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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人标准：文革初期，侯是村里的仓库保管员。红卫兵们破“四旧”抄来的各家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10年文革结束后，当清点那些抄家物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各家的财物竟一件未少！侯德明没有拿乡亲们的宝贝，他却成了人们心中真正的“宝贝”。1984年，当落实红军流失人员优抚政策时，所有藏胞都出面作证：他是真正的红军！
流失草原多年，侯十分想念家乡大庸和亲人。“去年夏天，一个叫靳延谣（音）的画家到瓦切写生，得知侯的事后，非常感动。靳当过兵，出于对老战士的敬重，他设法将侯德明的事发布到了媒体上。”阿尔基说，“说来也巧，2004年11月，侯的家人竟在媒体上看到这条消息：一个远在四川阿坝州红原县瓦切乡，藏名罗尔伍、汉名侯德明的流散老红军在寻找他湖南大庸的亲人。这条意外的消息，激起了侯家兄弟到阿坝寻亲的决心。11月13日，寻亲团经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红原县。经过仔细了解，寻亲团证实眼前这位80多岁的老人，就是侯家苦苦寻找了69年的亲人！”
找到了亲人，寻亲团和侯德明抱头痛哭，近70年的思念之苦全化成奔涌的泪水……
在瓦切，侯德明的人品被一个叫奇美拉姆的藏族女孩看上了，后来做了他妻子，有了4个孩子。现在，当地政府每月给他发放120元的生活补贴。
今年5月4日，侯德明终于回到了他梦绕魂牵的家乡张家界，当地人民以夹道欢迎的隆重仪式，迎接自己失散70年的儿子，很多人哭了，侯德明也哭了。“但看得出，那是幸福的泪水。”阿尔基说，“这不，他才从湖南回来不久，将父母亲的照片也请回来了。”
侯德明卧室的墙壁上，果然有两位汉族老人的画像。侯就守着画像下默默地转经轮。这情景让我突然想起记者唐师曾在北非阿拉曼盟军战士墓看到的一块碑。那是一位母亲给儿子立的，碑文是：
对世界，他仅是一名士兵
对母亲，他是整个世界
我无法探知在侯德明内心深处，故乡、母亲、红军、宗教，他还有怎样的表达？这时，侯放牧的小儿子俄巴回来了。我问他这栋漂亮的房子有多大。俄巴说130平米，造价11万，国家补贴1万。俄巴现有80头牦牛，每年纯收入五六千元。据瓦切乡藏族副乡长黎雪峰介绍，整个新居工程共投入资金2500余万元，全村有118幢这样的小楼。
侯德明70年前流落瓦切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凉。如今，一切都变了。
第三章 雪山草地松潘（1）
历史之问——红军为什么在松潘停留这么久
松潘历史悠久，自古就是汉藏边陲的军事重镇。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在此建湔氐县，为松潘建制之始，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唐代置松州，明代置松州、潘州二卫，“松潘”之名自兹始。1913年改松潘直隶厅为松潘县至今。
松潘幅员8608平方公里，现总人口约6。8万人。
70年前，三大主力红军都到过这里；松潘毛尔盖是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留驻时间最久的地方（整整一个月），也是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最多的地方，还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的出发地。
红军占领毛尔盖后，即攻打松潘。松潘城小而坚固，城外有山可做制高点，易守难攻。红军到来之前，胡宗南奉命进驻松潘。当地藏族土司对胡宗南的联络官说：“自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只要守住松潘，保险可以堵住共军。”于是胡宗南迅速收缩兵力至松潘城内外。
红军攻打松潘的部队包括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自７月下旬起，从几个方向对松潘外围守敌发起进攻。但胡宗南部顽固抵抗。在松潘以西的羊角塘，红一军团与胡宗南的廖昂旅激战，敌军凭借碉堡工事和优势的火力，使红军难以前进。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第四军猛冲猛打，给胡宗南的丁德隆旅以沉重的打击，推进到离松潘城十几里的牦牛沟。但胡宗南硬着头皮顶住不逃跑，还把指挥部移到前线山上，亲自坐镇。红军攻打了十天，没取得大进展。由于缺粮，战斗部队每日一干一稀两顿饭。肚子填不饱，冲锋没力气。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筹粮，这还怎么打仗？再有，红军长征以来，重武器都丢光了，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在碉堡面前无计可施。强行攻坚只能白白牺牲战士的生命。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将部队撤回毛尔盖。原订的松潘作战计划实际上无法再实施。
其实，胡宗南的日子也并不比红军好过。他的部队到松潘后，多数人水土不服，吃青稞就泻肚，只好从400里外的江油雇挑夫向松潘运粮。道路艰险，运力有限，胡宗南下命令说：“上至长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于是全军勒紧裤腰带。当红军到来时，究竟能否守住松潘，胡宗南也没有把握。想不到抵抗了几天，红军居然主动撤离了。
松潘战役停止后，红军的形势更为严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西边的草原是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被四川军阀阻塞。面临如此困境，红军中的大多数干部希望尽快离开这里，选择一条适合生存和发展的新路。是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
我向读者推荐一个研究松潘草原和红军史达30年的人物，他叫杨继宗。他回答了红军为什么要在松潘停留这么久的原因。
松潘往事：许多谜团正一一揭开
杨继宗今年49岁，瘦，头发茂密，眼睛亮如点漆。作为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与红军松潘史打了30年交道，曾多次深入大草地，寻访过数千见证人，确认了沙窝会议会址，查证了给红军带路的藏族向导下落，撰写出数十万字的研究文稿，其研究成果被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广泛采用，是名副其实的红军史专家。
“我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但你们跑了几千公里来找我，我能推辞吗？”杨望着我，不紧不慢地说。
