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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这样仇视他的枪林弹雨中，好像变成少年了。他的思想如同从前那样勇敢赴战，战至最后一刻！他邀请《新自由报》主笔来看他，以便面谈。四十年来，他在这一次的面谈中第一次公开攻击政府，四十年前他有过一次在国人面前说君主无勇；现在他指责政府愚庸。“在商业条约中，奥地利自然会利用我们的懦弱与无能，……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于现在在职的人与我的后任，不须负责了。全部的桥都已拆了……我们一向与俄罗斯联络的秘密线，已经斩断了。柏林没有了人格与信用。”
俾斯麦终于激怒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使他的对手们变得十分不安，甚至超过了忍受的限度。
卡普里微的机关报说道：“任何一个国家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已经归隐的大臣。这位王爵的目的好像是尽他所能与我们作对，这就使已经够为难的国事变得更繁难了。这是爱国者的所为么？……王爵预备加害于祖国到什么地步，是无人能够量度的。”
第6卷斗士的风采（2）
第二天，俾斯麦表示他自己是一个有才能的记者。他在他的机关报里带着一种讽刺的，又好像是尊敬的口吻，对着政府放箭，他说道：“有阅历的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如现在指挥国事的那些人，自然不能担负这样无礼的一篇论说的责任。我们若猜度是他们写的，就未免太羞辱他们……当品泽尔主笔跑上讲话坊上教训王爵的时候，王爵不能不觉得这样的举动必定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俾斯麦王爵所更喜欢的就是有人在法庭上告他。”
凡是德意志人都有机会在《帝国官报》看见新宰相怎样急于要屈辱旧宰相。为此人们发怒得血液沸腾。从前，德意志人因为免了俾斯麦的职便相信了皇帝的天才与手段。现在人们都明白过来，威廉二世是既无天才也无手段。对俾斯麦最后的仇视感情，都被众人所发出来的欢呼声驱除了，在德意志，无论哪一个既不戴皇冠又不穿制服的人，都未曾受到过这样的欢迎。
俾斯麦快到八十岁时才征服了德意志人。他当议员时是反对他们的；他当普鲁士宰相时曾同他们斗争过，他当帝国宰相时，是帝国议会的仇敌；在他自己家里，在他的乡下田地里，他常与同阶级人们往来，与市侩们不接近，而且与知识界也不接近。他所熟知的人，既无教授，生意人，亦无美术家，只有政客与贵族。至多不过两年间，或者当他在乡下当田舍翁的时候，他才开始与人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
现在，当他从维也纳走到启星根，过往之处，人们无不成群结队地欢迎他；所过的市镇无不恳求让他们为他公开举行一个欢迎会；他所征服的或压制的德意志部族，萨克森人与南德意志人，都对他表示致敬。
在他出现的时候，市镇与大学，市民们，附近的乡下人们，教书先生们，女人们，孩子们，都塞满了旧市场。校长在路得堂里欢迎王爵。当他走出大宽街的时候（这是九十年前法兰西军队驻扎之地），他看见已经摆了许多桌子，桌子上放了许多葡萄酒、啤酒，人们正在那里痛饮，在那里奏乐，德意志省会的居民们都在这里等候他，他们的意向是很浪漫，很热心的。他的身材最高，穿了一件长的黑色褂子，在群众中走来走去，演说了六次，没有一次有空话。他指着贝利青根的石像，引用（从歌德的剧本中）贝利青根所说的话。从前因为一位钦使说他是一个强盗，羞辱他，他就回答这个钦使说道：“假使你不是我的皇帝的代表，无论是怎样劣质的赝庸皇帝，我也是要尊崇你的，我会使你把‘强盗’两个字吞回去，你若吞不回去，也要塞住你的喉咙！”最后说道：“一个人可以忠心地亲附他的朝代，他的君主，他的皇帝，而不必相信这位君主的，这位皇帝的全部的策划智慧。我自己就不相信，以后我要宣布我的意见。”群众听了，发狂似的喝彩。
