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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过，隋文帝时已经在内廷设立了内侍省，唐初进一步完善并正式确立，宦官内廷系统正式确立，并开始和外廷官僚系统对抗。不过，宦官势力在有唐一代的真正膨胀还是来自于宦官对军权的逐步渗透，其中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唐代宦官势力的膨胀
宦官监军制度，是宦官势力走向膨胀的第一步。747年（玄宗天宝六年），大将高仙芝率军征讨，玄宗派宦官边令诚监军，唐代宦官监军由此开始。安史之乱后，朝廷派出了大量的宦官到各地藩镇监军。不久，在藩镇设立常设监军机构，即监军院或监军使院，以监军使为长官，下设监军副使、判官、小使等僚属。到了德宗年间，在中央设令监军使，由宦官担任，统领各地监军使，监军制度从地方到中央都建立起来。
为了加强监军使在军中的地位，监军使还在军中挑选精兵，建立自己的亲信部队，和藩镇分庭抗礼。宦官监军使的权力，最初只是监察军事，后来逐渐扩展到地方事务的各个方面，逐渐和藩镇节度使平起平坐，宦官势力渗透到地方各个角落。
神策军中尉制度，是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的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神策军始建于754年，始作俑者是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当时只是一戍边部队。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宦官鱼朝恩利用平定吐蕃之际掌管神策军，自此以后正式由宦官掌控。神策军最初只是分左右两厢，到德宗贞元年间开始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十支，其中羽林、龙武、神武三军在唐宪宗年间也归为宦官统领。不过，这十支禁军部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是神策军，设神策中尉两人统领，常年的兵员在十万人左右，而且军饷充足，担任镇守京畿的重任，号称天子护军。在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外重内轻的局面一直让李唐王朝难以应对，以神策军为首的禁军系统实际上成了他们惟一的一支可以依靠的核心力量。而自德宗后，宦官完全掌握神策军为首的禁军，实际上等于把住了李唐王朝的命脉。
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第三步，枢密使制的确立。枢密使制，始于宪宗。“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枢密使初设之际，职权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但是逐渐侵夺了宰相职权。晚唐时期，权阉多以枢密使身份执掌机密并参与国政重大决策，甚至与神策军中尉一道，决定君主的废立。有鉴于此，两枢密使与两神策军中尉号为“四贵”，同为宦官长期把持之职位。“是二者，皆极重要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况二者净为其所操乎！”（赵翼《廿二史札记》）
监军使制、神策中尉制、枢密使制，加上原有的内侍省，唐代的宦官内朝体系真正完备起来。皇帝借助宦官，分散了外朝宰相的庞大权力，在外朝和内廷之间，保持了一个相对的平衡。但是，物极必反，在完善内廷系统中，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卫军队，参与了高级官僚的任免，使得宦官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这种膨胀连皇帝甚至也无法控制。清代王夫之先生所言“军之生死，国之安危，毫厘千里之差九天九地之略皆系焉”，这恐怕是唐德宗亲手把禁军大权委托给宦官时所没有料到的。
中唐以后，在位君主多为宦官拥立。自穆宗至昭宗，中间除去敬宗，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帝皆为宦官所立。穆宗为宦官吐突承璀所拥立，敬宗为宦官刘克明所杀后宦官王守澄、梁守谦拥立了文宗，宦官仇士良拥立了武宗，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策立宣宗，宣宗后懿宗为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策立，僖宗为左右神策军中尉所立，昭宗为权阉杨复恭所立。由于宦官掌握中央禁军，所以能够在皇帝的册立中起决定作用，是时宦官的威权已在君主之上，在位君主亦须倚仗宦官权势才能维持皇位，因而对宦官极其畏惧。唐文宗在甘露之变后，曾被权阉仇士良当面历数过错而俯首听责。唐昭宗时，权阉杨复恭因拥立昭宗即位，甚至敢责骂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唐代后期宦官的骄横恣肆，可谓前无古人、来者难追。