一
杨是松潘城北高屯子村人，1975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当知青，队里分配他到副业队。“所谓副业队，就是为生产队找钱。怎么找？”杨说，“就是进草原去采挖贝母、虫草等中草药，打草编等，晚上就歇草地里。”杨继宗说的这片草地，就是40年前中央红军经过的地方。“有一天傍晚，照例搭帐篷，平整土地时，我刨开草笼笼，突然发现一圈人的头颅骨，这是谁的呢？在大草原深处，人的活动很少，藏民都是单独行动，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聚一起？这让我想起《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中关于红军过草地的描述：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很多战士晚上围成堆烤火，由于寒冷、饥饿和疾病，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因此，我判断这些头颅骨只能是红军的。”
第三章 雪山草地松潘（2）
也就是从那时起，杨继宗决心搞清楚红军过雪山草地的种种细节。杨酷爱读书，上初中时就把当时仅能找到的《文史知识》100册全部读完了。“再有，我家与红军还有缘。”那是1935年，一个叫何文理的红军伤员住在杨家，“他与我家关系处得很好，还和我舅舅结拜成兄弟，但伤好后，他坚决要走，我家再三挽留也留不住。几十年后，我奶奶每每说起这事就哭。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何文理一定要去追赶部队呢？我想搞清楚。”
为了寻访见证人，杨记不清多少次走进了大草地，“从毛尔盖到班佑、巴西，再到若尔盖、铁布，整个松潘草原我都走遍了！”
1935年8月5日至6日，中央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般人只知道毛尔盖会议很重要，并不知沙窝会议同样重要，”杨说，“因为它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的正确性，与张国焘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斗争，并决定将红军两大主力混编成左右路军过草地北上。”
那么，沙窝会议究竟在什么地方开的？连中央档案馆也没记载，“张国焘、陈昌浩的回忆录里只是提到过会议，但均无具体地址。”
那是1985年，杨已调县党史办工作。“我想这事既然发生在松潘，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于是杨带着翻译再次进入毛尔盖。当时毛尔盖有3个乡，幅员上千平方公里，人口好几千，怎么找？“我就一家一户地询问。其时正值长征胜利50周年，许多老人还在，如果现在去找，可能就很难了。通过对上千人的寻访，再将他们一鳞半爪的记忆综合、分析，终于确认会议是在沙窝俄灯寨召开的，连哪一间房子也调查得清清楚楚。”杨就此写出报告，分别呈送四川省党史办和中央党史研究室，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第7期登载了这份调查报告，“现在全国的党史军史都统一使用我的这一调查成果。”
二
1935年8月中央红军过草地时，很大程度依靠两个藏胞带路，才安全到达班佑。1986年春天，邓小平与叶剑英见面时，两人谈起当年的藏族向导，“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如果还活着，请一定给予他们补偿和安置。”中央领导的关心传达到四川省委和松潘县委后，查找任务又落到杨身上。“我二话没说，带着翻译又进了毛尔盖。”
几经周折，终于查证了两位向导的下落。他俩一个叫扎洞巴、一个叫能周，都是寺里的喇嘛。由于红军进毛尔盖前国民党的破坏性宣传，藏胞基本跑光了，这两个年轻喇嘛刚好回老家探亲，回来后正碰上红军。红军给他俩讲北上的道理，两人终于同意带路。当两人把大部队带出草地后，他俩目睹红军果真是仁义之师，便提出参军要求。红军没同意，让他们返回毛尔盖，用亲身经历告诉乡亲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返回不久，能周就被土匪杀害。1956年，毛尔盖土匪叛乱，扎洞巴害怕报复，躲藏进山洞里，活活饿死了。
据说，杨的调查送到北京后，邓小平和叶帅殻ъげ灰眩皇じ锌！ �
中央红军于1935年7月底进入毛尔盖，8月底才全部走出草地，“整个长征期间，中央和毛泽东没在任何地方呆过一个月，为什么在毛尔盖要停留这么久？红军为什么必须过草地？”
杨继宗经多年研究后，解释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中央原本计划攻打下松潘后，翻弓嘎岭斜插南坪（今九寨沟县）进入甘肃南部，完成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但由于张国焘迟滞了整个行动，胡宗南的4个精锐师在松潘全部布防完毕，包括胡本人率领的第一师，武成仁的四十九师、陈佩的六十师、杨步飞的六十一师，另外还有王耀武和廖昂的两个旅，而在小金方向追堵的有川军80个团，西北方向是朱绍良兵团和马步芳的骑兵，因此红军打不下松潘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改走草原经巴西进入甘南。
其二，与张国焘的斗争仍在继续。8月20日，中央在毛尔盖上八寨乡索花喇嘛庙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退却的主张，进行了严肃批评。
其三，没有粮食，7月份青稞还没熟，要8月份才成熟，“因此滞留也是为筹粮，没粮不可能走过草地。”
第三章 雪山草地松潘（3）
“缺粮是个大问题。红军爬雪山时粮食矛盾不突出，但过草地时，缺粮成了要命的事儿，否则，怎么会煮皮带吃？当然，我认为吃树皮是没影的事，因为偌大的松潘草原上原本就没树。”杨继宗向我仔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1935年7月初，除了前方的红一军团和后卫的五军团有些战事，中央红军的大部在毛尔盖处于休息状态，“时间长达20余天。对一支连续行军两万里的大军来说，这确实是难得的喘息机会。休整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筹粮。”一直等到7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才下令收割藏民田里的麦子。并作出下列规定：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工钱。
（四）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即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