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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在即位做了皇帝之后，马上就施展伎俩逼死了弟弟廷美，侄子德昭、德芳（太祖第四子），为自己皇位的稳固免除了后顾之忧。另外宋太宗为了防止前朝大臣怨恨激愤，就下令让他们去修《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让他们天天沉没在纸堆中，不让他们有时间发牢骚；对于范质、王溥等朝廷重臣，太宗采取了威逼利诱的策略，牵着这些老臣的鼻子走。另外他还发动了两次对辽战争，将朝野内外的注意力转移到边防上去，同时乘机巩固了兵权。宋太宗在不用旧臣的情况下，不断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他在位二十余年，常常几天几夜地亲自阅卷选拔官吏，先后选士达到数万人之多。另外在选拔的这些士人之中，宋太宗还比较喜欢重用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苏轼就曾在《东坡志林》卷三中尖锐地指出“西汉风俗谄媚，太宗朝也有谄媚之风”。在旧臣修书，新臣谄媚的情况之下，那些五代遗臣入宋任史官的沈伦、李穆、扈蒙等人时时刻刻谨慎言行，平日里那些著述的文章也大都销毁，连腹诽都不敢，哪里又敢提到太宗的不是。所以太宗的“烛影斧声”的原委在朝野没有人敢议论半句，正史中也没有记载。
为什么太祖时期的起居注没有提到“烛影斧声”的事件呢？按理说从周代产生史官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遵守着天子不看起居注的规定。当年宋太祖在世时，与其弟赵光义的斗争十分激烈，怕有些内容泄露出去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对宋朝的统治不利，于是议事常常回避史官，史官也就不能记录到什么实际的内容，只记一些君臣见面辞谢等无关痛痒的事情。到太宗朝时恢复了正常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制（它是唐高宗时设下的由宰相记录的皇帝与君臣的奏对即时政记），可是偏偏在宋太宗朝时，太宗一反皇帝不看起居注的规定，命令参知政事记下的时政记必须先送太宗审阅，然后再送史馆。还有当时的起居注院所编著的起居注也必须先送太宗审阅后再交给史馆，如此一来，在太宗与大臣的对话中，凡是不利于太宗的，宰相和史官都必须回避粉饰，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太宗后，宋朝历代所修的时政记、起居注都要先拿给皇帝看再送交史馆，这样皇帝的言行就无法保证全部如实记录，所以宋代的正史是有很多疑点的。
太宗还亲自挑选了一批官员来修《太祖实录》（皇帝实录是撰修一代国史的基础材料），虽然《太祖实录》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不过从后代所撰修的《宋史》来看，《太祖实录》并没有提供充足的事实，不是一部信史的素材。
所以说宋太宗是用权势来治史，虽然这样使得宋朝正史对太宗夺权一事记载不多且多有隐讳，使我们不可尽知太宗的篡位之事，但是太宗皇帝毕竟有他鞭长莫及的地方，当时辽国的史官就在《辽史》中记载了宋太宗篡位的事。而在北宋的正史中也做过曲折的表述，太宗晚年想传皇位给他所钟爱的长子楚王元佐，可是元佐却要父王遵守那个“金匮之盟”来成全叔父，以免陷君父于不义，可是太宗不听，元佐一气之下假装发疯，来表明自己不做皇帝的决心，这实际上也在暗示着宫中的昔日往事。而宋高宗赵构由于无子，传位给太祖的七世孙，即宋孝宗，之后，孝宗朝的史家李焘马上就在他所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提到了“烛影斧声”这件事，孝宗还赞扬他记事真实可靠。不过这些记史由于缺乏当时的史料，所以都终究只是含含糊糊，因此后人对太宗篡位的事情无法完全明了。
赵匡胤之死和赵光义上台，二者之间太多的巧合和离奇，史学家只能根据已有记载进行推理，但是尚无确凿史料推翻以前观点。赵光义登基至今是个谜，以后也很难说情楚。人们之间即使亲如兄弟，亦多可共患难、不易共富贵，一遇权位、金钱之争往往演出一幕幕宫廷政变或残酷竞争。
第三部分 “金匮之盟”是否是骗局
宋太祖赵匡胤死时“烛影斧声”存在种种疑迹，在臣民眼中，赵光义即位是颇不光彩的。为了寻求一个法律依据，取得天下人民的信任。赵光义即位不久，就出现了“金匮之盟”的说法。
“金匮之盟”指的是宋太祖、太宗的母亲杜太后临终时要求儿子太祖赵匡胤传位给赵匡胤之弟赵光义的一份遗嘱。据传当日杜太后病危，急召赵匡胤等人受顾命。太后问赵匡胤：“你知道自己是如何做了天子的？”赵匡胤十分悲伤，伤心地不能回答。杜太后又说：“我已经行将就木，你哭管什么用呢？我时日已不多，你怎么只哭呢？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大事。”赵匡胤见状，只好回答母亲：“我能做天子，全是先祖与太后积功积德的结果。”杜太后听后，有些生气，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样！你能当天子是因为周室国君年幼，群心不附的原因。倘若周室有长君，你能当上皇帝吗？”继而又说：“你与光义都是我的儿子，将来你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光义，这才是确保社稷的根本啊！”赵匡胤于是叩头回答：“一定照您的吩咐办。”杜太后又指着宰相赵普说：“你把它记下来，不能违背我的话。”赵普于是当场记下了太后遗嘱，并在末尾署名“臣普记”三字，赵匡胤将遗嘱藏到金匮中，并命令那些细心谨慎的人掌
管，这就是赵光义即位所依据的“金匮之盟”。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金匮之盟”的重重迷雾也未能揭开，后人推测是太宗和赵普杜撰出来以掩人耳目的。那么，到底太祖是否有传位光义之意呢？
