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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俾斯麦处在热恋中时，他已经抛弃了的怀疑主义，如今更要抛弃啦。他以绝无仅有的热忱关注着一些人和事。他现在为什么如此激动？并不是因为辩论的有关问题，因为他并不太顾及农民，也不管他们是否能得到较为有利的四处借钱的条件。他认为考虑普鲁士是不会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考虑德意志是更不可能的。之所以让他激动的是，他终于入了“战场”，在议会中他可以大规模的“作战”。当他快要出门赴会时，他屡次写信给他的未婚妻，很郑重地说：“我现在要去打仗。”从前，俾斯麦的傲慢表现在他瞧不起人上，如今，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他那挖苦人的信中，要不就是在决斗中。他的傲慢却未曾遭遇对手。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异常丰富的知识。他太过于骄傲，不肯做官，他太过于自由，不愿作一名军人。他所管辖的不过是些农民。他有许多才能，这使他没有费多少力便当上了领袖，却从未遇到过对手。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用武之地，他认为值得为之奋斗。他并不努力要实行政治或经济改良的特别规划。在他看来，作为一名人民的代表，就是要大胆说话，大胆做事，该拔刀出鞘时会毫不犹豫。
他的第一次长篇演说就是在他所出席的第四次会议上发表的。那一日，有一个亲眼看见他的人这样描绘他：“他是一个三十出头的人，身材魁伟，两肩很宽，他长着贵族的脸庞却不是精雕细琢，脸上线条流畅。他的脸色红润，浑身都是气力，显得极为健康，他的脸的下半部多肉，似乎带着一股挖苦人的神情。他的鼻子长得不好。他的双目之上是柔和的双眉，额头很宽。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喜欢过舒服日子的人，但是如果细看就会察觉，他是一个自信、有着操纵欲望的人。”这一段描写虽不免为俾斯麦后来的历史所润色，却使读者能从中得到对他较好的印象。然而这位见证人却忽略了一点，这个时候的俾斯麦与其后数十年相比，说话总带着一种很特别的腔调，凡是听到过俾斯麦说话的人都对此表示认可。他的语调有些尖，声音温和，话语有些半吞半吐。
有一位自由派贵族在议会上发言说，“１８１３年普鲁士人之所以出兵，并非是怨恨拿破仑。因为像我们这样高贵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什么民族仇恨的。当时的情形一定会胜过今天，因为在那个时候，政府是以人民为根基的。”这两句话中，他暗含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现在流行的思想，认为自由之战是国人为求得自由而发起的，而１８１３年之战是为民众政治而战斗。俾斯麦奋起反驳，表面看来他的反驳似乎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冲动，实际上他是早已预谋好的（草稿至今还有），他说道：“１８１３年的民众举动，理由和动机早已昭然若揭，还用有什么别的理由和动机？岂不是很可笑的吗？所谓理由和动机，没有别的，就是帮人在我国驻兵、使我们蒙受巨大的耻辱。无论是哪个国家遭受这种羞辱，都足以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热血沸腾。不仅如此，我认为他在羞辱我们国家的体面。一个人被别人打了，他不解释自己为何要挥拳反击，反而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利于第三者。这合乎情理吗？”
俾斯麦的这一番反驳并没有得到他的朋友们的支持。他的满腔热情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因为之前讲话的那个人并没有讲什么大不了的事，是本不应招来他的这番斥责的。那些在解放之战中奋力拼搏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弟们，甚至包括保守党的一部分人听到俾斯麦的这番驳斥后，无不忿恨不已。有人答复他说，当有人激励人民奋起抗争时，并不是忌恨国家，而是爱国。俾斯麦只是年纪太轻，不晓得这件事罢了。俾斯麦认定这人将来必定是一个敌人！俾斯麦高兴极了，他再次走上演讲台：“吵的太凶啦，议长请众人安静。”然而众人却丝毫不予理会，这位最年轻的议员非常气愤，掉过脸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就在那里读了起来，直到人们安静下来。他又第一个站起来，说道：“解放之战时，我尚未出世，对此我很是遗憾，却也无能为力。但是今天在我听了你们的发言后，却不再遗憾了。因为你们说普鲁士之所以变作奴隶，并不是外国人要你这么做，而是自己想作奴隶。”
