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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找到一家挂着“内江食店”幌子的馆子吃饭。老板姓陈，自称在西藏当过几年兵，沐惯了这边的阳光，就带着老婆过来了。老陈的馆子平街层用餐，楼上两层住宿，20元一个床位。我问这么偏僻的地方有人住吗？他说昨天才走了8个人，“都是自驾游的，开了两台车。如果到了黄金周，广东、上海和北京都有人过来，还打挤呢。”老陈厨房的凉台下是一条河，河对岸是山，山上少树。我问他，这里原先有树吗？老陈说，“原先是大森林，砍光了，当年，这里还是阿坝州州府呢，60年代才搬到马尔康去的。”说着，他砰地打开灶门的开关为我们煮鱼。听灶间轰隆隆地响，我问他烧的什么。他说柴油。我说怎么不烧柴，他说早就没柴可烧了，“一是山上没了，二是查得也紧，哪怕是山上干死了的树棒棒，也不准捡，要是给抓到了，罚得惨！”
第三章 雪山草地红原日干乔（2）
看来，这里封山育林动了真格。
刷金寺海拔3000多米，明晃晃的太阳晒到身上毫无热气。我坐在门前等着老陈的鱼，一个黑红脸膛的年轻人走过来，刚才就是他给我们加的油。他问你是记者吧。我说是，递给他一枝烟。这人高鼻、浓眉，一看就知是藏人。一问，果然，他叫扎西，金川人。他说：“这山上还有个红军墓，你们怎么不去？”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去过，山很高，墓很小，很少有人上去过，“不过，你们今天是上不去了，路太远了。”这话却被我忽略了。扎西又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当成兵，“我最想干的就是当兵，干其他事没劲。”我说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中石油的加油工，还嫌不好？”他说没劲，天天像傻子一样守着，“当兵多好！我三哥在云南陆军当士官，10年了，威风得很。我们家乡自古就有当兵的传统。”
我想他说的是真话。金川人，其剽悍不亚于尼泊尔的廓尔喀人。
当晚，在红原我才听陈忠平说，扎西说的那座墓就是亚克夏山红军陵园，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墓。我大喊遗憾。陈忠平说：“你没啥可遗憾的。我曾上去过，至少得走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走，晚上还不一定回得来，那山高得不得了！”
离开刷金寺北行，起伏的丘陵替代了高山河谷，地势渐渐开阔。在黄黄绿绿的起伏中，一块刻着“黄河、长江分水岭”的石碑让我停了下来，原来已经到了海拔4125米的查真梁子。以此为界，分隔出山地与草原迥然不同的地貌。站在岭上眺望，南边山岳起伏、雪山巍峨，北边草地连绵、河流蜿蜒。其实，当年红军进入宝兴后就与藏人有交道，从硗碛、夹金山、懋功、抚边、两河口、卓克基到刷金寺，传统上属汉藏交界区，由于长期是汉藏杂居和以农耕为主，这一带的山民不少是藏汉血统，即便是藏人，很多都会讲汉话，有汉族姓名，因此红军在这一带还能少量地招兵买马和获取粮食，但一翻过查真梁子，即进入真正的游牧区，居民是纯粹的藏族，语言不通、传统的隔阂和缺少粮食等，让红军面临巨大的困难。
我从查真梁子进入草原，是5月下旬，绿草刚刚冒头不久。草地上牛多，羊少，星星点点的帐篷很花哨，后来才知那是草原农（牧）家乐。远处有长袍藏人骑着大马放牧，紧跟的藏獒像牛犊，这让我想起离开马尔康时，张健对我说，过了查真梁子，“那边就不是嘉绒藏族了，习惯上叫他们安东藏族”。
公路边的电线杆一直通往天尽头，天际线有些紊乱。草地上有成片的红柳，无数溪流浸过红柳流向北方。
前面就是红原。
二
红原多鸟。
早晨不到6点，窗外啁啾鸟鸣响成一片。
据县林业局湿地保护办主任、工程师刘联忠（羌族）介绍，面积10。76万公顷的日干乔湿地是鸟类的天堂，黑颈鹤、丹顶鹤、黑鹳、大天鹅、小天鹅、金雕、白尾海雕等国家一、二级鸟类都有。说到这里，刘朝我诡谲一笑，“这里的鸟是幸福的，它们还有湿地可栖。不过，我们现在更多是称日干乔草原而不叫湿地。”刘脸黑，蓄着小胡子，满脸的故事。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陈忠平说，之所以鸟多，一是宣传教育到位，培养了爱鸟意识；二是藏胞有宗教信仰，本身就敬畏生灵。“因此，在我们这里，人类和鸟类是和谐共生的。”
