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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在安徽巢湖县城，笔者访问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本书作者在湖南省醴陵县左权纪念碑前留影
（2002年11月）安徽省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侯又生老人，他谈了黄埔军校，也谈了许多人生的哲理，使笔者获益匪浅。自此后，笔者曾同侯老保持着长达10多年的通信联络，直到几年前侯老去世。侯又生老人又名侯爵（1950年底改名），曾两度黄埔军校，他兴奋地说：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永远难以忘怀。在本书出版之际，现撷取当时采访侯老所谈在黄埔军校学习和生活见闻的几件轶事，以缅怀侯老。本文初稿，侯老生前曾亲自修改过。
从孙中山卫士队考入军校侯又生，祖籍广东梅县，他的父亲是跑南洋的小商贩。从少年时，他就喜欢看《三国演义》，崇拜诸葛亮，萌发了从军当军师的想法。加之家庭生活困难，在读了3年小学后，到汕头学徒。在汕头，他独自跑到潮汕镇守使刘志陆处，在厨房当勤务兵，不到3个月，家中就把他领回去了。但他想当兵的愿望一直埋藏在心底，当他从南洋等地做工回家后不久，1922年底，又经一位堂兄介绍，到广州市驻军机关枪营营部当上了上士文书。
1923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侯又生报名去了孙中山卫士队，在那里当卫士，负责保卫警戒大元帅府的安全。他回忆说：“记得孙中山先生的那位俄国顾问经常出入元帅府大门，而他往往又多是夜晚才从珠江上下船进入元帅府，我们守卫在大门口的士兵就向他问口令，他回答不上来，只是紧张地用那夹生的半俄语半汉语的话回答道：‘俄来……’我们听出是俄国顾问的声音，也就放他进来。他走到卫士面前点点头，满意地跨入大元帅府。久而久之，卫士们便习惯称这位俄国顾问为‘俄来’。其实，他的真实姓名读音很长，我们也叫不上来。”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黄埔长州岛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对于这所军校的性质和将来的作用，孙中山卫士队的卫士们早就听孙中山先生多次讲过，于是当军校刚开始宣布招生，卫士队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加应考。为了便于管理，军校还规定，原来当过兵的可以报考军校班长以上干部。孙中山卫士队的每个人当然都有这个良机。当时，卫士队的全体卫士都准备参加考试，心情格外激动。侯又生为了有更大的把握，决定既报考干部名额又报考学生名额。他马上抓紧时间复习，并请在广东高师读书的叔叔侯昌龄帮助辅导。
黄埔一期毕业生侯爵（又生）1988年春节给本书作者的贺年卡
侯又生在上小学时，只学习了四则运算，他说他那时最大的学问是知道“公倍数”，对其他数、理、化再深一点的知识可说是一窍不通。侯昌龄帮他拟了国文题，说出题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并教一些数学中的比例等基本知识。侯又生也经常翻阅《广州民国日报》等刊物，“临阵磨枪”地似乎真的学到了一些政治术语和常识。没想到，上了考场后，他发现原来押的题，八九不离十，基本上全押到了。
邓演达负责监考，可能是因为侯又生戴的是卫士的帽子，很显眼，邓演达专门拿起侯又生的试卷看了看。侯又生问：“对不对？”邓演达点了点头，又去看别人的试卷去了。考试结果，出乎侯又生所料，他竟然干部、学生两边都考中了。成绩名列本期第169名。他所在的卫士队去了30多人，只考中了他和杨步飞、冯圣法3个人，许多高中生都没有考中。
军校学习生活黄埔军校的办学方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以，对原来当过兵的，比较重用。一般都任命为班长等职务。侯又生接到录取通知后，按规定于1924年5月3日提前两天进校，一般学生都是在5月5日进校。进校后，教授部主任王伯龄又进行面试，考试的题侯爵90寿诞时赠送本书作者的照片目是：“为什么军队要练习齐步走？”侯又生回答说：“形式上的统一，以求意志上的统一。”侯又生从王伯龄的脸色上看出，他并不太满意。几天后，侯又生被分配到第2队第19区队第7分队，任副分队长。正分队长是余海滨，是个老兵，后来在第一次东征中牺牲。
第十四章 拜访黄埔一期毕业生（5）
