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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高力士本姓冯，在圣历初年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贡入宫后，由宦官高延福收养为子，改姓高。中唐以后，宦官收养儿子的数量大为增加，有的宦官一人即收养义子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发展成为极具威胁的政治力量。为了抑制宦官的势力，历代王朝都曾作出一些禁令或限制宦官收养义子的有关规定，唐代就曾规定宦官只许收养十岁以下的阉童一人为假子；宋代也规定年满三十的宦官才可以收养一个小宦官为假子，并需登记备案，不过上述规定最后都成为一纸空文，宦官收养义子的数量都大大超出。唐代权阉仇世良养子五人，彭献忠有养子六人，杨复恭养子更在六百以上，而且他们的养子也不尽是阉人。宋代也有许多宦官收养宫外正常男孩，宋真宗时还有宦官外出掠劫民家小儿，以致出现其母抱儿投海的惨剧。清代权阉李莲英也收养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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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人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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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宦官到中年，朝廷允许其领养假子，但并不是每一个宦官都有能力领养的，他必须具备相当职位和经济能力作为条件。换言之，一个宦官要想成为养父或义父并非易事。因为在人们的世俗传统，入宫为宦本非光彩之事，而做其养子更是有辱祖宗，若没有高官高爵或丰厚的钱财相吸引，是不会有人甘愿为之的。同时从另一角度看，大宦官们都很看重养子，养子不但可以继承其财产和爵位，更重要的是养子可以为其尽孝，在其死后应披麻戴孝、服丧守灵，并在年节之时为其祭祀，如此一来方能在其死后不至成为没有依托的孤魂野鬼。所以，宦官们对养子的选择一般来讲还是十分慎重的。
明清宦官与传教士
宦官们遭受宫刑之后，心理和生理上严重失衡，因而在心理和感情上需要寻找寄托，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信佛，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自己阉割为宦不过是削发出家。这样，以求得他们心理的平衡。
唐肃宗时期以丑陋凶狠著称的权阉李辅国经常身挂念珠，不食荤腥。明代正派刚直的宦官兴安临终前要求将自己的骸骨磨成粉，埋入佛寺。权阉王振也笃信佛教，明英宗朱祁镇曾在智化寺为王振建“族忠祠”，并供奉王振的雕像。
清代顺治帝的心腹宦官吴良辅尤其喜好佛事，进而影响了年轻的皇帝，他常引见佛学高僧与皇帝往来。吴良辅在病重时，还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剃度仪式。宦官们信佛并不是悟性顿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在知识上相对肤浅，天资上也无过人之处，他们信佛只是在苦闷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以求得一丝可怜的宽慰。
宦官信奉道教的也很多。同治十年，慈禧太后身边的二总管刘多生拜北京白云观观主张宗洛为师，并取法名刘诚印，道号素云道人。他后来还继任白云观第二十代观主，并在龙门派的基础上创出了龙门分支霍山派，成为一代道教宗师。刘多生为了扩大道教的声势，曾先后捐募白银两万一千多两，在白云观传戒三次，受戒者达一千一百多人，宫里有许多宦官都受了戒。刘多生还自捐白银三千六百多两，购昌平县良田十五顷，作为白云观的香火之资。据统计，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代的宦官寺庙二十六处，仅刘多生一派建造的就有二十处之多，其中尤以地安门鼓楼后娘娘庙胡同的鸿恩观、北海东夹道的素云观和蓝靛厂立马关帝庙规模最大，香火也最盛。
除了信奉佛、道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宦官———主要是上层宦官在与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的交往中信奉了西教。
