要马上见面。什么时候？就是今天吧。马上。我在华沙，在马尔沙尔科夫街我所喜欢的那家咖啡屋里。我正在喝咖啡。啊，乘车……在哪儿？”他看了一下手表，果断而严肃地说：“两小时后，和往常那样，在拉多姆大街。我能来得及。”
将电话收起、放好，站起身来，那戴金丝边眼镜的人付了款，就快速朝门回走去。
咖啡馆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挂有外交牌照、车号为31号的“伏尔加”小轿车，这牌照证明轿车是属于俄国大使馆的。刚刚通过电话的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握住方向盘，平稳地驶出停车场，朝着拉多姆公路方向驶去。
黑色的挂有俄国外交牌照的卫号“伏尔加”轿车驶到交通繁忙的拉多姆公路路边，平稳地刹住车。车门开了，从车里走出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身着旧式衣服的男人。他扶正了眼镜，朝四同看了看：在不远处，在路旁的一片小树林跟前，停着一辆不大的白色“波洛涅兹”车，带有字母BTK 的车牌说明此车是在别洛斯托克注册的。
车中坐着两个人，坐在方向盘后边的是个身着编织粗糙、高领绒绒衫的高个男人。可以看到，一条粗粗的伤疤贯穿他的全脸。他旁边坐着一位老人，脸上布满了明显的皱纹。白色车中的两个人在友好地谈着什么，可是，当“伏尔加”外交车出现时，他们立刻不出声了。
“你们好。”下车时，老年人很有礼貌地微笑了一下。
像安德罗波夫的那个人点了点头，文质彬彬地郑重说道：“再一次问你晚安，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
“你们可是来晚了。”老年人小心翼翼地说。
来者看了一下手表。
“我在五点十分曾与马尔沙尔科夫街通过话，我们商定好两小时以后见面。现在是十七点十分。这是你来早了，而我任何时候都木会迟到的。好吧，怎么样，我们散散步？”
刚才乘坐“波洛涅兹”的那个人同意了：“为什么不可以呢？清新的空气，大自然在复苏，小鸟在歌唱……而且，音乐可以说是免费的。”
洽谈者们不慌不忙地朝流稀的小树林深处走去，一群小燕子在渐近黄昏的空中飞翔，它们坚硬的翅膀在蓝天中画出依稀可辨的一束束线条。小树林散发着松树的幽香，空中是最早出现的蚊虫飞动时微弱的嗡嗡声。在不远的草地上，农民们放牧着肥壮的牛羊——这种田园交响乐，时而将其丁当作响的铃声传到公路。此时此刻，使人感觉到：在这永恒的万象更新的世界上，既没有怨恨，又没有嫉妒，甚至更没有死亡，有的只是这安闲自在的田园风光。再过五年、十年、一百年——也许还是如此，就像那些小小的蒲公英翻转着蓬散的总状花序向着太阳，就像那些蜜蜂飞舞时一样发出连续不断的营营声，而那些小五月虫，却藏身花槭树和盛开的合欢花的新叶中……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感觉。
同行者们低着头，默默地走了一段时间。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戴着旧式金丝眼镜的人，他与往常一样，总是小心谨慎的样子，因此，提出的问题也往往迂回曲折，并且不要求回答：“情况怎样，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
“托您的福，情况还可以。”对方叹了口气，并骤然间说出了使人感到意外的一句话，“请原谅，可我已经非常习惯于别人直接叫我科通。”
“我没有任何绰号，没有任何假名，”戴金丝边眼镜的人微笑了一下说，“而且，我也完全不勉强你们把我叫做普罗库罗尔。”
“这个词儿好像不大动听。”窃贼友好地点了一下头。
“可是，谁也不能有把握说不会要饭吃或不会坐牢。”
“抢别人的讨饭袋并将其抓进大牢，那是您的事情。”窃贼哼了一声。
“可是，您显然是过高地看重了我的能力。我既不抓，也不抢，我……”
老人冷不防地打断了他：“我还明白，明白，我可不是什么不知耻的公子哥……我是从兄弟会那里，从罪恶世界那里来的总管，您是从有史以来就是我们敌人的那个国家里来的监督者……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观念，各自的使命。”当然，窃贼指的是绰号“科通”及“普罗库罗尔”，只是他们各自使命不同罢了。
“可现在它们却用难以置信的形式吻合在一起了，”被老窃贼称作普罗库罗尔的人微微笑了笑，说，“好，让我们靠近本题吧。”
老人的脸上流露出谨慎的神态。
“啊哈，……”
“我怎么看呢，我看，报纸是在揭露一件大丑闻，”普罗库罗尔展开不久前在咖啡馆看过的那张报纸……“俄罗斯性亢进剂‘——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窃贼简略地作了说明，然后详细讲述了最近一次同扎沃德诺伊会面的情况，讲述了华沙一比亚韦斯托克公路上发生的那起事件。接着，他说了自己对扎沃德诺伊的所有看法，虽然他重点谈了这些情况，但是，即使这样，他还是没能弄明白：谁是扎沃德诺伊的后台，谁可能在幕后操纵新型麻醉剂的生产。
“我看，你在波兰总共才一年，可你把所有的情况都已掌握了。”交谈者惊讶地说。
“哼，”科通哼了一声，但立刻就说不下去了，显得心情很沉重（他刚学会这样做），他向对方看了一眼——对方也在注视着他，“我不是按自己的意愿才做此事的，我只是在控制着形势——你们把我派到这里，我也就可以抓钱了……抓到的钱似乎应交给兄弟会。有的东西要往那里合并，而有些东西则不然……我倒是在猜想，你们为什么需要我在这里？”老人说得很慢很平和，似乎他不是对普罗库罗尔说话，而是自言自语，“可是，如果说实话，找对这事已感到厌烦，已感到憎恶。我时时都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坏蛋。这倒不是因为与您联系上了，要知道，我可不是一只母狗，我不是在为那些废物干活；如果没有您，就不可能有这件事，弟兄们也就一分钱也得不着。”这位卓越的“演说家”点上烟，吸了起来——他眯起双眼，那眼神像是想起？什么不愉快的事，“当一次次同望风玩起拦姆斯纸牌游戏时，你救了我……而这下可被你粘上了。现在离开你就不行了。你现在纯粹是在利用我在那些捣蛋鬼之间的威望和联系。”真奇怪，科通竟说出了这番话，可是，在同普罗库罗尔的谈话中，他几乎没使用一个刑事犯罪方面的术语，这倒不是因为对方不知道这样的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