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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这几句话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做宰相的基本政策与观点，他这样做是出于三重的考虑：这就是德意志帝国的地位，欧洲各国的威胁以及各强国之间的冲突。他既是位实干家，又是位高明的棋手，无论做什么决定，他都从这三个前提出发考虑，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心里清楚孰轻孰重。他虽然很注重个人的荣辱得失，但他也不会让国家因此损失个小村庄。他明白他的一切权力来自于祖国，如果因为个人的私欲而让国家蒙受大的损失、他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他竭尽全力防止出现几个强国间的联盟抗衡德意志帝国的可能，所以他使出浑身解数阻止雄心大志的英国与俄国的合作，并设法阻止法国与奥地利的联盟。
各国都无法信任他，英国女王的文件，俄国大臣们的奏章，法国民党领袖的演说，无一不在表明对他的怀疑，不相信他口中所高唱的和平。反之，恐惧与怨恨与日俱增，他们都对“这个征服家”表示出了明显的不信任。他就是这样，七年之内连续发动三次大的战争破坏欧洲的和平，他难道不是为了侵占更多的土地吗？德意志种族分离有三百多年了，他们为各邻国所收容，难道不是他在欧洲的中心缔造了一个德意志帝国吗？在国内，他以铁血镇压，在国外，他同样是以镇压征服——他如果不是野心勃勃怎么能够这样用武力来缔造一个拿破仑式的社会？全国的人都称他是“铁血宰相”。
本国人民不了解他的性情，因此就会有很多的误解，长此以往也就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美名，我们只要看清他真实的性格，了解了这个心里矛盾重重的人，就可以完全抛掉这许多的成见了。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他的公文、他的言论以及他的各种信件，我们就能得到一些更为真实的材料，这非常有利于我们得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认识。只要我们对于他二十多年的宰相生活细细地对照一下，就能证明我们这种认识的确不错。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多次反问自己，是否不必通过三次战争同样也能达到德意志统一的目的，当他记录１８４９年大事的时候，他也没有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发动战争的目的绝对不是侵占土地，割地不过是战争胜利的一件附属品而已。他很像一个正走鸿运的人，走在路上就能碰到女人，他捡到篮里就当菜，并不挑肥拣瘦。
他用兵打仗的本意并不是要夺取土地。第一次他并不是为了夺取什列斯维希而攻打丹麦，他不过是顺着民族党的主张，长普鲁士的士气，第二次用兵也并不是要夺取黑森与汉诺威，他不过是为了驱逐奥地利的势力，第三次对阿尔萨斯动兵同样如此，志不在土地，无非是为了教训一下法兰西而已。战争胜得如此之迅速，胜得如此之彻底，都出乎他的意料，他坐下来看着地图，一副来者不拒的神气。
俾斯麦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他从不把弓拉得太满，总是给自己留有余地，他当然从未菲薄自己，但也绝对不妄想太高。外交中他分寸把握得非常恰当，我们曾经试图把他办理内政方面这些微妙的经验向众人说明，却感到力不从心。１８６６年，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外交事情很重要，无论别的任何事情都不如这件事。”他的运气一直不错，要打仗就有仗可打，但他从不滥用权力凭借实力去侵占他国土地，他这样维持欧洲的和平大局达二十年之久，今后人们不得不佩服他，在别的方面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这一大功劳却是不可磨灭的。
但他维持欧洲二十年的和平稳定并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的动机，也不是为了争取什么名誉之类，只是因为他深知欧洲诸国已不满意于只是充当旁观者的角色，他们已经具备了联合起来对抗德意志帝国的能力。这种压力使他在１８６９年做出放弃阿尔萨斯的决定声明。１８７１年以后，俾斯麦对法兰西的态度有了改变，变得更加温和与讲究策略方法。他说：“我们一定不能让法兰西破坏我们的和平稳定大局，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必须防止他找到盟友。只要法兰西找不到合作伙伴，那就不能对我们造成真正的威胁。而欧洲的君主国联合起来，无论什么共和国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就法兰西而言，它也很难与一个君主国结成真正的联盟来对抗我们。”
