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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土地面积最大的乡之一,人口5100人,以农业为主,辅以牧业,有耕地8210亩,牧场数百平方公里,森林66万亩。其中青豌豆种植1633亩,产量四五百吨,“我们把它卖到了成都和重庆。你们吃的青豌豆,说不定就是我们产的呢!”黄笑着说。我问他快进镇时那大片种植的是不是青豌豆?他说是的嘛,“由于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近年农牧民收入有所增长,去年达到1541元,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谈到今后的发展,黄称开发旅游资源是一个重点,乡上已经作出规划,包括“一址三沟”,即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的会址和虹桥沟、马家沟与霸王沟,“这些沟都有几十公里长,两侧森林密布、有山有水,借红色旅游之势开发出来,一定能吸引游客!”
我来到两河口会址。关帝庙外观十分气派,彩绘浓烈。黄连军说早年的关帝庙失火坍塌,现在的庙是重修的。进山门,除新修的大殿外,到处空空荡荡,左侧残存失火后的废墟,右侧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大殿后的山坡上,残留着一座年代久远的小庙。“朱德总司令在这里住过。”黄连军说。小庙旁屹立着一尊毛泽东塑像,有三四米高,白色。庙里的管理员叫曾天志,一个有点对眼的当地人。曾告诉我,塑像是当地森工局遗留的,“他们不好处理,我们就把老人家请了过来。”这么高大的塑像,应该是文革高潮时的产物,毛泽东穿中山装,目光炯炯,意气风发,是他建国后威信最高时期的形象。
第三章 雪山草地两河口(2)
这一时期大抵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间,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坦吐言“心中最黑暗的时期”,即与张国焘在阿坝时的斗争。两河口无疑是毛几十年后最难忘的地方之一。
1960年10月,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老友斯诺。在毛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中,斯诺无疑是与他友谊最深的一位。1936年,年轻的斯诺冒险来到延安。在昏暗的窑洞里,毛与斯诺彻夜畅谈。24年后的重逢让双方都激动不已,毛和斯诺连续谈了几天,时间长达9个小时。“我们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斯诺回忆道,毛显得“从容不迫,动作稳重”。但斯诺仍以他的职业敏感,觉察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苏联专家突然撤走了,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三百多个重点建设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两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农作物损毁。”
于是,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只有他才敢问的问题: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出乎意料,毛回答说,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难怪,在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前,毛要求周恩来,“地点一定要选好。两河口地名不好,我们在那里最终与张国焘分道扬镳了——两河口嘛!”当周恩来告诉他会师地点选在甘肃会宁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好地方嘛,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是后话。
韩素音在《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张国焘从来不喜欢这个长得笨手笨脚、长头发、闪烁幻想的眼神而又机敏辛辣的人(指毛泽东)。张国焘曾说:‘那个乡下佬,他算老几?’声音大得让他的部下都听到了。”
1916年,张国焘从江西萍乡考入北大理工预科。两年后,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进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北大等级森严,先生中除了李大钊有时和毛谈谈话,很少有人理会他。这使毛的自尊心遭受极大打击,直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还用一种凄凉的口气对斯诺讲述他在北大的经历:“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
半年后,毛泽东选择了离开。又过了3年,北京代表张国焘,湖南代表毛泽东都出席了党在上海的成立大会。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受他们的委托,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当时他对毛的印象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可以说,从建党之初,张国焘就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三
就在毛泽东与斯诺在北京长谈时,在香港拥挤的贫民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显赫一时的人,就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8万红军的领袖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往事,在草地这一章的标题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长征已经过去70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矛盾,使这些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肩战斗的同志反目成仇,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在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不久,就发生了如此痛心的分裂?可以肯定,其中必定有很多原因,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今天,经历那场斗争的当事人大多作古,但是他们留下的历史档案和回忆录依然完整地保存着,成为真实的见证。
1979年冬天的一个寒夜,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我清楚记得,这消息登载于新华社《参考消息》不起眼的角落,消息用词是中性的,其中有个细节说张因多年瘫痪,不能翻身,当晚盖在身上的毯子滑落地上,他没法捡,结果被活活冻死。那一年,张虚岁83,他的老对手毛泽东也是83岁去世的。我对这个消息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当时我作为招工干部,正在大巴山的通南巴一带招收滞留当地的重庆知青,走了许多乡镇,看到不少村庄的房前屋后和高山悬崖上,仍保留着红军时期的标语,从当地老乡口中得知张国焘当年在这一带的巨大影响。
今天,浩如烟海的史料,对这段历史已经作出诸多判断,但大多属政治学意义上的,很少从地理学或汉民族生存特点作剖析。作为汉藏文明的分界线,大渡河谷在丹巴分路后,向东北方向延伸的线路即原松潘大草地。其实,当年非但毛泽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许多高级将领也意识到川西高原不适合红军生存。如四方面军到茂县后不久,徐向前就敏锐地观察到:“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以致在此后“北上南下”斗争的漩涡中,徐身心俱疲,内心里,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行动上又无法抗拒张国焘。
站在两河口的关帝庙旁,我思绪如蓝天下迅走的白云。
遥远的天际有一座闪亮的雪山。“那是四姑娘山吗?”我问。黄连军说不是。我说许多红色网站都说在两河口可以看到四姑娘山。黄说肯定错了,请你一定纠正谬误,“那座山叫霸王山,主峰海拔5551米,它正与我们要开发的霸王沟相连,再过几年你们来看,那里的风景又是一绝!”