侯又生回忆说：“记得当时我所在分队队列中按高矮个排列顺序是：王家修、李延年（实际上他个子最高，因为他长得瘦，不好看，就排在第2名）、焦达梯、周士第、侯又生、酆悌等。在课堂上我和周士第同桌。”
侯又生是在大元帅府由冯自由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到军校后又重新登记。廖仲恺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们刚来不熟识，填加入国民党组织的介绍人，就写我好了。”由于叶剑英是侯又生的梅县同乡，时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侯又生就在登记表介绍人一栏中写下了“廖仲恺”、“叶剑英”两个人的名字。
考入黄埔军校在当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为能考入这所革命军校，很多同学都费了不少心思。如黄鳌和郑洞国，他们两个人是表兄弟，在考试时，郑洞国身边没有中学毕业证书，便借了黄鳌的毕业证书去登记报名，考试中用的也就是黄鳌的名字。同时，黄鳌也参加考试。结果两人都考中，又恰好都分在第2队。所以，一旦有信件寄来，一喊黄鳌，两个人都争着跑上前来要信，成为当时大家逗笑的一件乐事。毕业前夕，郑洞国才正式恢复正名，大家方知有这段趣闻。又如周士第，籍贯本是广东省，在登记时他担心广东人参加考试的人太多，不易录取，就改填为河南省人，进校后才公开说明自己是广东人。这些小事都反映了当时广大热血青年渴望进入这所典型的革命军校的迫切心情。
在军校刚建立时，校内国共两党斗争并不明显。有许多共产党员的身份都是公开的，与侯又生同队的同学洪剑雄，是校内知名的共产党员骨干分子，他经常给《向导》投稿，给侯又生留下的影响很深，为此对洪的才干也非常羡慕。还有周士第、李之龙等同队同学，活动都相当出色。平定商团前夕，李之龙等人经常在夜晚去江边观察商团运载武器的船只。因为侯又生当时在班里负责，李之龙等人晚上出去都打个招呼，侯又生也知道他们一定另有任务，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可以休息，不出操了。在当时，有些人认为侯又生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侯又生诙谐地回忆说：“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是个思想糊涂分子。将近毕业时，周恩来主任曾找我，选我去特别训练班，我退却了。对于后期军校内两派的斗争，我是持观望态度的，抱定了哪边也不参加的态度。”
军校的学习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有时，侯又生曾产生过学不下去了的想法，但他最后仍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军校的伙食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好的，娱乐生活也很丰富，新成立的“血花剧社”编排了很多节目，印象较深的是，同学曾扩情长得像老太婆，每逢有老太婆的角色，也就必然由他主演，同学们背地里曾叫他“老太婆”，也是句笑话而已。那时，同学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难得有一点空余时间聚在一起，就笑语连声，那首著名的《国民革命歌》，大家即兴填了多首新词，竟也成了同学们逗趣时私下的“流行歌曲”。
关于前几期学生编队情况，侯又生的记忆是这样的：第1期，第1、第2、第3队，是硬考来的，每队定额是120人。第4队是备取生和保送生合并成的1个队，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参差不齐。第5队，是吴铁城的警备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的，但第5队并入时间很晚，不算第1期，而明
侯爵先生送给本书作者的全家福照片（1993年夏摄影）
确规定是第2期，但在同时学习。而与之几乎同时并入黄埔军校的第6队，是程潜军政部讲武学校的学生，由于东征中急需人，这一队中老兵又多，有实战经验，并入本校后马上开赴东征前线，算为第1期。另外，还有一个第7队，不知什么原因，后被取消。第1期学生毕业后，由于东征等原因，大多数并没有立即离校，所以再开办第2期，由于受校舍限制，招生名额受到很大影响，人数比第1期少了近三分之一，但素质却相对地提高了，学生中多是高中毕业生。第3期是在参加东征的两个军校教导团战后所剩人员基础上组建的，又招收很多报考的青年人，人数增加了很多。
第十四章 拜访黄埔一期毕业生（6）
