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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错，我从自己的家庭中遗传了消极的态度，如果我肯抓住时机勇敢地行动的话，也许我们的结局不是这样。你觉不觉得，你和我的婚姻模式跟你爸爸、妈妈有很多相似之处。”
博达的爸爸是个小商人，他也是只顾在外面逍遥，不管家庭的人。后来客死在澳门，博达的妈妈卖掉所有的家具，才把他的骨灰带回台湾。经过徐小凤的提醒，博达才看到自己的生活真的跟爸爸很像。徐小凤叹了一口气，说：“真希望这种命运能从我们这一代结束。如果我们可以做一对好夫妻，我们的孩子就蒙福了。”
徐小凤扶着博达躺下，她没有想过博达会马上回转，她知道丈夫需要时间。当她准备离去的时候，博达突然叫住她：“小凤，我真的很内疚，你能原谅我吗？”
徐小凤回过头，看着在幽暗灯光中的先生，这一声迟来的道歉没有使她落泪。小凤说：“我去医院找你的时候就已经原谅你了，如果没有原谅的心，我不会去见你。你也原谅自己吧，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徐小凤来到阳台上，外面的凉风钻进她的衣服里，初春的风还带着冬的寒意。春节刚过，街上的灯饰还没有拆除，璀璨的灯光把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烘托得分外美丽。
杨律师接过水杯，眼眶里涌出了泪水。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因为刚才的争论而不满，连水瑶和婉茹都后悔自己说得太多。
金水瑶请了一位资深的律师到自己家里来咨询。她希望效丹能从中得到帮助，自己也可以得到必要的装备，在以后的辅导中可以更准确地提供资讯。
杨美珍律师中等身材，短发，淡蓝色的套装使她显得干练、可靠。她到时，几位太太已经都落座了。水瑶介绍说，杨律师是她的一位朋友的朋友，有问题大家尽量敞开问。杨美珍自我介绍说：“其实我是做经济案的，不是专门做婚姻诉讼的。有什么问题你们问我，我尽力回答，如果我回答不了，再去请教其他律师。”
效丹把自己的情况讲给杨律师听，问她如果自己诉讼，在财产方面可以拿到多少百分比。杨美珍很专业地将问题分成几个部分，按步骤一项一项地回答。她的精明和条理性，给在座的所有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位太太很想为这位出色的职业女性鼓掌。
首先效丹和仇峰属于夫妻共同创业，虽然太太没有具体出任公司里的职务，但是前期投资是两个人共同的行为。按照法律，效丹可以分得公司的财产。在结婚超过八年的情况下就可以分得百分之五十。
其次，他们的孩子大多数的情况下会判给母亲，尤其是在母亲完全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的情况下。但是他们一共有四个孩子，如果父亲强烈要求部分孩子的抚养权，法庭可能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判案。
最后，是补偿问题。他们的婚姻是由于男方有外遇而造成分裂的，男方会被判定为过错方。效丹可以得到部分补偿，额度不定，但是很可能高达财产的百分之十五以上。问题是，取证很难。中国不允许有私家侦探，靠这种途径搞来的证据是不被认可的。只凭某张照片、某条手机短信，或是电子传媒都很难有足够的力度说明婚外情的存在。所以这个条款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效丹的困难是她根本就不掌握先生的资产情况，她问杨美珍律师有没有办法帮助调查。杨女士说，一般来说律师不会出面做这些事，他会让你自己提供材料。在中国，由于婚姻的案件涉及到的金额很小，而取证又有很大难度，所以律师不喜欢接手这种诉讼。
所有的人都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沉默了好久都没有人插话。杨美珍笑笑，她说因为职业的关系，自己总是把问题想到最复杂，后果想到最严重。其实并不是什么办法都没有，打官司其实是一场心理战术，双方都会给对手施加压力，就看谁的心理防线先被攻破。适当地收集证据，完全可以使对方感到压力。最后不一定要上法庭，问题也有解决的可能。
水瑶安慰效丹让她别着急，办法总会有的。她介绍了美国的婚姻法，虽然澳大利亚与美国是两个国家，但是在文化和立法上都延用了英国的传统，会有很多相似之处。实在不行，效丹可以飞回澳洲找个律师咨询一下。
杨美珍不太能理解这群女人的做法，她说：“我斗胆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呢？听上去，这种婚姻的品质已经很差了，还有挽留的意义吗？”