16世纪后，西方殖民势力兴起，开始对全球进行扩张，建立殖民地，美洲大陆、非洲沿岸地区、亚洲的印度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地。伴随着着西方殖民者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也接踵而至。至迟在明万历年间，在晚明宫廷中就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的踪迹。他们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与中国各个社会阶层进行了交往，这当中就包括有晚明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宦官群体。
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陆的耶稣传教士之一，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在广东肇庆开辟了第一个传教点，以后又去韶州、南昌等地传教。在利玛窦交接的朋友中有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1598年6月两人准备一起乘船去南京。在商议进北京之后如何活动时，王忠铭暗示利玛窦，将一座西洋钟送给皇帝之前，亦须将另一座同样的钟送给宫中的一个管事宦官。王忠铭的建议启发了精明的利玛窦，使其明白了要把天主的福音带到中国皇帝的身边，就必须先打通宦官这一至关重要的关节。因而利玛窦到南京以后，就非常注意结交上层社会的宦官。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记载利玛窦在南京时，所结识的一位权阉：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他就是皇宫的太监总管。他管理着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他还管理着京城各城门的税收……这个人还兼有各种职务，他总是大肆耀武扬威，显示自己的权力。他上了年纪，有点老朽，像一切宫廷太监一样，他也有些谄上欺下，在接待利玛窦神甫时就表现了这种性格。他的几个手下人吩咐利玛窦要用一定的头衔称呼他，诸如殿下之类……这位太监头子耳朵不中听，有名助手在他耳边说话，想来是重述神甫的谈话内容。在最初进见时，利玛窦就按照习俗主动地祝愿主人千岁。老人听到这种祝愿，十分高兴，会见结束时就拿出一件厚礼送给利玛窦神甫。神甫没有接受，也没有答应把主人所要的玻璃三棱镜送给主人。据说，利玛窦所结交的这位“拥有无限权力”的“太监总管”就是大宦官冯保。
翻阅有关史料佐证，发现此说并不足信。冯保是万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一代名相张居正同时把持朝政。他内侍皇太后，外倚张居正，挟制幼帝，皇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明史·冯保传》）。但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皇太后时已久归政，冯保就失去了依凭的靠山，1586年神宗便对冯保执役重刑———杖责八十，并将其谪贬南京闲住，并尽籍其家。被贬在南京的冯保此时绝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和声势。同时，利玛窦一生仅到过南京三次，从他活动的时间，可以推断与这位老宦官相识大约是在1599年至1600年，这距冯保被贬已有十三年时间，以冯保在其家被籍的窘迫境况下恐怕很难与利玛窦见面。但不管怎样，明代宦官与耶稣传教士于此时已经开始有联系了，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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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人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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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9月，利玛窦初抵京师，“客忠铭家，宫内宦官首领来访，颇羡赏其贡物，然见彼无炼金术，不为上达。时有流言，谓此种外国人得为日本人间谍，彼等为慎重计，复返南京”（费赖之《入华耶稣传教士列传·利玛窦传》）。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传教的计划流产了，在京逗留两月后利玛窦离开了京师。但就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从宫中宦官对其进宫的阻碍，从身居高位的王尚书也需要同宫中宦官拉上关系的事例上，利玛窦意识到宦官在明代高层权力结构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1600年年初，利玛窦偕西班牙籍耶稣传教士庞迪我二度进京，就“依某权阉之庇”，此处所云的“权阉”是利玛窦由南京出发同行的一位刘姓宦官。利玛窦二度进京本想依托宦官的庇护，孰料在山东碰上了麻烦。