他的这番话仍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说道：“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却让自己变得如此无理可笑，实在让人费解。”俾斯麦的一位曾得过铁十字宝星勋章的亲戚对他说：“你自然是很对的，但是你不应该说这种话。”布兰肯堡说道：“在这里吮过血的狮子，不久就会换个腔调大吼了。”此时尚为少年历史学家的济伯尔，在报上撰写文章批评俾斯麦的演说，说维新与自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区别。
济伯尔批评的很正确，所有的批评家包括布兰肯堡在内都是这样认为。但在他们这一群人中，没有哪一人能理解俾斯麦为什么要这么做，为自己制造这么大的一个笑柄。事实上，理由就在于，凡是天才，在他与群众第一次相遇时，常常与人们发生冲突。他预备好他的演说辞，毫无疑问地说明他没有把握。他确实难以理解当代的法律，所以才激起他的朋友们反对他。另外还有一点，在于他的愤怒，更多的是指向那些愤恨法兰西的人，相形之下指向反对法兰西的人少一些。他在议会中尚属无名之辈，然而却胆敢在议员们争吵之际第二次登台演讲，这足以说明他瞧不起这班人。在这次斗争中，他表示自己是一个斗士。他写信给他的未婚妻，说道：“昨天我说了几句话，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反对我的浪潮，这几句话确实有些语意欠清晰之处，是关于１８１３年人民战争的性质一事。我的这几句话很是打击了与我同党派的几个议员的虚荣心，自然使他们全力反对我。他们很痛恨我，也许因为我把真相告诉他们……他们骂我年轻，还骂我一些别的话。”
他写给乔安娜的信，柔情蜜意虽不比从前的减少，却渐渐有了仅仅向她汇报情况的趋势。当她得了重病时，他虽也为她祈祷，却告诉她“自己不能擅离职守”。本答应她圣诞节回来看她，然而圣诞节到了他却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只写信告诉她：“我不必解释我为什么不能来……现在一张决议票就可以将一些国家大事全翻过来……议会与你相隔不过一百几十英里，我却不能回来看你，我实在是有难处。你们女人真是奇怪，同你们见面说要比写信说效果好的多。在赖安菲尔，我是个闲人，只有结婚后，我们才能如你我所愿的住在一起。”
才订婚没几个月，俾斯麦给未婚妻写信已俨然是一个丈夫的口吻，他对恋人的激情并没有随时间而消逝。但是不久，他就露出大男子的面孔，他的意志别人是不可违背的。俾斯麦平生第一次爱惜时光，说他是一个闲散人。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将有些事情看的很要紧，他说，政治可以使一个人废寝忘食，“反对党们不顾一切地制造谣言使我发怒。”沉缅于政治的俾斯麦不久却又怀念起田园般的农村和他的乔安娜。在他做了两个星期的议员后，告诉乔安娜说，他对政治极感兴趣，政治使他的人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信中他写道：“假使我能拥着你，带你到远处的森林里打猎，休息时我们呆在一个小屋子里，在那里我看不见别人，只看见你秀美的脸庞。我无时无刻地不在做着这样的梦，我越来越厌倦政治的无休止争斗……假如我能够只同你在一起，这就是我越得不到的就会越渴望得到。”
我们在这段话里又看见他自相矛盾的特性。在他尚未体味到政治的滋味时，他对她的未婚妻说，他要闯入社会。现在，他已进入议会中，却渴望能在森林中打猎，充分体味大自然带给他的放松。他的性情很让人捉摸不透，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会让他满意，他总是游移不定，像一个四处游荡的闲人。
第1卷当选议员