但人与湿地能否和谐共生呢？
刘联忠回答我的提问时很谨慎。“湿地是几千万年上亿年形成的，但是要破坏，也就几年功夫。六七十年代学大寨，我们这里就干了傻事，在沼泽地开沟排水，自以为扩大了牧场，却破坏了生态。”他告诉我，去年7月联合国湿地国际保护研讨会在兰州召开后，国际湿地权威、德国专家冯•；勃利克专程来到若尔盖和日干乔考察，评价是：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这块湿地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遭到破坏，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不可估量。刘介绍，红原还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地点就在查真梁子，往南流的水进入长江，往北流的水进入黄河。若尔盖草地总面积160多万公顷，涵养着黄河20％的水源，所以，外国专家公认这里是亚洲之肾。人的肾解决排水问题，亚洲之肾受到损伤，问题就严重了。”
要弄清这个问题，刘认为有必要先弄清什么是湿地。他强调，按拉姆萨尔公约，所谓湿地是指不问其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淡水、半咸水、咸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
“人们当年向日干乔要牧场，主要是因极左思想的影响。”刘联忠称。在马尔康，周天乾曾向我介绍，仅曼则唐湿地及周边地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增加草场面积，累计开沟200多公里，涉及沼泽14万公顷，最终使8万多公顷的沼泽成了草原，草原的稳定性肯定不能与沼泽比。
第三章 雪山草地红原日干乔（3）
但在许多诗人们眼中，只有青青葱葱的草原才值得讴歌，沼泽嘛，黑黪黪的不耐看呢！
陈忠平认为极左思想只是一个方面，关键还有人口增长的因素，“你想嘛，红军过日干乔时，这里几乎是无人区，根本不存在放牧过载问题。如果那时候日干乔有现在的40多万头牦牛，红军还会去吃草根、皮带？”陈1981年大学毕业后分进红原，“当时全县才2万多人，现在将近4万人了。仅仅才20多年时间，人口增加了快一倍！所以，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损害是最大的。”
据刘联忠介绍，“六七十年代在日干乔湿地里活动的人很少，现在里面差不多有1万人了。”这1万人还得加上多少万头牲畜呢？刘说日干乔湿地以泥炭为主，最厚深度达到19米，“那是多少万年的积存物啊！”而开沟排水后，长出的牧草牲畜并不喜欢吃，且有毒性。陈忠平认为，草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人为去改变，肯定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三
在日干乔，我寻访到常年驻在湿地工作站的苏拉木（藏族）工程师。苏工认为，对于日干乔已经沙化的部分，“治愈是不可能的。简单地说，草场一旦沙化，你不可能再在上面植草。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涵养水土，不让沙土流动。我们从2003年开始试验，选了4万亩草场，县里投入5万元，效果比较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缺钱，工作站有8个人，只要有钱，我们还可以做更大规模的试验。再有，黄河改道后废弃的河床也成了沙化源。另外，草原鼠害也是个大问题，它们把草根啃断，把沙土拱出来，很可恶。”
确实，行驶在红原大草原上，成千上万的鼠洞和鼠堆让人头皮发麻。苏工所说的鼠害主要是高原鼠兔和鼢鼠。我在若尔盖的唐克见到了那东西。我认为它已经不是鼠，外观大得像小狗，腿粗得像棒球棒，我跟着它追，结果它闪电般逃进洞里去了。苏工说：“这里的鼠太凶了，它们打洞翻沙，年复一年地破坏着。”
但是千百年来，草场并没被鼠类破坏，为什么？
“那是因为有鹰和其他猛禽，所以红原人爱鸟，现在把牧民的猎枪统统收了，就是为了保护鸟和动物。”陈忠平说。