这些是令德意志人喜欢的腔调，当夏夜无事的人们坐在宽街上喝酒的时候，说这种话是不需要负责的。当俾斯麦上了马车之后，马车因为人挤不能走，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同他拉手。老头子却预备同他们个个都拉手。在几个小时里或在几个星期里，他的怀疑主义不再发作了。他自问，这样的平民说话是否较为真挚较为深厚，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阶级。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他的阶级妒忌他，陷害他，最终推倒他。当群众欢迎他时，有学生们的饮酒会，有提灯会（火把会），使他走过南德意志如同战胜凯旋一样，这样的亲近，这样的热心，使他的心里一直在思考着问题：把政权交于这样的人民之手，是不是较好的政策呢？迟至今日，只因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俾斯麦才明白过来，但是他错过了许多机会。这是他第一次对民众演说。这是他从德累斯顿至慕尼黑一路所演说的话。有时在市政厅与饮啤酒的地窖里头说，有时从露台上说，有时在大地上说。这个老头子在这些演说辞里，说出了他的已经太迟的警告：
“我们在立宪君主制之下过活，这种制度的精华，就在于君主的意志与统治者的深信合作。把议院的努力降低到现在的程度，也许是我自己不知不觉的贡献。我却并不想使议院永远处于这样低的水平线上。我很愿意看见议院再获得稳定的大多数，没有大多数是不能得到所希望的势力……代表议会的永久责任是批评，节制，警告政府，而且在某种环境之中，还要指导政府。……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帝国议会，不然的话，关于我们民族发展的持久与结果，我将非常放心不下……从前我致全力于巩固人民的君主制思想。我在宫廷里、在官界里饱享感谢与欢迎，但是人民却要拿石头打我。今日人民欢呼着欢迎我，而宫庭的人们与官界却不理我。我想着，这就可以称为造化揶揄人。”
当这位大演说家的目的在于鼓动群众时候，他就是这样地巧妙地拐过弯子来。其实他的行为正是一种悲剧的揶揄。他知道这一点，可惜他改得太迟。他的政术一生都是集中于自己的，自己冥想的，自己指挥的，并不是因为他要露脸，——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他的同胞们，所以他不好虚荣；并不是因为他的势力只能是从上压下来才能够维持，才能够巩固——不是的，俾斯麦仇视民众，其最深的原因在于他的自信。以聪明而论，他是天生的，以血统而论，他常觉得他是贵胃。他之所以要治国，只因他是上等阶级的人，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这一个阶级并非是最好的，君主与武士阶级的人们，是国家之本，这个时候的人正在那里走黑路，给人们以普遍选举权，不过是一种让步。俾斯麦是一个制造国家的人，他的基本观念就是要把议院弄得薄弱无力，使议院不停地受制于君权之下。
他常在议院与帝国议会所称赞的坚固君主制，其实不过是一种幻想的权力，与他所辨别的很清楚的英国君主制一样；其实英国人是以人民为本，以君主为名，在德意志则不然，而是以帝国宰相为本。他很清楚他是在变着把戏骗人民，他却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在这出专制戏剧内，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性质。这是他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只许他一个人发号施令。惟有这样，他的无与伦比的自信，才能够在事业中得到满意。他与人民的代表相持了三十年，无时不提倡君权，忽然有一天，一个新人物当了君主。这个新人物并不领情，反而把宰相推倒了。
后来，人民开始拥戴老俾斯麦了，这时候，他才能够看出他的计算中的错误。他的本性的动机，从前一向都是使他忠于君主制的，到了现在，因为相同的理由，他亲附人民。当他在国人与欧洲之前承认“也许是我之过，不知不觉地把议院的权力弄到现在这样低的水平线。”他的傲性是极端让步了。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天慕尼黑的美术家们请他赴宴，伦巴赫本来要高举一个满装了慕尼黑啤酒的很大的酒杯，欢迎这位贵客。但是这个酒杯太重，他举不起来，只好放回桌上。他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惊动了全部在场的人，他大声喊道：“一个人的力量举不起一个重东西，只好放下来！”