当利玛窦行至山东临清时，遇到贪婪的税监宦官马堂。马堂作为税使，其职责是对进京上贡的西方传教士加以保护，并及时上奏皇帝。但马堂却下令将一切物品运到府内保存，让利玛窦等候御旨。而一道从南京北上的“权阉”刘某却撇下利玛窦一行，自己单独进了京。眼见马堂企图将贡物送至府内“保存”，精明的利玛窦急忙以自鸣钟需要专业人员照看为由加以拒绝。马堂勉强答应贡物留在船上，并派两名差役看守。利玛窦等人在天津滞留数月，直到一日万历帝突然问起西洋自鸣钟为何不送入宫中，宫内宦官这才赶紧传旨让利玛窦一行进京，此时已到1601年元月8日。
利玛窦进入北京，几经周折，这既反映出万历皇帝的昏愦，又看出宦官马堂等人的专横和贪婪。宦官们的贪婪和无知，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其他耶稣传教士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领教，如意大利籍传教士郭居静第一次随利玛窦进北京时，乘的是王忠铭向宦官租的航速较快的“马舟”，郭居静性喜清静独处，自己出钱租下一间大舱，与王忠铭的仆役分开，预先已把议定的租钱的一半（十六两银子）付给了舵手，而船主宦官竟然不管已付一半的事实，硬要勒索全部租赁费。最后甚至威胁要把郭居静赶下船，最后还是利玛窦多方劝说，请王忠铭出面，才没让骄横的宦官得逞。
1604年，葡萄牙人费奇规由南京至北京，一路也是“颇受导引之阉人虐待”。费奇规受到负责船队的宦官的威胁，要把他赶下船去，行贿之后才摆脱了困境。此次与费神甫同行的还有传教士黎宁石、杜禄茂等人，他们在经过由宦官把守的关津时，常常要送些小费才能顺利过关。
汤若望是明清之际活跃在京师的耶稣传教士，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过杰出贡献。“崇祯十年十二月，钦天监官自知测验不及西士，心甚嫉妒，乃上疏言汤若望等所讲天主教道理，大悖尧舜孔子之道。上疏后，又贿嘱内宦，在帝前毁谮西士。”（黄伯禄《正教奉褒》）由此可见，朝廷内保守势力还曾与宫内宦官相勾结，阻挠耶稣传教士在钦天监的工作。
自从利玛窦等耶稣传教士定居北京后，传教士们与宦官的关系就有了一些变化。利玛窦说：“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进宫，不过，我们只在有机会时才利用这一恩旨，进宫去就去调时钟或干其他工作。”穿着儒生的衣冠鞋履，进入女人与和尚不得入内的禁闭场所。庞迪我神甫被负责维修自鸣钟的宦官召请进宫，他们多有馈赠以示谢意，或者来到居留地向神甫们表示友好。随着驻京耶稣传教士传教工作的深入，宫中有些宦官也开始信奉了天主教。德国人魏特著《汤若望传》记载：在这样鄙劣的宦官中，尚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人物，竟成了汤若望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好助手。此人姓王，本来是在先皇帝乳母处充当侍仆的体面位置，可是因为出身较优阶级，所以他的性情行为俱皆温和文雅……他在受洗时所得圣名是若瑟，并且自此之后就变成了一位模范的基督教徒。汤若望向他授以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使命，他付与他向宫中妇女施行洗礼之权，他令他向她们宣示教义，并且来回转递教士与宫中妇女之间的函件。
1604年，汤若望在禁中举行第一次弥撒。1631年，宫中已有10名宦官受洗；1632年，宫中已经有40多名宦官信教。宦官中信奉天主教，与耶稣传教士交往最深的，当数活跃在南明政治舞台上的庞天寿。庞天寿圣名亚基楼，本是崇祯宫中御马宦官，在天启年间，由汤若望发展入教。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时，他恰好“奉敕至南京”；南京为清所陷，又逃至福建，效力于隆武政权。隆武死，又归附永历小朝廷，得帝信任，仍为司礼宦官，“为明尽忠，誓死不二”（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在庞天寿影响下南明两宫太后与正宫皇后及小太子都信奉了耶稣基督。皇宫卫队的旗帜上都写上了拉丁文，画上十字架。活跃在南明三朝的大宦官庞天寿曾与三位著名的耶稣传教士有过频繁的接触，这三人分别是：毕方济、瞿纱微和卜弥格。
毕方济，本是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与庞天寿一道为南明弘光政权出使澳门。失败后，隆武帝又派庞天寿与其再次奉使澳门。由于隆武帝被清军杀害，“因庞天寿之进言，永历帝仍以隆武帝所付之特权授之”（《入华耶稣传教士列传·毕方济传》）。毕、庞二人向澳门当局商议借兵之事，“以成前朝未竟之志”。结果澳门当局一一皆允，遣兵三百名，以瞿纱微为随军司仪，携带大炮数门，前到桂林助战。此时，毕方济已是66岁的老人，不久，又一位耶稣传教士瞿纱微走上了南明的政治舞台，且与庞氏关系密切。瞿纱微，德国籍传教士，伴随着300澳门葡萄牙军人，以随军司仪的名义进入中国内陆传教。一到永历朝廷，他就在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