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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集权体制下的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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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宦——即宦官，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中国的宦官，从可记载的信史开始，便屡屡见于正史野集，距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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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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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习称为太监，是指古代宫廷中侍奉君主及其家族的成员。宦官一般由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男子充任。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宦官与宦官制度始终与君主专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宦官起源极为久远。根据现有资料推测，大约夏商时期王室的宫廷中就已经出现了宦官这样的角色，早期的宦官制度也随之出现。
先秦时期，宦官被称为寺人，主要来源于战俘与受过宫刑的罪犯。宦官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王宫勤杂事务，地位极其低下。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个别宦官的干政现象，其社会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总体来说宦官的势力还比较弱小。
秦汉时期，这个时期是宦官与宦官制度的成熟阶段。宦官的称号出现，宦官开始具有亦官亦奴的双重身份。宦官集团形成，汉代宦官主要归入少府、大长秋两大系统管理，并且开始干预国家政务、司法、军事等几个方面事务。东汉时期宦官的经济、社会地位与前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提高。宦官干政开始制度化，东汉的宦官干政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灭亡进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宦官与宦官制度在汉代的基础上被继承下来并继续向前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由于统治者汲取东汉教训，压制宦官势力，宦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较前朝都有所下降。南朝由于世族势力强大，对宦官势力起到了抑制作用，因此南朝四代始终罕见宦官干政现象。北朝则相反，宦官势力此时得到了较大发展，宦官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宦官不仅把持内廷高官，而且出任地方长官，宦官的经济、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宦官干政现象严重，如北魏的宗爱、刘腾干政，给当时的政局与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唐宋元时期，唐代宦官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汉代以来的少府与大长秋宦官系统，被统一归为内侍省。中唐以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出任地方监军，形成了一张从地方到中央的宦官监军网。同时，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出任，枢密使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国家决策。内侍省、神策军中尉制、枢密使制，并称唐代三大宦官制度，使得唐代宦官干政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唐代宦官集团兴盛一时，高级官员的任免、甚至皇帝的废立，尽操诸宦之手，宦官的经济、社会地位也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宋元时期，唐代的宦官制度基本上被继承下来。不过，由于宋代君主专制的加强及元代内廷任用贵族管理，宋元时期的宦官势力有所削弱，在政治上鲜有作为，社会地位也不高。
明代，是中国宦官及宦官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上层宦官被正式称为太监，宦官集团的主管机构是二十四衙门，首脑是司礼监太监。明代的宦官全面介入国家生活，包括政治、司法、经济、外交、工商业等各个方面，尤其是通过掌控司法大权，进而控制国家政治生活，给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明代宦官的干政出现制度化、持续化等特征，权阉亦是接二连三，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的经济、社会地位空前提高。
清代，宦官被统称为太监。鉴于前明宦官为祸之烈，清代对宦官势力大加裁抑。清初设立十三衙门管理，康熙年间废除改归内务府管理，并且制定出了详细的制度严格限制宦官活动，宦官的人数始终在二三千之间。清代，宦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始终被界定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只是在清末，才出现了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少数几个宦官干政的现象。
在权阉干政，给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同时，历史上宦官中也走出了不少英杰之士，东汉的蔡伦、后唐的张承业、明代的郑和、清末的寇连材等。他们以自己的睿智与正义之气，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摧毁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同时也埋葬了延绵数千年的宦官与宦官制度，宦官随之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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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花探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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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阉宦一览
阉宦———即宦官，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中国的宦官，从可记载的信史开始，便屡屡见于正史野集，距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
但是，宦官并不是中国惟一的独特的历史现象。
据考，宦官具有很强的世界普遍性。距今三四千年前，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印度王国，都曾出现过宦官这一特殊群体。
在欧洲古希腊时代，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一书中，就记载了当时王宫宦官的一些情况。希罗多德还指出，当时希腊的宦官，来源于西亚的波斯帝国。那时的波斯人认为，被阉割后的宦官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早在公元前6世纪，著名的波斯王大流士，就曾向巴比伦和亚述地区索要阉割男童，仅一批就达500名之多。而且，当时在希腊亦出现了专门贩卖幼儿的商人。他们四处诱拐未成年儿童，把他们阉割后，再转手贩卖给王宫，以牟取暴利。也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奴隶贸易了。
