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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给他一匹马，“要能载得动我，还要好看一些的。我不管马的脾气有多大，只要它有这样的体力。”我们看什么样的马，就知道他十年间的变化。从前他看马匹与女人，是越野越好；现在他不要驯服什么人。只有当他在丹麦海口外，在狂风大作时在船上过一夜的时候，只有在匈牙利听见他的朋友们在森林里同强盗格斗时，在露天宿营的时候他有时还会火气很猛地发牢骚说：“人们在令人讨厌的法兰克福，是得不到这样的阅历的。”
其实他的新事业使他老得很快。在他当大使的时候，从三十七岁到四十八岁，俾斯麦的精力也日渐衰落，然而他却更难以让人对付。他变得更加敏感，看见时光转瞬即逝。他虽然在十年间很不满意普鲁士所作的事，然而却不能改变什么，他的精力也在不断的报告与公文中消磨。两年之后，他写道：“我绝对不能相信，自己会习惯了例行公事，如今我在这里已习惯了这些。……我天生不愿写东西，又是天生的懒，我极为惊异我竟能如此节制这两件事。”我们要想起从前的俾斯麦是什么样，就会知道他现在是受了怎样的约束。有一次他外出旅行了两个星期没得到报纸看，就后悔自己少年时虚度了光阴。他在法兰克福三年后，他又说不满意的话，“因为没有事做。”
他说的事自然是政治上的事，并非日常公事，这些是他的属员们去办的。在联邦议院，当议员们发表一些繁冗的演说时，他就写家信逍遥。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少年犯了政治罪，他得知要拘捕他，他就一大早爬了三层楼去见这个年轻人，说道：“你赶快跑到国外去！”少年迟疑不决，俾斯麦又说道：“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谁。也许你没钱，我给你点儿钱，你赶快跑到国外去，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说巡警办事可是比外交家麻利。”又一次在俄国都会，有一个逃犯是使馆认识的，俾斯麦替他预备衣服改变装束，从后门把他放走——俾斯麦随后反责备警察让坏人逃走！这样不合法的事是少有的，但是当遇到这种事时，俾斯麦的冒险敢为的性子又发作了。
当他写信时，他的脑子转得很快。他的随员们说他走来走去，穿了一件绿色的睡衣，话从口里一句接一句地冲出来，中间还夹带着些批评的话。当他心情好时，他会拖住一位秘书，然后他口述，由秘书来记录，从半夜一直到天亮。他做人家的长官是很正直很和蔼的。他受不了同他拘泥于礼节的秘书，这使两人在一起不舒服。他请他的秘书们同他一起去打猎，同他一起饮酒，当他在不太得志时，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满意。有两位秘书说起他时，所讲的情形基本相同，俾斯麦训斥他们如同训两个不听话的小学生。有一次有一位秘书没有完全听他的命令，俾斯麦说道：“我想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我知道你的见解和我一样，那就是一个顾体面的人只要负责一件事，他就会把它做得很好。”如此类的话，从俾斯麦口中说出，而且他还用一种颇为和气的语气说出来，让人听了真有些不寒而栗。有一次，有一位秘书将一件历史事件记错了，他很客气而又冷冰冰地问：“难道你没有读过柏克的世界历史××页吗？”
第2卷转折点（1）
在七月份的一天，也就是到俄都后两个月，新大使在一所极热的练马场内骑马，后来没有披大衣就回家了。后来两脚开始疼痛，就请来一位日耳曼医生在他的左脚上贴上一块膏药，到了晚上疼得更为厉害，俾斯麦将膏药扯下后发觉血管已经坏了。他不晓得到底是医生害了他还是药师害了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有一位有名的俄国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脚应该锯掉。俾斯麦问道：“是锯膝盖以上还是锯膝盖以下？”医生说是锯膝下，并且离膝很远。俾斯麦却仍不肯锯掉，他虽是痛得厉害却还是坐船回家。
他的前程与他一生的功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尽管他只有一只脚但他的睿智却不会因此而少了几分，应该这样说，全是他那过人的禀赋救了他，当他半愈时，在回俄都的路上，同他的家眷在一位邻居的乡下别墅里稍事休息，忽然又昏倒在床上。在他那坏了的血管里有一个血块开始游动，有一个血栓存在肺里，有几天他的性命也极为危险，他连遗嘱都写下了，等俾斯麦到了老年时，他回忆这次经历时写道：“那时我疼得难以忍受，我宁愿死去。”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提到他的宗教信仰，这时他最后的不满话就是反对部曹专制。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官阶很高的官员，所以关于他儿女的许多事，他反对无论何种的国家干预。
