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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奥地利讲和，是早晚的事。“因为贪图小便宜，而阻止和谈，是我所不愿做的……”贝内德蒂的论调又出现了。他开始说：“我不能接受正式宣言，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商讨。普鲁士打胜仗却也不能割地，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密切注视普鲁士在比利时的行动。”贝内德蒂给巴黎打电报商讨让步，双方同意了。１８６６年５月２７日，和谈会议在尼科尔斯堡宫召开。
普鲁士的将军们打了胜仗，不肯就此罢休，君主受他们的鼓动，也反对俾斯麦和谈。这是俾斯麦一生最为关键的时刻，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在军事和谈会议之前；要完全独立地作出历史性的决定。他平生第一次拥有这样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四年后在凡尔赛宫，他已不能自己独断专行）这次与奥地利打仗，他是孤立的。假如他与君主和军长们妥协，他可以递一份报告以保护自己，必要时，还可以上书辞职，这样可以保护他的名誉。但是他必须要照着自己的意志办事，一切后果均有他一个人负责，他十分清楚惟有成功，国人才能饶恕他。
这时恰逢俾斯麦患病，他无法穿蓝色军服，挂刀摆出威严神色来，只好穿着陆军便服在屋里养病，君主与军长们早上骑马回来，他只好在憋闷的病房里接待他们。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列出好几个理由。军长们提议乘胜长驱直入，君主对此大加赞赏。俾斯麦彻底孤立了。他的大脑已连续工作几个日夜了，精神都要崩溃了。他站起来一言不发，走进卧室放声大哭，不久军事会议就散了。
他最后一次受到这样的感动，是在十七年前，那时候他在作演说，他对议会所说的最后两句话是“我们走的这条新路，如果能统一德意志，我将对发起人表示衷心致谢。……但现在还不能够……”俾斯麦为此已奋斗十七年，他从长远利益、多方面、多角度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正是：他解开了一个结，又系起来，又解开，不以一个单独观念为目的，也不从一个单独的思想为目的。
议会这块拌路石被一脚踢开了，他的国君却挡住了路。十七年前，君主禁止他镇压革命，他献计用更大的力量！那时国君是一个懦夫，后来成了疯子死去。后来威廉继位了，他既不疯又不儒，却非常讨厌打仗。他在还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却突然产生了霸占土地的念头。俾斯麦这时已成了百病缠身的老弱文官，君主和将军们不把他看在眼里。事实上俾斯麦是这场战争的发起人，他们原应该感谢他才是。此时这位老政治家不再发表任何激情的抗议，也不再以辞职来恐吓他们，只是一言不发地走去，不想听见、看见他们。如同十七年前那场大哭一样。这绝对是一幕杰出的古典悲剧。
君主疑惑无主，站起身来，将军们也跟着走了出来，俾斯麦正哭着，听见他们出去的声音，凭他灵敏的外交官的感觉，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提起精神把和谈的理由详细地写下来，并附了一条要求，若不听取他的建议，请君主让他辞职。第二天他拿着这件公文去见国君。在前厅听说霍乱病已在军队蔓延。他早预料到吃了水分少而熟透了的鲜果，匈牙利、奥地利将大闹霍乱。他劝告君主，奥地利若受重创，将与法兰西、俄罗斯联兵共同对付于普鲁士，这就给奥地利留下一个空子，将为它新的革命开辟一条路。他再一次阐明，普鲁士用不着德意志的奥地利，拿德意志的奥地利同普鲁士混合起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能拿奥地利当作柏林的一个藩属来管辖。应赶快做出决定，不要让法国先下手为强。
君主说这些考虑还不够，一定要奥国割让西里西亚，再从其他德意志诸邦取几块零碎土地。俾斯麦对此竭力反对，他警告威廉千万不要分割那几个城邦，不要听几个靠不住的同盟的话。威廉不过是一个陆军的军官，他不肯让获胜的军队中途停战，但他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俾斯麦，只好拍拍他的肩膀说：“那个首犯，必须惩罚！至于那些被他误导而走错了路的，可以从轻发落。”