从他这段话里，我们就能看出他为什么千方百计阻挠各种反德意志联盟成立的真正意图，以及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加入到每一个联盟之中，从１８５０到１８７０年间，俾斯麦使普鲁士处于中立地位，这样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当有人向他求助之时，他可以开出大价钱，现在德意志帝国日益强大起来，但为了不至于遭受攻击，他更需要联盟。因为弱小所以要中立，现在强大了，所以要联盟，他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了作用，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仍有借鉴意义。
“与我们大陆邻邦比，我们更有条件保持和平的局面，他们的企图，无论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大多只想通过武力来解决……而我们的发展与强大，使许多国家产生了畏惧心理，害怕我们的强大会给他们以威胁，我们为此起见一定要运用我们的影响力与追求和平的信念来改变他们这种认识，驱除他们的畏惧心理……尊重他国的正当权利，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做得到……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魅力影响他们，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向他们说明，我们不会做任何侵占他国土地的事情，我们自己决不把开拓疆土当成一件有功之事，如果我们不能排除国内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就不能巩固我们建立的基业。既然我们已经在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局面，下一步我们就要赢得列强各国的信任，德意志民族经过漫长的分裂之后终于得到了统一，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致力于和平与公正……对于一些诉诸武力的国际间的争执，经过深思之后，我想不能用简单的决斗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这种公式似乎太欠妥当。”
台德曼评价说，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俾斯麦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一个欧洲人，从他的外交政策的大概来说，他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讲话，向来不以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从不认为只有自己国家的人民才有权利，他从根本上摆脱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窠臼，他曾对一个代表团说过：“我认为阿尔萨斯人是法兰西民族的精华，他们的军人是最好的。据我所知，他们具备了两个民族的优秀品质。假如我能够让每个聪明的德意志男人都娶一位法兰西太太，那我就可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有力的民族。”梯也尔生日的时候，俾斯麦想向他祝贺，但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这样会不会影响他在国人面前的形象与威信，后来梯也尔逝世，俾斯麦与他的朋友们共同举杯悼念这位法兰西的政治家。１８７５年，他完全有理由举兵攻打法兰西，因为此时法兰西积极备战，在边界上吵吵闹闹，准备报仇雪恨，情况非常紧张，战争之火随时都可能烧成燎原之势。但俾斯麦却主动把战火熄灭了，他解释说：“如果让人以为法兰西是为生存而战，这样就会使我们陷于不义的境界，而且如果这样草率举兵，就正中了英国的下怀，成为他们大唱人道主义论调的借口，又会使俄国从两个皇帝间的个人感情考虑出发，做出不明智的举动影响两国的交往，因为这时候俄国已经疑心我们，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不加制止，是否有别的企图？”
在１８７５年春天，将在１９１５年结盟的英、法、俄三国已有了初步的意图，关于教会的争论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弗兰茨·约瑟夫、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利奥波尔德二世都站在了天主教一边，戈尔查科夫盯上了巴尔干，想与法兰西建立一种默契关系；英国因为正与德国有矛盾，也想靠近俄罗斯，俾斯麦的政策遇到了挑战，似乎他就要承受失败的结局了，他怎么办呢？他发动所有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同事；同时，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战争要打起来了吗》。罗马、伦敦以及各地的外交家们，他们因为怨恨俾斯麦，都不约而同地向俄罗斯宰相靠拢。戈尔查科夫也就在巴尔干的问题上向英国稍微作了让步，然后他就陪同俄国皇帝去了柏林，此行不知是减轻了抑或是加剧了危机的到来。俾斯麦很热情和气地接待了他，最后还把自己的辞职书给戈尔查科夫看。辞职书中说，他因为身体有病，国事不必非由他操持，再说现在国际环境也很安宁。俾斯麦对俄国皇帝也是这么说的，俄国皇帝其实也不愿意打仗。
