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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国时人所作
这一派学者认为《左传》是战国时人根据各国史料辑录而成。宋代就有人如此主张，例如王应麟在《困学记闻…六》说：“王介甫疑左氏春秋为六国十人者十一事。”叶梦得在《春秋考…卷三》也认为《左传》的作者“殆战国周秦之之间人无疑也”。郑樵在《六经奥论…卷四》、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八》也都认为左氏是六国时楚人。到了现代，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也赞同《左传》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并且进一步指出其作者为吴起而非左丘明。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没有关系。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为：“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还有人指出，《左传》尊奉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左传》中之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左传》之楚史尊王而贬臣，吴起在楚国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对他，阻挠其变法。吴起是大军事家，而《左传》正是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所以吴起应该为《左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能看到的，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
（三）刘歆伪作
此说源自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而强烈认为此书为伪书的，则是康有为。他在其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大张其说，断言《左传》是西汉末年的刘歆的伪作，梁启超总结了康有为的观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崔适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史记探源》中进一步阐述《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编造而成的伪书这—主张。他说：“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人《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钱玄同也曾多次著文，力证《左传》是刘歆将原本《国语》二书瓜分为二的。此论一出，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辩。
钱穆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第一，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前7年），刘向死离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刘歆“何得遍伪群经”？“在数月之间，欲伪撰《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固为不可能。”第二，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如果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第三，刘歆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莽篡汉。钱穆考证，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王莽刚刚退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当时流行着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轮换、五行转移、汉运将终的观念早已流行于世间，刘歆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逆转风气。再者，他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王莽篡汉制造“符命”。因此，钱穆认为《左传》作为史书，非常可信的，本书一定是春秋之间了解各国史料者所记。刘歆凭一己之力是没有这个能力伪造此书的。《左传》真伪之所以是一件大学案，就是由于康有为的发挥才成所谓的“学案”的。
总之，关于《左传》作者的争议，从前争议不断，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左传》作者是谁，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然而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自唐朝以来，就有不少人对左丘明作《左传》质疑，并且也能出示论据。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这三种主要的观点也没有确凿之证据表明《左传》确为某人所作，所以《左传》作者究竟何者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左传》真伪及其作者的争论和研究，必然仍将进行下去。
第二部分 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吗
在纸出现以前，人类曾经使用过许多材料来写字记事。最初是把文字刻在龟甲上或兽骨上，叫做甲骨文。商周时代，人们又把文字铸在青铜器上，或者刻在石头上，叫做钟鼎文、石鼓文。到了春秋末期，人们开始使用新的书写记事材料，叫做“简牍”，“简”就是竹片，“牍”就是木片。把文字写在竹片、木片上，十分便捷，可是连篇累牍，十分笨重。当时，也有用绢帛作书写材料的，但绢帛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
伴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不断地在寻找新的书写材料，最终发明了理想的书写材料，那就是纸。造纸术的发明，不但改变了“简重而帛贵”的现状，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那么造纸术是谁发明的呢？长期以来一般都归功于东汉时的宦官蔡伦，《后汉书…蔡伦传》明确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由于《后汉书》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记录非常明确，而且《后汉书》在当时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所以在没有其它历史文献为证的情况下，后人认定，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一些学者把蔡伦向汉和帝刘肇献纸的公元105年，作为纸的诞生年份。
但自从1933年，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发现了一片西汉中叶古纸后，部分学者开始对造纸术的发明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是一片麻纸，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纸面可清晰见到麻，在同一遗址中还发现有汉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的木简，因此，黄文弼认为该纸当为西汉时期的文物，比“蔡伦造纸”早了一个半世纪。其后是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再次出土了比新疆罗布泊的纸还要早约一个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而且有数十张之多，灞桥纸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所制成。在此之后，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居延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也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扶风纸”。1979年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出的“马圈湾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绘有地图的麻纸“放马滩纸”。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200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定名为蔡伦前纸——悬泉置纸。从同时出土的纪年简牍和烽隧砖块看，遗址的上限为汉武太始三年（前94），下限至魏晋，历时400年左右。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
这部分学者指出，除此以外，早在蔡伦以前，在史籍里也有一些关于纸的记载。如《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武帝。汉武帝大怒。这件事发生于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武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就是“薄小纸也”（后人称为丝棉纸）。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综合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持否定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学者认为，“发明造纸术的是西汉劳动人民。东汉劳动人民在继承西汉造纸技术后，又有所改进、发展和提高。至和帝时，尚方令蔡伦组织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监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纸，于元兴元年奏上，经推广后，‘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这是争论中的一种意见。现在学术界倾向于这一种观点，就连中学教科书也将“蔡伦发明纸”改为“蔡伦改进纸”。
然而，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这部分学者指出，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根据造纸的一般原理，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本世纪考古学家发现的几种“纸”，实际上都不符合这一特征。
例如“灞桥纸”，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其纸样进行观察，不少纤维束横过整个纸状物表面，而且大多数纤维在自然端部并未断开，从纸状物的边缘又折回到其表面上来。这说明所谓灞桥纸基本上未经过造纸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剪切。显微镜还观察到“灞桥纸”纤维壁光滑完整，无帚化分丝起毛现象，这说明所谓灞桥纸未经过造纸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打浆。“灞桥纸”没有经过剪切、打浆等造纸的基本操作过程，不能算真正的纸。或许只是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纤维的堆积物，由于长年垫衬在古墓的铜镜之下，受镜身重量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并且“灞桥纸”的发现过程也值得怀疑，当时出土物已经离开了现场，是4天之后在工人宿舍存放的出土物中捡到的，而且捡来之后散乱地放置在取土处一旁的空地上，长时间无人管，并非是外界宣扬的从“西汉墓”取出。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上的字体，据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品。
对于蔡伦前纸——悬泉置纸被定为西汉纸，同样证据不足。悬泉置纸出土遗址长年中大多数时候风沙强劲，风沙搅动地表随时可扰乱废弃堆积物（古纸主要是从垃圾堆积坑中掘得的）。历史上，悬泉驿站曾多次翻修重建，旁边有魏晋烽燧遗址，烽燧亦多次坍塌重建和修缮，驿站本身曾被大小掩过，被大火烧过。在这诸多的因素下，考古中的土层和器物的关系就显得有些复杂，许多时候需要考古人员用经验去识别和判断，如果机械地仅仅依据土层和器物共生的关系，难免会捉襟见肘。譬如在第一层（表土层），就出土了不应该同时出现的西汉纪年竹简和宋明时的器物。并且根据书法学家鉴定，悬泉“西汉纸”上的字迹明显地显示了魏晋时代的书法特征，这与“西汉纸”出现了时间上的错位。
另外几种西汉纸，经现代技术检测，居延纸与扶风纸属同一种类型，它们虽具备了纸的初步形态，但它们只经过部分最简单的制作环节，非常粗糙，只能算作纸的雏形。“马圈湾纸”被鉴定为“双面涂布纸”，而加填和涂布工艺是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工艺。有专家曾鉴定此纸为唐纸。至于“放马滩纸”，也有不少疑点，假设此纸地图是从西汉墓中取出，但该墓内已被积水长年浸润，而且死者衣服尸骨皆荡然无存，一张经过两千余年风化的薄脆的纸怎么能完好存世呢？
这部分学者也举出史书记载与否定蔡伦造纸的学者针锋相对。（1）《后汉书》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2）王隐在《晋书》中记载：“蔡伦以故布捣剉作纸。”（3）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蔡伦煮树皮以造纸。”（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