任林婉茹说，当然有，因为在婚姻之中，还有孩子。杨美珍同意她的看法，不过她觉得婚姻品质才是保证婚姻不出问题的关键：“毕竟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女性通过婚姻形式，解决生存问题，不应该被过多指责。这里面更多的是生存问题，其次才有道德问题。何况很多发生外遇的家庭，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金水瑶听到过这种说法，她觉得不对。为了表达对杨美珍的尊重，她将声音尽量放得很低、很柔：“提高婚姻质量肯定是每一个家庭应该做的，但是并不是说有问题的家庭就可以被别人随便插足。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它承担着养育后代的责任，一个社会的人口素质，道德水准，是由一个个家庭承载的。如果不保护家庭，很难保障社会的稳定。你刚才说外遇的问题，有一部分是生存问题带来的，我也同意。不过生存问题不能靠牺牲道德来解决。家庭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
第二部分 新的诱惑法律咨询（2）
任林婉茹也插话说：“关于婚姻品质的问题；我也有不同的看法。要知道我们都不是婚姻问题专家，我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就步入婚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过高地强调婚姻品质，是不客观的。在西方哲学中有原罪的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不完全，都有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两个不完全的人组成的婚姻，没有任何问题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以婚姻有问题为理由，认为外遇可以合理介入的话，那我就可以说没有哪个婚姻是绝对安全的。”
徐小凤认为金水瑶和任林婉茹的话过于激烈了，担心杨律师受不了。她为杨美珍倒了一杯水，要她别在意她们两个人的直率。杨律师接过水杯，眼眶里涌出了泪水。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因为刚才的争论而不满，连水瑶和婉茹都后悔自己说得太多，没想到杨律师说：“你们讲得太好了，如果我能早一点听到这样的声音就好了。”
原来杨美珍的婚姻也在受到外遇的干扰，她那位也是律师的丈夫，爱上了办公室里的女秘书。杨美珍的儿子已经十八岁了，为了让儿子避开激烈的竞争，他们决定把儿子送到英国读大学。美珍亲自将儿子送到大学里，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安排好他的生活。安顿好儿子，她就直接飞回北京，没有通知先生。“真是头上三尺有神冥。当我回到家时，房门被从里面反锁着，我敲了半天门，我先生才出来，等我进屋时才发现，那个女秘书也在我家里。我追问他，他说他们什么也没干。我们都是成年人，说这话谁信呢，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只好承认了，还提出要离婚。理由是他爱那个女人，不爱我了。”
又是一个相似的故事，几位太太相视而笑，那笑中有许多的无可奈何。金水瑶问杨美珍是不是因为有所怀疑才提早回来的。杨美珍说完全不是。她和先生是大学同学，一起分到一家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又一起下海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打拼了几年之后，事务所在做经济案方面还小有名气：“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情感像董永和七仙女那么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先生，他经常带着女秘书出差我都没有觉得反常。我真是白痴。这件事发生后，我连办案子都没自信心。以前一听说谁做家庭主妇，我就急。我认为女人不能没有社会价值，经济独立才能被丈夫尊重。可是我丈夫讨厌我的理由就是，我太独立了，不会理家，不会做饭。为了能维持婚姻我甚至想辞去工作，做全职太太。”