俾斯麦对此不以为然：“开庭审判不是我们的分内事，我们只管德意志政策。奥地利同普鲁士争雄，就如同普鲁士同奥地利争雄一样，我们可以理解。我们要办的事，是以普鲁士王为首领而成立统一的德意志，或者先迈出一步，走向统一。”俾斯麦从前从未说过这些超越民族的公道和创业道理的好话。八百万德意志人属于一个国家已经有千年历史，现在俾斯麦要阻拦他们，反对对立与分裂。俾斯麦挑衅奥地利而引发战争，现在他最想做的就是治疗伤口。他不要土地，不要赔款，只想建立起性质相同的一种合于理性的联盟。他排斥过分依赖武力，他看重仔细地打“算盘”。俾斯麦惟有在尼科尔斯堡，惟有在这个地方，才走近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
反对俾斯麦的是生于第十八世纪的威廉，他为不明白俾斯麦的意图而感到十分生气。“我再往下解释也没用，他已听不进我的话了，我只好走开。”俾斯麦出来后，最先想到的事是入伍当军官，利剑在手，继续打他以为很糊涂的仗。这想法至少可以证明他并不是没有勇气。走回去后他又觉得很难受：“不如从窗子跳下死了完事。这时太子推门走了进来，他把双手放在我肩上，轻轻地说，‘知道我原本反对打仗，要打仗，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你若感到已经达到目的，要讲和，我愿帮你同父亲讲话，作你的坚强后盾’。”
不到半小时，腓特烈回来了，他神色镇定地说：“我们辩论得厉害，父亲终于答应了。”太子这样帮助他的对头，对俾斯麦来说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他在俾斯麦的奏书上批道：“两军相抗，相持不下，危急关头，宰相把责任交付给我，我暂且找不着人替代他。我儿子与宰相意见相同，我很难过，却也不得不听从他们。”
这件事很像一幕诙谐剧：老头子很想跳舞，医生不许他再跳，并拿不再医治来恐吓他。他找不出另一个医生，别无所措，只好接受儿子的劝告，他对乐队点点头，优美婉转的音乐戛然而止。
第3卷大赢家（1）
一个星期之后，两国君主同时在柏林和巴黎发出话来，告诉世人说一个仇敌要强迫本国人拔刀出鞘。上帝曾经维持过正义，此次也必将维持正义云云。两个议院都让他们的选员持械以待，投票要求选员们出钱助饷。此年七月双方都有一些人反对打仗。有一篇来自巴黎敬告全国劳工的书信说：“在全国工人看来，通过打仗来瓜分权力、或是扶助一个王朝只能是罪恶。”此外还有许多演说也和书信所讲的意见一致。然而在普鲁士却无人敢这样说，这里的社会党人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借保护法兰西人以反对拿破仑三世，主张与法兰西皇帝决战。随后国际劳工总会宣布，劳工们要致力于德意志自卫之战。
根本推翻派（急进派）觉得法兰西是进攻的一方，他们为此群情激动。在巴黎，自从梯也尔与甘必塔说过很激烈的话之后，有十个人不肯投票筹饷。在柏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投弃权票，因为他们要躲避拿破仑三世或俾斯麦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民主党内，有人批评这种态度。在社会党的报纸里有这样的议论：“拿破仑三世的胜仗就是欧洲全部劳工的败仗，我们的利益与法兰西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三日之后，这张报纸又说：“但由于这是德意志中的恺撒主义者和法兰西中的恺撒主义者决战，这与我们并不相干。”翌日却发了一篇宣言，有许多人竟说到了“李卜克内西的君主制”而他是主张不为筹军费而投票的。
战事初起，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唱《马塞雷兹》是一个套调，像整个第二帝国……在普鲁士用不着耍这样的猴把戏；威廉第一唱‘耶稣是我的深信又是我的希望’。右有俾斯麦，左有斯提白（警察总监）这就是德意志的《马塞雷兹》，德意志的俗物，好像是十分快乐，因为他现在有机会去尽情炫耀他的奴隶性质了。谁能想到１８４８年之后二十二年，一场民族之战在德意志竟会引起这样一番冲突！”但是这时候还没有这两个被驱逐出境的人的谈话的回音。