东征途中为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盖章在东征前夕，由于侯又生是广东本地人，军校就先派他回家乡做接应工作，收集情报，配合东征的顺利进行。当时他任第2连1排长，这次外出执行任务是由营党代表章琰亲自交代任务的。战后，由于章琰阵亡，侯又生也就找不到人汇报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没隔几天，连长蒋先云见到侯又生后问，汇报情况没有，他让侯又生赶紧去向周恩来主任汇报。周恩来主任在东征中骑的是一匹小白马，侯又生在路上找到周主任，向他汇报了这次执行任务的经过。周主任
1994年元旦侯爵先生送照片给本书作者的签名
听到侯又生说，章党代表牺牲，就没地方汇报了，连说侯又生“糊涂”，以致侯又生多年后仍铭记着这一严厉的批评。
棉湖战役后，打兴宁，同队同学桂永清是第一个冲进兴宁县城的。军阀林虎的司令部就驻在这里，县城相当繁华。可笑的是，桂永清冲入县城后，收罗了很多较好的衣服，占为己有，并想通过邮局寄回家去，结果把他和他那个准备外寄的大包袱一同被巡逻队带到了校本部。根据军校条令，抢劫财物者枪毙。蒋介石校长知道这件事后，怒气冲天，让拉出去枪毙，但他以前曾说过，他是不会枪毙他的学生的，同学们也就此怕校长开杀戒，赶忙为桂永清求情并担保，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但口头上仍说：“你们谁担保也没用，除非党代表廖仲恺，谁也不行！”意思很明白，桂永清可以保住一条命了。为此，桂永清在以后拼死地为蒋介石卖命，曾任国民党海军司令。退到台湾后，死在国民党陆军总参谋长任上。
东征中，后方革命政府多次派人到前线慰问，周恩来主任的夫人邓颖超也来到前线，鼓励革命军为人民而战。有的同学悄声问别的同学：“这个女人是谁？”答曰：“是周主任的老黄埔一期学员队队长茅廷桢烈士，在北伐战争中牺牲。婆。”这句话让邓颖超听到后，她笑着对大家说：“我是邓颖超，不要称呼我是周主任的老婆，你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呢？”一席话把大家说得哄堂大笑。
侯又生小时候看“三国”，想当军师的心理可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回梅县执行完任务后不久，就申请当参谋，不愿再带兵。这时，校本部参谋处处长茅延祯正是侯又生原所在第2队的队长，人缘很熟，他答应了侯又生的要求，分配到参谋处当参谋。茅延祯对侯又生比较了解，也就十分信任，去后没几天，他让侯又生一个人负责为黄埔军校第1期的全部毕业证书盖章。侯又生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梅县校本部，时间是1925年3月中下旬。我就坐在蒋校长办公室一边仔细地向已写好了姓名的每张毕业证书上盖章，共用了3个样式的章。章由茅延祯发下并收回，连续盖了3天才盖完。为此，至今有两个数字我还记得，第1期学生进校时是527人，毕业时是487人。加上后期由湘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的第6队146人，共有毕业生633人。”
北伐战争中，侯又生到叶剑英为参谋长的北伐军总预备队指挥部任谍报科少校代科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为国民革命军传递情报，提供情况，消息相当准确，为北伐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北伐战争后，侯任上海市虹口区警察局局长等职。1929年初，侯又生又第二次踏上广州黄埔岛，任军校第7期学生队第3中队的中校中队长。这时，军校已经变质，已不能同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同日而语了。
侯又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安绥靖公署高参、第34集团军高参、国防部少将部附、参议等职。新中国建立后，经特赦随儿女定居安徽省巢湖市，1986年起历任政协巢湖市第1至第4届委员会委员和华东5省黄埔同学会顾问、安徽省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民革党员）。任职期间，他积极搞好统战工作，与国内外黄埔同学取得联系，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97年3月17日，在巢湖市人民医院宅内去世，最后时刻没有打针吃药，没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