金水瑶劝她别辞掉工作：“无论是职业妇女，还是家庭主妇都会受到外遇的干扰。我在博朗公司工作了十三年，我的先生发生外遇的时候，我是职业妇女，而她们几个，有的是主妇，有的是艺术家。别相信丈夫们的谎言，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理，会万般挑剔自己的原配。而你要坚信你才是这桩婚姻的女主角，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人可以使你出局。”
杨美珍问，她现在该怎么办。水瑶反问她有何打算。为了避开冲突，美珍已经离开了事务所，她想重新找一家事务所工作。水瑶劝她先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工作，不能把创业得来的成果白白让给外遇的女人。美珍怀疑经过这么大的事件之后，他们不可能再彼此相爱了，她说自己不要没有爱情的婚姻。
水瑶突然兴奋起来，她说再过两周就是她和金先生的结婚纪念日，她想搞个小型的聚会，让几个家庭有机会聚在一起，她说：“我和金先生经过外遇的风暴后，反而更相爱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任林婉茹和任先生，现在他们夫妻合力扶持一些有问题的青年人。不仅恩爱，还志同道合。”
杨美珍透露说，她之所以答应来做一次免费的咨询，就是想看看这个婚姻互助小组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见到她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大家都欢迎美珍加入，有一位律师介入，她们的实力更强了。
水瑶问依望，她和志明的关系如何。依望说比她刚来的时候好多了，但是志明还是有很多时候晚回来，他们也还没有谈到实质性问题。大家都认为依望的问题要以修复关系为主，还没有到出击的时候，依望也同意她们的看法。但是她多想快点结束这种生活呀，离婚也许是条捷径吧。依望没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她知道金太太、徐太太和任太太的观点，都是要坚定地维护家庭。说出来，她们一定会来“帮助”她，不许她离去。
大家都很关心徐太太的情况，她的先生徐博达回来之后，徐小凤不是每次聚会都能出席。徐小凤人瘦了很多，头发也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弄得整整齐齐的。从外表上看就知道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徐博达刚回来的时候，徐小凤以为他摔得这么重，一定会认错悔改。没想到他还和从前一样。好像在外面包养二奶又被二奶吃得精光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徐小凤觉得很悲哀，她甚至认为博达这种人到死也不会改变。但是经过上次的冲突，她发现博达的态度有所改变。
这几年的独立生活，使小凤的个性改变了很多，以前她很怕事，现在她遇到事不那么慌乱了。小凤把上次如何与博达正面交锋的事讲给大家听，讲完之后大家一起为她鼓掌。金水瑶觉得一个新的小凤在她面前出现了。以前水瑶鼓励她把心中对博达的不满当面讲给对方听，徐小凤做不出来。有一次水瑶急了，拿笔纸将小凤在她面前说的话写下来，让小凤回家之后照着说。徐小凤被博达回了两句就收场了。水瑶没办法，只好顺着小凤，跟她一起等待、祷告。上帝真的听到她们的心声了，博达回来了，小凤也变得勇敢了。
第二部分 新的诱惑初恋情人（1）
玲红十六岁的那年，勇敢地登上了北京的招工汽车，权宝追着汽车跑了一里路。玲红走后，权宝也离开了村子，踏上打工的道路。
春节期间，玲红回四川老家。一转眼她已经离开家乡八年了。在家乡人眼中，她已经从一个叛逆的野姑娘变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城里人。在这八年里，家乡的变化也很大，他们这个靠近县城的小村庄，已经有许多人盖起了两层的洋楼。村子里的权宝还开上了汽车。
妈妈和妹妹清点着玲红带回来的东西，她们要把这些东西分发给村子里的人，每家都要有，还得分得让大家都满意。玲红懒得理睬这件事，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这几年玲红每年都往家里寄钱，以前的平房已经翻建成两层小楼。空气中弥漫着树和草的香味，这种味道使玲红想起她的少年时光。
权宝是她的同学，她们两个人都是心高气傲的那种人。相同的个性使他们成了好朋友，权宝比玲红大四岁，家里的经济条件在村子里算中等。玲红的个性使她很早就在村子里的女孩子中显得出众。她不会穿村姑喜欢的花棉袄，戴红头绳。每次到县城她都会吸纳城里姑娘的味道。权宝的父母曾经到玲红的家提过亲，说他们的儿子喜欢玲红。玲红的爸爸说他的女儿至少要嫁到县城里，没有城市户口的人他不考虑。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