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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烦琐的清规戒律。譬如我写《战士》一稿期间，跟军校的作息时间严重冲突。我喜欢晚上干活，可学校规定过10点就得熄灯。后来我在魏公村租了间房子，秘密的，他们不知道。晚上熄灯后我把宿舍里的被子展开放在床铺上，里面用东西给顶着，然后把背包绳系在窗户上，拉着绳子往下爬，跑到租来的房子里写东西。天快亮的时候回来，拉着绳子往上爬，坐在宿舍里等候跑操。一次，队长查铺，掀开我的被子看到里面放了个篮球，害得我写检讨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一遍才算天下太平。离开军校，是因为我不适合过那种生活。
任：说走就走了？
刘：（笑）被关了9天禁闭。离开的时候校保卫处负责把我从北京押送边疆，上火车之后我心里面难过极了，跟罪犯似的，怎么有脸面对江东父老？我决定一跑了之，等将来有点儿出息了再回去。列车到武昌站，我装着下车买东西，撒腿就跑。结果被军官追了回来，上车之后差点儿把我铐在车门上。车到边疆，迎接我的军官得知我途中逃跑的事情，担心我再次逃跑，直接把我送进了禁闭室。（笑）……
任：你刚才提到了莫言，目前在中国文坛莫言如日中天。你们师出同门，写作上是否受到过莫言的影响？
刘：莫言很了不起，希望他能活100岁，拿个“诺贝尔”。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称他为 “莫爷”，据说莫爷当年实在是威风，写的东西连错别字都照发。莫爷当年为了摆脱作息时间的冲突，曾经在熄灯之后搬把椅子到水房里点着蜡烛写东西，他的刻苦和勤奋是我的榜样。
任：莫言的作品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
刘：我相信我的写作能力是天生的，任何人的艺术创造性都是天生的。学院与导师，包括榜样，不过是激活了你潜在的某种才华。
任：《战士》很快就要出版了，你对它出版之后的意义与畅销性有没有过设想？
刘：想过。有什么意义我说不上来，但我想畅销是肯定的，因为我知道自己都写了些什么。1999年的一个“重量级拳王争霸赛”上，泰森把勃萨一拳击倒在地。事后，泰森说，“ 我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同样，现在我想说的是：刘健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
任：问一个隐私问题，你这么长的胡子什么时候开始留的？有没有什么象征？
刘：（笑）写《战士》二稿的时候剃刀坏了，干脆我就不剃了，顺便许了个愿：《战士》不出，胡子不剃。
任：蓄须明志了？
刘：谈不上，只是不想违背那心愿。
任：对未来你有何打算？
刘：我想做好眼前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任：今年最让你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让我们在你最高兴的事情中结束今天的谈话。
刘：我是个乐观的人，基本上每天都挺高兴的。
第五部分后记
20世纪末，我在北京西区的魏公村写下《战士》开头的第一段。
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我在上海东区的五角场为《战士》写后记。
最初决定写《战士》的时候我曾想，后记不应少于五万字。我要用最优美最煽情的文字记录一部杰作的诞生。一稿写完，我想自己并没有太多的话要说，两万字就够了。二稿写完，我觉得后记最多也就是五千字了。到了三稿，一切差不多尘埃落定，我尝试着写了个后记，千字不足。时至今日，最后修订已经结束，我忽然觉得已无话可说。
《战士》的写作进程亦是我的成长过程，我现实生活中的每一次转捩点都与它息息相关。为了它，我数次铤而走险。现在看来，这步棋我越走越对。《战士》出版之前，编辑和几位看过书稿的朋友都说，非火不可。我说倘若把写《战士》的时间用来搬砖头，也该盖一座高楼了，付出就会有收获。
无法忘记《战士》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都曾与我在梦中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把他们弄得痞里痞气、一点儿正经没有？我回答：这是小说，不是教科书，更不是史记。我不是专家，也不是院士，我只是个码字儿的年轻人，讲故事供大伙儿消遣。
更无法忘记在现实生活中给了我极大帮助的人物，我要向你们表示感谢：
——感谢曾经同在边疆服役的李华等几个战友、郑州的孙涛以及你那几位从不看书的朋友，与你们一起共度的时光令人难忘；感谢节延华、傅建文、张志忠、尹敬书 、温玉兰、 曹东升、刘爱平、刘四加等诸位恩师和兄长（排名不分先后），如果不与你们结缘，就没有我的今天；感谢责任编辑袁敏老师，您的智慧和远见让我散发光芒；感谢青年作家韩寒的关注，祝你车技越来越棒；感谢“来福枪”剧本工作室的几位兄弟，让我们继续并肩作战；特别感谢廖鸿云，希望你继续意志坚强。特别感谢爸爸刘学立和妈妈张宏，你们是我的挚爱。最后，感谢大脑和胃，你们让我健康、快乐，能吃能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