这个俄国宰相是个爱慕虚荣而又诡计多端的老头子。这次却上了徒弟的圈套，终于使他的晚节不保。他为了炫耀自己，就写了许多电报给驻在各地的代表说，“和平已经有指望了”。这些电报无非是表明戈尔查科夫打败了俾斯麦，俄罗斯降服了条顿人的愤怒，向欧洲表白，是俄罗斯与戈尔查科夫救了爱好和平的法兰西，使他不为俾斯麦所害，俾斯麦是欧洲各国的共同敌人！
第5卷组织三国同盟（2）
俾斯麦得知这些消息后大发雷霆，事后他自己回忆说，他忍不住对这个俄国人说了实话：“你不该踩着朋友的肩膀向上爬，也不该让朋友为你牺牲名誉……即使你想在巴黎出名，也不应该为此挑拨我们两国之间的交情！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作主在柏林铸若干枚五法朗的钱币，钱上印‘戈尔查科夫是法兰西的保护神’，不然的话，我们还可以在驻巴黎的德国使馆里建一座舞台，在灯火辉煌之下，把你介绍给法兰西人，同样带着那几个字，把你扮成一个保护法兰西的天使，穿上白衣服，再插上一对翅膀。”据说戈尔查科夫被他这一顿挖苦弄得很尴尬地下不了台，但这一次的经历给俾斯麦也的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心里震动很大，这种影响不久就有了反映。
俄国皇帝很急于见俾斯麦，所以事先未预约就来了。谈话一开始他就说道：“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绝对不相信德国好战的传言。”俾斯麦还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俄国皇帝在谈到他的宰相时说：“让他去享受他那老糊涂的虚荣吧！”但在表面上俾斯麦却好像输给了戈尔查科夫，更何况他并无不良政治企图，所以他尤其不能忘记这一次的事情，但他暂且忍耐着，不再理会他的言论。到晚年的时候，他还记着五十年前在学校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想起来他还寝食不安，可想而知在他此时权力最鼎盛时期受到这样的羞辱他是如何地反应激烈，他决定要反击。
不到一年，他就要面对在俄国与奥地利之间选择的难题，当危机过后，在１８７５年夏天俄国与奥地利两国之间的龃龉发展得厉害起来，这表现在巴尔干与土耳其的斗争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要依靠俾斯麦的魄力了，在关系缓和之后，他立即组织了三国同盟，这样可以牵制巴尔干，他曾私下对人说道：“我不想再干预此事，过多干预可能导致一场欧洲战争，假如我厚此薄彼，法兰西会乘机拉拢那一方。我现在牵制住这两大国，使他们分开，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使他们不互相残杀，第二是为了保全我们自己的利益。”他在帝国议会里也发表过这个观点，不过说得更堂皇些：“我反对德国干预这些事，只要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些事与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不值得我们冒险，不值得我们损失一兵一枪的代价，那我们就不必去干预，请各位原谅我的坦白。”
与此同时，俾斯麦也深知这三国联盟是十分不牢固的，他也不清楚这样会使另外两大国并立的局面究竟可以维持多久。惟一可以维系三国关系的，就是三国的皇帝一致反对共和党民主主义，为此，他们宁可抛弃成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共和与民主，所以在１８７０年后几年间，俾斯麦轻而易举地促成了三国间的联盟关系，而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时他曾打破过这样的联盟。但在俄国与奥国皇帝的心中，保全他们的统治高于一切，甚至使他们暂时忘却忌恨征服者。但是这一次，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敌人促使他们共同联合结成如前代一样神圣牢不可破的同盟。
在这场引人注目的如同一夫两妾式的斗争中，德国好比一位年轻的丈夫，两个年纪大的夫人互相争宠，两个女人都争强好胜，丈夫处理起来就难以把握尺寸。“如果俄国与奥国打起来，而我们保持中立，那失败的一方就会怀恨在心。”这是俾斯麦对赫因罗厄所说的话，“如果奥国被彻底击败，那时我们毫无益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