当时在位的普鲁士王是腓特烈·威廉四世，他是一个不喜安静、爱慕虚荣、性情不稳定的君主。他在人民与国家之间，其实不过扮演了战场上一个小丑的把戏。他是一个浪漫且头脑不太清醒的热心人，他妄想自己一登上王位就会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同时会推进东边诸列强与法国的利益，与神圣联盟携手，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当他装出一副崇尚自由的样子，履行他的父亲曾答应过国人的条件，在召开第一次议会时说：“你们将来必定会毁了全局！”当他应当放手给人民权力时，却一次次地故意错过各种机会。他根本不懂现代人的精神，既执拗又骄矜，相信自己肯定能当一个专制的君主。他已被发现有精神病的征兆，不久人人都知道他得了这种病，可惜国人却无法不让他当君主。二十年后才正式宣布他是个疯子。他将一件利器交给人民，当人民敢运用这件利器时，他却掉过头来恐吓人民。他一面说“我很欢迎你们”，同时却禁止人近前。他说：“有许多事只需要君主知道即可。”
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很难找出一个人，要比俾斯麦还要与这位君主合不来。虽然这样说，在１８４７年俾斯麦还是常常出入宫廷。当哈裴尔出巡时，他也同往。“在复活节前，我们去探望朋友，只有宫里的人很敷衍我。”那些贵族子弟们恭维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说，国王却不便恭维，恐怕别人怀疑这位最年轻的议员的独立性。他知道俾斯麦至今仍然是非常独立的。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是君主的两位顾问，其中一位是军长，另一位是主席（两兄弟对整个世界都比较了解），他们也是俾斯麦的顾问。他们比俾斯麦年长二十岁。路德维希是一个虔信派，曾在塔登家里见过俾斯麦，很喜欢他。路德维希根据君主的示意，给了俾斯麦许多演说的资料。
这时他开始加倍努力，他想做既有利于君主又利于自身的事。以忠于君主而增加自己的势力，以扶助君主而改变自己的前程，以暂时巩固君主权利而为自己将来的势力奠定基础。当他第一次与君王以比较亲密的方式接触时，武士阶级所特有的情愫越来越浓厚，变作君主主义，后来他称之为“封建情愫”。
后来他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培养起来的情操，原本就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他写了一封很保密的信给他的未婚妻：“你说到君主，不要用一种很轻描淡写的语调来称呼，我与你都容易犯这种毛病。我们不该讲一些对君主不礼貌的话，就像我们不该说些对我们父母不礼貌的话一样。即使是君主做错了事情，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曾向君主宣誓效忠过，我们应当尊重他才是。”以前的哪一封信都没有这封信口气严厉。他屡屡劝他的夫人尊敬他的君主，就如她屡屡劝她的丈夫要敬重上帝。他们双方都各有各的信念。他的祖先的血液仍在他的血管里流淌，他的祖先诚然常常不服从君主的命令，却绝不欺君。他一面拿君主与他的父母相比，对于他的父母，只有他才有资格怀疑他们。他一面注意这个大家族，威严高居，别的人都在其下面，对这个家族顶礼膜拜。他今日的这种状况，是他为了家族门弟所不得不为之，这并没有抹煞他的傲气，他仍然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政党。尽管有人敷衍他，他仍是一个批评家。将来怎样却无从得知，也许他会成为君王的顾问与指挥，但他却是君王的臣仆！
无论做怎样的牺牲，这个年少议员必定是离不开演讲台的，除了在此，否则他是无法施展他的力量与睿智的。如果每年都要召开议会，那么他必定要同他所厌恶的自由党投票选举。他该做些什么呢？给君主带来麻烦是不忠的，所以俾斯麦的策划就是将这个重大问题置于不表决之列。当提议犹太人的问题时，俾斯麦就不想出席，因为他对于这件事与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后来他却愿意出席，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变成极右派的诸多领袖之一，他针对左派提倡的“人民平等”作了演讲，说这是“令人讨厌的人道主义空谈”。
他很傲慢地说道：“我并不是犹太人的仇敌，即使他们仇恨我，我也会饶恕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都爱他们，据我个人意见，我愿给他们全部权利，除了不能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占据许多主要席位。……据我看来，对于上帝是如何恩惠的话并非空话……但是我只能将那些带来福音的话作为上帝的意志……倘若我们将国家的宗教基础给撤掉了，国家就会变作不过是许多偶然凑在一起的权利，也不过是一座城墙，是极为不稳固的……在这样的一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