刘联忠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要让日干乔恢复到六七十年代以前的模样，工程款需要4512万元，这笔钱看似不多，但它不包括湿地上居民的搬迁。那笔账是动态的，多少牲畜、多少房屋，谁算得清？”那么，以日干乔现有的状态继续下去，将来风沙会刮到川西平原，甚至成都、重庆吗？
“肯定不会！”刘联忠和苏工都表示，“红原、若尔盖两县从1999年开始堵沟蓄水，进行湿地保护，效果明显。近年日干乔的生态在好转，但仍需大的投入。我们不明白，作为亚洲之肾，这里的湿地比东北的扎龙保护区大若干倍，也重要得多，但投入却几乎没有，这是为什么？”
那么，阿坝州草原四县（即若尔盖、阿坝、红原、壤塘）的沙化面积究竟有多少？据2004年该州第三次荒漠化沙化土地监测的调查，全州沙化总面积17。37万公顷，有明显沙化的土地13万公顷，比1999年增加75％，涉及154个乡，沙化点1706个，虽与全州422万公顷草场比这不是个大数字，但仍应引起高度重视。我不能轻易判断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沙化悲剧会在这里重演，但这里毕竟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和黄河上游的水源区，怎能怠慢？
对松潘草原研究达30年的杨继宗告诉我，如今人们将这里的草原分得很细，诸如日干乔草原、壤塘草原、若尔盖草原、热当坝草原等，“其实原先并不这样分，红军过草地时，这里统称松潘大草原，面积大概有三万五千平方公里。解放初期，整个松潘大草原的牲畜是60万混合头，80年代发展到156万混合头，现在已经发展到293万混合头，你说草原的压力比红军长征时增加了多少倍！”
红原瓦切乡副乡长黎雪峰（藏族）认为过度放牧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乡里才号召有条件的牧民实行圈养。圈养的好处是明摆着的，我们乡的示范户叫柴美多艺，他搞了圈养，效果很好。我们现在一头牛产奶约30斤，国外是80斤。国外多是圈养。现在全乡虽有天然草场149万亩，但上级要求退牧还草40万亩，全乡光牦牛就有5。33万头，不圈养，草场的压力太大了。但真要改变牧民们祖祖辈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作很难做呀！”
黎雪峰的话让我感慨。一个瓦切乡，牦牛存栏即达解放初期整个松潘草原存栏数的十分之一，但其面积不到当年松潘草原的百分之一！几千年来，包括红军过草地时，人的活动与草地是匹配的、平衡的，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祸事就会接踵而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分析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沙化（今伊拉克两河流域一带）时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这样的告诫，阿坝的草原人已经认识到了，他们正在行动，办法是“填沟还湿，治沙还湿，限牧还湿，灭鼠还湿”。但他们苦恼的是资金。
如果真到有了钱时再来治疮，代价更大。但没钱，这疮又该怎么治？
第三章 雪山草地瓦切乡
侯德明：70年思乡之苦化成奔涌泪水
当年红军过松潘草地时，由于种种原因，曾有数以千计的红军战士流落在这一带，他们主要是原二、四面方军的战士，被称为“流散红军”。作为异乡人，如今他们大多作古，健在者寥寥。
我在红原大草地深处的瓦切乡，见到了流失草原70年的老红军侯德明。
这是一个已经完全藏化的湖南籍老红军。当我走进瓦切牧民新村侯家宽敞的大瓦房时，老人正在转经轮，70年岁月的沧桑写满他沟壑纵横的脸。他已不会说汉话，给我当翻译的是他的大儿媳，在县广播电视台工作的阿尔基。
阿尔基说，侯德明是过草地时掉队后在这里定居的，当年只有16岁，现在他只记得是“贺龙的部队”，自己的家乡在“湖南大庸”。当地藏胞给他取了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意思是“宝贝”。侯德明或许并不晓得更多的革命道理，但却有做人标准：文革初期，侯是村里的仓库保管员。红卫兵们破“四旧”抄来的各家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