这位画师在这句不假思索的话里，把威廉二世与俾斯麦之间的冲突，作一个总结。老头子说道：“当我所坐的火车快到站的时候，走得很慢，我听见等候我的群众在唱歌欢呼，我知道德意志并未忘记我，我心里很高兴。”
第6卷最后的归宿
俾斯麦原是从森林里来的，现在森林就是他最后的家。他的夫人与他的朋友们都死了；他所爱的狗马也全都死了；现在他不太关切他的儿子们或孙子们了。他的权力没有了，而且常常因此而发怒，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令他激动了。他得了种四肢十分刺痛的病。八十岁的时候，他还能够说许多话，使所有人都听他说，不敢插一句话。到了这个时候，他却变得不肯说话了。他坐在桌子旁的一把轮椅上，（现在喝酒喝不多了）听少年们说话。这不过是俾斯麦的影子！
森林还在那里，同从前一样，八十三岁的俾斯麦还在森林里坐马车——他一言不发，只同自己的思想交流。他说道：“现在我只有一个躲避之处，那就是森林。”他不再注意田野了，他最注意的就是杉树。树苗圃也能够引起他的注意，森林里最老的树木也能使他注意，那里有高高的老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当许多鸟都聚在房后的时候，他说道：“它们今天开会议，我猜这是因为春天快到了。到了傍晚我就等它们在屋顶出现。”这几对鸟他全都认识。“只到了五对，应该是七对的，为首的最后到，它们能够去睡觉，起来时也不觉得腰疼。”随后他坐马车去察看池子，在那里想该用什么好法子来解决天鹅、鸭子、老鼠之间的争执。当一个客人戴了高顶帽正要坐马车去逛森林的时候，俾斯麦把自己的宽边低顶软帽让给他戴，说道：“请你不要使我的树木看见你那顶难看的帽子！”
他爱客人不如爱树木，爱德意志也不如爱树木。有一次他说，树木是他的祖先。现在他想死在森林里，他选好两株差不多高的杉树，指给他所优待的客人们看，并说道：“在森林里有自由的空气，在两株大杉树之间，就是我最后的休息之所，这里的阳光与新鲜的微风，都足够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头，埋在土下，这种思想是很难受的。”他滔滔不绝地谈古代的条顿族与印度人，他们把死人挂在树顶上。他只管这样谈，心里却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替他预备葬身之地了，那是一座王者的陵寝。他还知道墓碑都已刻好了，但是他的心还是想同森林里大树在一起。假使他能够顺从他的想法，他是不要墓，不要墓碑的，他只要阳光与风。
俾斯麦以此为始以此为终——他是一个无神派，是不信奉基督教的。他在许多场合说的话都表明了这个立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却要奉行一种葬仪，是一个相信基督教上帝的人的葬仪。他绝对不能服侍任何一个人，却号令他人四十年，最终却要在墓碑上刻字，说他是君主的忠诚臣仆。他在森林里呢，同阳光与上帝在一起，为什么要抛弃他的森林？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曾在老橡树下嬉戏；少年时，他曾抬头看这些树，他为国家劳累的时候，曾在树下歇息，到了晚年，他爱听树叶的声响，他为什么要抛弃这些树，为什么掉过头去，与农人们分离呢？他为什么要离开旷野？迁徙到别处去，他的心里赢得了什么？
回顾踌躇满志的青年时代到被迫无所事事的暮年，俾斯麦很感慨。他追忆从前的日子，那时候他有许多事要办，使他感到欢乐。但如今，功成名就都不会使他满心狂喜，怀旧也不可能，他的事业已被他的后任们置于危险之地。当新世纪快要到来时，他所建筑的东西正在那里动摇，他所订的条约正被人诘问，他政术的基柱，已被彻底打碎了；君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不再能藐视人们了。俾斯麦被根本地铲除，从他的活动范围内把他拖出来，把他摔到他的森林里去了。他考虑过许多虚无主义的问题，当他少年时在树林之下骑马走过时，时常为这些问题所疑虑，现在还没有答案。现在他是个老头子了，是个体弱力衰的人了，他无数次在森林里乘马车走过，最终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只有一言不发，坐在那里深思。
三十年后，德意志人站在俾斯麦的墓旁，向他行礼。他的坟墓简单而结实，很耐久，超过了工头所预定的保质期。他所创造的帝国，原是建于诸邦王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