就现存史料来看，高力士有妻吕氏，李辅国有妻元氏，陈忠盛有妻成氏，孙常楷有妻邵氏，仇士良有妻胡氏，刘遵礼有妻田氏，等等。其中，不少宦官还广纳妻妾。有妻当然就有子，唐代宦官的养子之风一直延续到唐末。当时规定宦官养子一人，但实际上宦官养子大都超出这一限定，仇士良有子五人，彭献忠有子六人，杨复光养子至少数十人，而杨复恭养子超过了六百人。宦官养子，成为唐代宦官的重要来源，同时进一步壮大了宦官的势利。根据当时的规定，高品宦官的养子能够萌引入仕、承袭封爵，同时权阉大都逾制为养子谋求高位。通过权阉，养子往往能成为高级宦官。如仇士良之养子，长子仇从广为“宣徽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给事”，次子仇亢宗为“光禄大夫检校散骑常侍、上柱国”，三子仇从源为“阁门使、朝散大夫行内侍省内府局丞”，四子仇从渭“邠宁监军史、中散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局丞”，第五子因年幼尚未入仕，上述四子官品均在五品以上。由于宦官养子亦为宦官，养子之养子又复为宦官，所以形成了世代为宦的宦官家族，最著名者莫过于前文所讲的晚唐杨氏家族。唐末宦官养子，其势力涉足到禁军统帅、藩镇节度使等地方高级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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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膨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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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宦官专权以及对外朝官僚权力的不断侵夺，朝臣官僚体系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出现了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南衙，习指宫禁以南的朝官官署；北司，指宫禁以北的宦官官署。南衙与北司之争，自中唐后一直至唐末，北司宦官系统在争斗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顺宗永贞年间，王叔文、王伾等朝臣力图改变宦官专政局面，准备采取措施剥夺宦官统领禁军之权，失败未果。宦官集团头目俱文珍接着逼迫顺宗退位，然后王叔文等主张革新的大臣被贬谪外地，永贞革新失败。公元830年，文宗任命宋申锡为相，密谋查处宦官专政，不料事机泄露，宦官王守澄反而诬告宋申锡谋反，宋申锡被贬退，受牵连者达数百人。五年之后，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在文宗支持下，再一次密谋以武力铲除宦官集团，史称甘露之变，失败后李训、郑注被杀，一大批朝臣被灭族，受牵连者上千人，外朝官僚系统遭到空前打击，彻底败下阵来，自此以后再也无力有效地制约宦官。
在唐代内朝体系逐步确立过程中，宦官对军队的渗透也逐渐深入，由掌握以神策军为首的禁军系统开始，并且伴随着蚕食原来的外朝禁卫系统，这是唐代宦官势力恶性膨胀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源所在。
讲述宦官对军队的渗透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唐代的兵制。唐初，建立府兵制，兵员大部分来自小农。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府兵的日常开支，都是来自小农上交的赋税，府兵制的推行离不开均田制。府兵分为内府和外府两种，内府为中郎将府，名为“亲卫”、“勋卫”、“翊卫”。亲卫辖一府，勋卫和翊卫各辖两府。内府的士兵全由官宦子弟担任，承担宿卫宫禁和正殿各门的重任，驻扎在长安太极宫前的朱雀门，其位置在宫城南边，所以被称为“南衙禁军”。唐初，在全国设634府，其中在关中京畿地区261府。南衙禁军的士兵，大多数来源于府兵。
在南衙禁军驻扎地的北面，还驻扎着一支军队，因为在宫廷禁地，又位于南衙的北面，所以被称为北衙禁军。这支军队最初分左右屯营，归南衙禁军统领。到了唐高宗年间，扩编统一组成左右羽林军，此时北衙禁军才正式脱离南衙禁军，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北衙禁军的士兵，主要是内府府兵，也就是官宦子弟。684年，武则天借助北衙羽林军废黜了唐中宗。707年，武三思集团的叛乱也是被羽林军所镇压的。玄宗时，北衙禁军增加了左右龙武军；肃宗时设立左右神武军，加上原来的左右羽林军，被称为北衙六军。自从武则天后，北衙禁军的地位日益重要，势力也迅速膨胀。