我还能回来吗?70年了,当年斗争的当事人再也没回过这里,只有一批批虔诚的访问者不断前来,企盼能找到更新的佐证,却恰恰不能。在今天两河口镇的上千居民中,没有一个是当年的见证人。
70年,可以改写多少沧桑!
第三章 雪山草地红原日干乔(1)
现实之痛——沼泽为什么会变成草原
1960年,红原建县,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红原”,意为红军经过的大草原。红原幅员8400平方公里,人口3。8万人,是阿坝州惟一以藏族聚居为主的纯牧业县。红原县县委干部陈中平告诉我,现在全县有近50万头牦牛,是整个青藏高原牦牛最多的县之一,从1995年起,每年7月这里都要举办牦牛文化节,盛况空前,影响广泛。
这盛况,我不知究竟是祸还是福。
1935年8月15日,毛尔盖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即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五、二十二军(即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由红一方面军杨成武红四团和红四方面军二九四团组成),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26日到达班佑。至8月底,红军右路军全部过完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当年红军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要穿过现红原日干乔大沼泽。日干乔大沼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湿地——若尔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海拔3300米以上,沼泽下是亿万年积存的泥炭沼泽土,人行其上,稍有疏忽就可能遭灭顶之灾。红军过日干乔时,有不少年轻战士被沼泽永远吞噬;在整个若尔盖湿地,红军三大主力约有一万多将士长眠于此(主要分布于日干乔、镰刀坝、包座牧场和班佑等)。
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史上一直被称为最艰苦的经历,一些著作和回忆录描述,过草地犹如一场死亡行军。那么,当年中央红军过草地只有五六天时间,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党史专家杨继宗告诉我,主要问题是无粮造成的饥饿,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与张国焘长达一个多月的争论,把这个地区本来就很少的粮食消耗殆尽,就是不过草地也照样会饿死人。杨继宗认为:“过草地之前,部队曾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10天所需的10~15斤干粮。但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远未达到要求,有的甚至仅筹到两天干粮。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单位即告断炊。草地荒无人烟,哪来补给?加上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了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草原中有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能饮用,行军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亦不能食用。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高原气候是第二个致命的原因。在海拔3300多米的草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红军长途行军缺乏给养,体质已极度衰弱,草地绝粮,对他们的生命更是极大的威胁。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8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的红军袭来。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披霜雪冻得僵硬的战士尸体。
这就是1935年的日干乔大沼泽。但50年后,在索尔兹伯里等中外作家眼中,它已经成了青草葱郁的大草原,索氏等甚至是带着讴歌的语调来赞美。又过了20年,日干乔乃至整个阿坝上10万公顷的沙化土地,让诗人们的歌喉失语。
但我无法失语。
建国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向沼泽要牧场,当地政府组织人们开沟排水、改植牧草等,加之全球气候转暖,沼泽自然趋干,面积日益缩小。现日干乔大沼泽水位下降1。2米,原先的湿地大多变成了草原,有些草原正在出现沙化。中外湿地专家考察后指出,如果这片湿地消失,美丽的日干乔将变成沙漠,成都将直接遭受沙尘暴袭击,黄河将成为真正的季节河!
红原日干乔:亚洲之肾有外伤
一
从马尔康东行去刷金寺,梭磨河两岸青山含翠,云气缭绕,不时能见到静寂的藏寨散落在秀丽的山水间,石制的建筑如嘉绒藏族的历史一般古朴厚重。翻过海拔4200多米的鹧鸪山口,下山就是刷金寺。我们停车加油,然后找到一家挂着“内江食店”幌子的馆子吃饭。老板姓陈,自称在西藏当过几年兵,沐惯了这边的阳光,就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