稍后的古罗马帝国，宦官在王宫就更加常见了。翻阅史籍，我们不难发现，在克劳帝乌斯、尼禄、维特利乌斯当政时，宫廷中都有大批的宦官当差。著名的暴君尼禄甚至还宣布和宠信的太监斯普里斯结婚，同时任命宦官彼拉哥主持特务组织监视权贵和百姓。后来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宫廷中，也有一批宦官先后被委以重任。
东罗马帝国时代，宦官更是罗马皇帝不可缺少的政治助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特夫先生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指出：“太监掌权在4世纪的拜占庭已经充分形成一种制度。”在东罗马帝国时代，太监占有了大部分部门的职权。在当时的十八等官制中，他们可以担任八级官职，被称作是“皇帝可信任的阶层”，可以充当指挥疆场作战的高级将领。东罗马历史上的名将纳西斯、所罗门，都是宦官出身。而宦官尤斯塔修斯·西米尼努斯和尼西塔斯，也成为名噪一时的海军统帅。宦官还被东罗马皇帝任命为政治军事改革的主事人，宦官出身的主计官尼西福罗斯就是东罗马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最令人称奇的是，在东罗马帝国，有不少宦官还当上了宗教首领。历史学家伦西曼曾考证过，那时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大主教都是宦官”。东罗马帝国的宦官擅权，使得皇帝也成为了宦官们的掌中之物。所以，著名的史学家阿米尼努斯讥讽说，公元4世纪的东罗马君士坦丁乌斯二世“大部分权力”都归宦官尤塞比乌斯“掌握”，皇帝成为傀儡，而东罗马也变成了“太监的天堂”。
非洲的宦官也有悠久的历史。
日本学者三田村太助在《宦官的秘密》一书中指出，在古代埃及，经常有寺庙僧侣们将用低价买来的6岁至10岁的男性小奴隶，用当地的医术阉割，然后用昂贵的高价卖到王宫和贵族府第，以此营生。魏特夫先生从《埃及语字典》等所引用的金字塔文件中，推断可能最早在公元前1500年时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埃及就有阉割的人。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尼罗河流域的宦官现象可能长期延续下来。
在古老的亚洲，西亚和阿拉伯世界曾经是宦官现象流行的地区，所以魏特夫曾将“中国和近东”，并列为政治宦官猖獗的两大区域。《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推测古巴比伦《汉漠拉比法典》里所提到的称为“季塞奎姆”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宦官。如果这个推测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西亚最早的宦官应当出现在公元前12至15世纪之间。
到阿拉伯帝国兴盛时期，西亚、近东的宦官群体更是成为政治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活跃一时。美国学者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说到，到8世纪初时，阿拉伯帝国的宦官制度，随同闺房制度一起完善起来。“第一批宦官，大多数是希腊人，而且阿拉伯人是仿效拜占庭人的宦官制度的。”闺房制度相当于中国的后妃制度，阿拉伯后宫佳丽之多，我们从寓言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可以略窥一斑。希提同时推断出，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极盛时代（公元750～847年），首都巴格达王城的三分之一供皇宫内的内眷、太监和特等官吏使用。另外，据有关的史书介绍说，当时的白人太监，称为塞拉里克（Selamlik）。还有大约600～800名黑人太监，掌管着后宫后妃们的日常生活，由于丧失了性功能，得以和嫔妃们接触。
在古代土耳其和古印度，宦官专政也曾盛极一时。有关历史记载表明，土耳其苏丹曾任命白人太监为宫廷学校的校长，专门用来训练国家文武官员，白人太监甚至被任命负责保卫苏丹私人宝库的最高官员，将教育、人事和财政大权全交给宦官。
在古印度王国，宦官称为“霍查”。那时南亚次大陆上小国林立，每一国国君都妻妾成群，役使了大量太监在王宫劳作。据说，有的小国宫廷宦官达到两万人之多。我们从玄奘西行记载中就能大致体察到这一现象。
印度的宦官一直延续近现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大城市德里、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尚存约10万阉宦，他们拥有数世纪前遗留下的特权，可以乘坐车辆不付车钱等。
中国周边国家中，古代朝鲜和古代越南，也曾出现宦官现象。
中国元朝时有两名载入史册《元史·宦官传》的名阉，其中之一的朴不花，原来即高丽宦官，他和高丽出身的元朝皇后奇氏一起来到元朝大都，和奇氏“情意胶固”，后来受到皇帝宠信，成为元顺帝时的权阉，元朝的覆亡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古代越南也有不少男童从小就被掠卖到中国内地为宦，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安南”（包括今天的越南及周边地区）不断用兵，许多越南小孩作为战争俘虏被进贡到内地阉为宦官。明成祖朱棣时，越南宦官阮安受到重用，成为建设新都北京城的主管。明王朝还不止一次向高丽、安南王朝索要进贡阉人，这在客观上刺激了越南、朝鲜的宦官群体，使得他们不断壮大。《明实录》中记载洪武二十四年，一次就向朝鲜索要宦官200名，朝鲜宦官现象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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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花探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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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阉宦
中国的宦官，产生的年代大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但是，其制度之严密、数量之庞大、左右政治之能力、影响之范围、持续时间之久远，恐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国的古史中，曾有过各式各样的对宦官的称唤。例如，寺人、奄人、阉人、宦者、中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在这些众多的名称中，寺人、奄人是史书上最早可以见到的，而在我国史书上记载的最早有姓名的宦官，也是冠以“寺人”头衔的。
古书上所能道出姓氏的最早一位宦官是寺人孟子，距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他本来是《诗经·小雅》中《巷伯》篇的作者。据史家考证，孟子（此处所说的不是战国时儒家代表孟轲）本来是个士人，因为受到谗言而被国君处了宫刑，因而成为了“寺人”。毫无疑问的是，孟子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身处陋室而心忧天下，身受宫刑而志向不改。因为据考证，《巷伯》这首诗就是作者为讥刺周幽王而写，诗中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之句，便是明证。周幽王是西周末代昏君，大好江山败亡在他的手上，他和褒姒“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早已成为千古笑谈。已成为刑余“寺人”的孟子，还给周幽王作诗上书，忧国忧民，足为中国士人的典范。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古代儒风盛行的孝悌时代，时人和后人仍尊称他为“子”，并不因他受过宫刑而藐视其人。
继寺人孟子以后的几位早期宦官，也是挂着“寺人”头衔的，不过这已经到春秋五霸的时期了。春秋时期留名的宦官有寺人费、寺人貂和寺人披。寺人费活跃于公元前7世纪初的齐国。齐襄公年间，当时贵族公孙无知想阴谋篡夺齐襄公的王位。而寺人费在一次服侍襄公田猎时，不小心使襄公坠车，脚受伤，因而挨了襄公鞭责，心存怨恨。公孙无知企图借此事，拉寺人费一同参与宫廷兵变。但是，寺人费表面上同意站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