安史之乱后，南衙禁军规模不断缩小。与此同时，北衙禁军由于来源于官宦子弟，是一支“父死子继”的职业化军队，财源充足。同时，由于驻扎在宫廷禁地，还不时从京畿地区的府兵中抽调士兵补充进来，所以北衙禁军在中唐以后就大大膨胀。到了德宗年间，加上增设的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并以左右神策军为核心，以宦官为统帅的北衙禁军成为唐中央朝廷惟一一支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宦官对军队的渗透基本完成。
窃夺了中央禁军系统的指挥权后，宦官集团进一步巩固了对该系统的统治地位。左右神策军中尉一职，由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中尉副使同样也是由宦官担任。原来的北衙六军，设“六军辟仗使”一职，就是六军的监军使，由宦官担任。左右神威军，，设中护军为统帅，由宦官出任。这样，北衙禁军系统的统帅，全部来自宦官，使其完全置于宦官集团的控制下。
在北衙禁军完全落入宦官之手后，宦官集团利用手中权势，大大扩展其实力。北衙禁军的主力部队是骑兵，因此宦官集团大肆向马政系统渗透。不过，和宦官窃夺禁军系统一样，这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唐代的马政，分为以“监”、“牧”为名的国家养马场系统，以“闲”、“厩”为名的皇家御马系统。北衙禁军的马匹，都来源于皇家御马。监、牧系统，每年都要选送良马给皇家闲、厩系统，以保证皇室有大量优良的马匹可以选用。武则天时，设立“飞龙”六厩，让宦官出任飞龙使，专管皇室御马。飞龙厩中饲养、训练马匹的人员，被称为“飞龙小儿”，他们骑术高超、胆艺过人，实际上成为宦官直接控制的一支精锐武装。宦官通过出任飞龙使，掌握了闲、厩系统，使北衙禁军的马匹来源有了保证，又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间接地壮大了宦官的军事力量。
唐初，设立军器监负责管理兵器制造，由外朝官吏主管。肃宗年间，军器监设大使一员、副使两员，都由宦官出任。唐玄宗时，设立弓箭库，由宦官主管，大宦官吐突承璀、彭献忠都主管过弓箭库。由此可见，中唐以后，宦官的权力之手，已经深入到了军队的兵器制造、保管、装备等环节。唐代宦官对军队的掌控，已经到了无所不入的地步。
至于南衙禁军到了780年仅剩下威远营，是惟一一支有实力的部队。在宪宗年间，威远营也被宦官统帅。南衙禁军，至此已经名存实亡。
从初唐到德宗年间，大约100多年的时间，宦官集团通过内侍省、枢密使制，为他们参与政事提供了制度保证。通过出任神策军中尉、监军使，掌握了中央禁军系统和监控地方节度使，建立了一套自地方至中央的宦官军事网络。在政治上，他们与宰相平起平坐，其权势甚至超过宰相。在军事上，他们把中央禁军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逐渐渗透到军队的各个部门，掌握了李唐王朝的军事命脉。他们控制了内廷，然后控制外朝，皇帝的废立、国家的重大决策、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都由宦官做主。可以说唐代宦官与皇帝关系，到中唐以后已不是一种主奴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对立关系，皇帝在重用宦官的同时，也埋下了唐王朝覆灭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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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膨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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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元时期的宦官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节度使对唐末宫廷的宦官大肆杀戮，而且五代十国是典型的军人专政，“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加上政权更迭频繁，宦官集团此时被大大削弱了。除了后唐和南汉政权出现过短暂的宦官干政外，其他的政权一般都少有宦官之祸。
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本人对唐末宦官的祸害有着切身的体会，因此对宦官干政防范严密，宋代宦官没有太多作为。北宋前期，宦官广泛地参与到军事活动中，在削除地方割据政权、抵御少数民族进攻、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宦官王继恩参与灭亡北汉的战争，宦官张崇贵曾长期出任西北地区监军、都监等职，主持与西夏的边地战务，有效地遏制了党项军队对北宋的侵扰。北宋末年，宦官势力一度兴起，出现了童贯和梁师成两大权阉。南宋末年，也曾出现类似情况。但是，有宋一代专制皇权高度集中，宦官集团无法掌握军事势力，在中央也无法形成合力，因而宦官祸害终宋三百年亦不严重。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