一种观点认为“金匮之盟”是存在的。在“金匮之盟”之说传出后，宋、元、明、清朝很少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并且这件事也经常被用来赞颂宋太祖没有私心。还有人指出，宋太祖赵匡胤在世时，早就有心传位给弟弟赵光义。《玉壶清话》卷七记载：“开宝初，太宗居晋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说‘晋王天日资表，恐物情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下戗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上怒曰：‘朕与晋弟雍睦起国，和好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粗狂小人，敢离我手足耶？’亟令诛之。”在李焘《资治通鉴长编》也有这样的记载：“光义有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问，亲为灼艾……间谓近臣曰‘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现在有一些学者也赞同“金匮之盟”之说。佐证如下：第一，从“金匮之盟”产生的背景分析，杜太后临终遗言有可能性。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又缺乏制度约束，所以造成武将功高震主的情形不可避免。主少国疑，即位后的幼主不能控制局势，导致政权更迭。宋太祖开国之初的“杯酒释兵权”即是防止武将专权。面对另一个主少国疑的弊端也不可能没有考虑，杜太后看到了这一点，又加之一直宠爱赵光义，所以才会有让太祖传位给其二弟赵光义的遗诏，这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的可能性。第二，太祖在位时不立太子。宋太祖有四子：长胜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太祖于960年即皇帝位，至976年驾崩，在位17年之久，但是史料没有记载立太子之事。这一不合常理的行为，可能证明“金匱之盟”确有其事，太祖立晋王之心已定。第三，太祖和太宗关系密切。太祖登机后，没有忘记弟弟赵光义德功劳，步步提升他直至晋王，可见没有压抑赵光义的意思。如果太祖想传位于皇子德昭或德芳，按太祖压抑武将专权的开国政策，不可能忽视到这样可能的后果：即皇弟赵光义的大权在握是对皇子继位的极大威胁，并由此造成了另一个有力的皇位争夺者。
这部分学者认为“金匮之盟”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就在于“烛影斧声”使即位问题复杂化。“烛影斧声”的问题始终是困扰宋太宗继位是否正统的问题，“烛影斧声”中的各个细节似乎证明宋太祖死于非命，因而宋太宗继位的合法性也就遭到了质疑。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金匮之盟”是赵光义伪造的。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首先提出疑问。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疑问。20世纪40年代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其理由大致如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了。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驾崩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不可能存在幼主之说。杜太后没有依据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立下“金匮之盟”。但是，太祖活了50多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即使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五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祖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时期，五代君主共十三人，在位超过十年绝无仅有，有七人死于非命，杜太后担心宋太祖英年早逝、幼主执政失国而终是正常的。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曾说“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而亡。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变化无常，假如宋太祖真的死于非命，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应是理想的继承人。
还有一种观点也质疑”金匮之盟”存在的合理性。不过认为盟约是赵普和赵光义互相利用伪造。他们分析了宋太祖、赵光义和赵普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一，太祖与赵普的关系。太祖创业之初与赵普君臣关系极好，赵普由建国初期枢密副使升至乾德二年的宰相。但后来宋太祖对赵普开始逐渐厌恶，嫌隙该是逐渐形成的。如赵普曾保荐某人，虽然太祖撕碎了他的奏章，但赵普却糊好之后第二天仍旧呈上迫使太祖接受。虽然一般认为这体现了赵普的宰相风度和太祖善于纳谏，但太祖的不满也难免。另外，赵普常提太祖微贱时的小事，不免也会让已做皇帝的太祖觉得有损尊严。此外赵普收受吴越瓜子金、陷害有隙官员等事件也会令太祖警觉到赵普的权柄太重。所以太祖晚期赵普被罢相，已不再被重用，至太祖驾崩时也没有再召见他。第二，赵光义和赵普的关系。赵光义和赵普原本都是陈桥兵变的重要策划者，在宋王朝建立之初，两人都得宠。但是在建隆二年六月，杜太后去世后，赵光义处境就相当不妙了。七月，赵匡胤解除赵光义禁军职务，只命他担任开封尹，权力大大减小。这时赵普却一再升官，到乾德二年已升至宰相，远远高过赵光义。随着时间推移，赵普渐渐专权朝政，赵光义则力图把以开封为中心的东京府经营成独立的小区域。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渐渐展开了明争暗斗，冲突时有发生。后来，由于赵普的专权遭到赵匡胤猜忌，才开始失势，赵光义乘机利用“权谋之士”卢多逊攻倒赵普。赵普以他从政多年的经验，以及他对赵氏家族的了解，深知要使他的命运出现转机，主要要为新皇帝赵光义献上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