欧洲对法兰西都表示同情，因为各国都很惧怕普鲁士。俾斯麦要用他的铁腕手段制造舆论。他把在磋商卢森堡问题时从贝内德蒂手中得到的仪案草稿的摹本送给了《泰晤士报》。在这个议案中，拿破仑三世要求他可以任意地取得比利时，以此作为他答应德意志统一的条件。贝内德蒂正式答复时说，这是俾斯麦的意思，公文是俾斯麦口述，他手写的。俾斯麦反驳说，他屡次同拿破仑三世讨论这件事，假使他不在这个时候公布文件，拿破仑三世在完成军事筹备之后，也会提议的。以牺牲来满足他的欲望——就像１８６６年在未放第一炮之前俾斯麦自己所提议的。
贝内德蒂的要点是可靠的，欧洲是信任他的。这不过表示人们清楚俾斯麦办事所用的诡诈。恩格斯写道：“关于这件事，只有一样是好东西，所有的污秽衣服都要当众洗濯，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间的把戏，将要从此告终了。”
有一件事，当时在德意志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在１９２６年刊登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时才揭露出来的）因为怨恨俾斯麦，生自美国的普鲁士的维多利亚王妃和其丈夫阴谋叛国。战争过去后，普鲁士王子前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１８７１年７月３１日在奥斯本，天气很好，在帐篷里吃过早饭后遇到弗里兹。他为人很公道，也很痛恨俾斯麦。他说俾斯麦独断专行，其实就是皇帝。弗里兹的父亲很不喜欢他，却对他毫无办法，说到俾斯麦所公布的条约说是贝内德蒂所提议的。弗里兹认为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都有份，他觉得他们正处在火山口上，如果有一天俾斯麦企图向英国开战，他是绝不会诧异的。”这就是霍亨索仑储君感激俾斯麦的原因，他在六个月前不久，替太子赢得了最想到手的皇帝之位！
一旦枪炮证明了俾斯麦的政策是对的，无论什么人都附和他，如同１８６６年一样。这次也像在柯尼希格雷茨打胜仗之后的那天晚上一样，每一场仗结束之后，那位军官立刻就联系实际说：“打了胜仗，你就是个大人物，但若敌人冲过莱茵河来，你现在就是最大的一个恶棍！”
这一次，一位政治家在几个星期之内又要干预了。色当之战后那天晚上，汪普封哀求毛奇放过法兰西军队。俾斯麦干预说：“一个人能够相信一位王公的感谢，却不能相信全国人的感谢，尤其不能相信法兰西人民的感谢。法国连续改朝换代，现任政府并不为前任所束缚。法国是个好妒嫉的民族，我们柯尼希格雷茨之捷并不伤害法国人，法国人却很不高兴。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慷慨大度，因色当而饶恕我们！”普鲁士要求法兰西全军不留枪械不留旗地投降。
俾斯麦就是用这样的残酷办法对付法兰西共和国。在以后六个月的磋商中他运用一样的手段。他的政策不为人所动，是征服者的政策。但却与他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政策不同。他有诸多理由，其中一条理由就是上文所说的巴黎政府的无定性，此外还有其他诸多理由。在这样的政策下取得洛林，是在意料之中的。
９月２日清晨，他奉命去见拿破仑三世，在路上看见拿破仑三世坐在马车上，周围是骑马的军官，“我立刻握住我的手枪，当我意识到我只有一个人，而面对的却是六个时，我不由自主地看着我的手枪并伸手去摸它。我猜想拿破仑三世一定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因为他满脸变成了死灰色。”在一瞬间，这两个人的性格被一句俏皮话概括出来了。战胜者忽然与他的死敌面面相对，以一对六，战胜者紧握手枪，战败者却面如灰土。
除了这件事之外，这两个人在路旁一间破茅屋里的谈话并不是很重要。俾斯麦说这次谈话如同“跳舞谈话”，他们都说不愿兵戎相见，可惜此话说得太迟了。同俾斯麦谈话的这个人不是葛拉蒙特而是拿破仑三世，十三年前俾斯麦说他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却有一种和蔼的性情。俾斯麦始终不憎恨拿破仑三世，有时他还有点怕这位皇帝，他尝试赢过他。现在，他待他的对头如同对待被他征服的女人一样，只剩下同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