在柏林养病的六个月里，他仍然十分关注政治，却不太注意医生。本是威廉将他留在了柏林，其实摄政很想将俾斯麦召回柏林，如果他能作到这一点的话。使他担心的是害怕俾斯麦会将他拖入到战争中去。他虽然从内心不太喜欢俾斯麦，却不愿让俾斯麦离开左右，因为眼前就要同自由党奋斗，最后也许他只能依靠俾斯麦一个人。俾斯麦却不喜欢这样介于两可之间的地位。在这政治中心，俾斯麦既已经当上了外交总长，他在此就可以多建立几个关系，比远在涅瓦河畔要强得多。由于要在这里久候，他便以医生为借口，这样就不会损伤自己的傲气啦。他很诙谐地写信给夫人说道：“我在阳台上，如同在礁石上的罗勒莱（罗勒莱，有关莱茵河上的传说中女郎。），观看斯普累河上的船只过闸，我却没有唱歌，甚至也不太想梳理头发。我在这里以思想为消遣，一年四季我与这所旅馆相伴，我看到一代代的旅行家和跑堂的从我面前走过。我在这间绿色的小房间里喂麻雀的同时，我的头发也一根根地掉了下来。”
摄政王一心等着他哥哥死去他好登上帝位，当时普鲁士的宰相是施莱尼茨，俾斯麦说此人是一个近臣，是依靠奥古斯塔而起家的。威廉将俾斯麦与施莱尼茨邀到宫中，商讨大事，他似乎想找一条折衷之路，不再走极端。威廉请俾斯麦阐述一下自己的计划与策略，这些都是自克里米亚之战以来俾斯麦坚决要求实行的。他让俾斯麦谈一下奥地利是如何无用，普鲁士是如何强大，和俄国如何保持友谊；让他阐述他的计划，他曾在其中把普鲁士比作一只母鸡，不敢走过一条用白垩所画的线。摄政王似乎在上演一出滑稽戏，他转而告诉宰相施莱尼茨让他讨论他的寓言。宰相于是请威廉追忆他父亲的遗嘱，“这根弦绝不会不在威廉的心里激发回响的。”这根弦的音调是比较准的，那就是帮助奥地利而反对法兰西。施莱尼茨说完，威廉一点也不停顿，一气说了一番话作答，这番话显然是事先预备好的，说他遵循这自古以来的传统，随后宣布散会，这一出戏剧是由奥古斯塔一手布置的，她的意图是想让反动派们晓得，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据俾斯麦说，她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为了达到什么切实的目的，其实是由于她的厌恶所致。她讨厌俄罗斯，讨厌拿破仑三世，“她讨厌我，是因为我的本性喜欢独立，又因为我屡次不把她的见解转告给她的丈夫。”
在１８６０年并非仅仅是奥古斯塔一个人阻挠俾斯麦，不让他当领袖，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他的德意志计划中。去年这一战又激发了一种民族思想，并将其融入到自由党与对１８４８所持的诸多观念者之中，一如在革命那一年，有许多演说也有许多宴会，还有许多同胞会。在诸多大臣中，其中最激进的也不过是主张废掉同奥地利的联盟，更换联邦的盟主，这就是说他们愿意保存德意志联邦制。而俾斯麦所做的就是要去破坏这一联邦制，“如果有一种病，人们迟早要用火或刀将它治好。除非是遇着好的机会，能预先找到别的疗法。”这是第一次一位驻使给他的长官写的一封黑白分明的信，那就是“用火与刀”。他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统一德意志。此后不久他宣称：“我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旗子上写着‘日耳曼’而不是‘普鲁士’，除非我们与其它种族的人比以往更为亲密，更为有组织的联合在一起。若是把这个字用得太多，用得不是时候，这个字就显得毫无力量。”
与此同时他开始与正统派分离（这时是完全分离），这使他与摄政也分离出来。他写了一封很秘密的信给已毫无权力的格拉赫，他在这封信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据我看来，法兰西还是法兰西，无论它的统治者是拿破仑还是圣路易……说到政治上的差别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要说到是非上的差别却是毫无意义的。以外交而论，我觉得并无内在的责任……倘若你要谈及权利与革命的差别、基督教与无信仰的差别、上帝与魔鬼的差别，我无法同你辩论。我所能说的不过是，‘我的见解与你不同，你判断我内心之事，这是超出你的判断权限之外的事’……我很愿意攻打法兰西，甚至打到两败俱伤——但是我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并无什么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我会将它看作同攻打克罗地人、波希米亚人、耶稣军的忏悔人或班堡人一样。”
当格拉赫还是君主的朋友，有权有势的时候，俾斯麦是不会用这种腔调同他讲话的。现在摄政王已用不着格拉赫了，俾斯麦对这位失去了权势的人就敢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不久他就渐渐地将格拉赫忘记了，又同别的人保持亲密的关系。不久他又重回俄都，如今时势变得更为紧张，他从俄都远远地观望那边的形势、甚至为之激动到发狂的地步，然而现实却又让他失望了一遭。以下这段文字施勒策描述俾斯麦的情形：
“我那‘土耳其总督’激动得令人可怕，在柏林逗留的一段时间里，他被那里流行的慌乱和疑虑激动得热血沸腾。他认为自己的机会就要到来、施莱尼茨很快就会辞职不干了，前景极为光明。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他适合于普鲁士吗？普鲁士人对他的口味么？在这样狭小而有限的诸多环境中，忽然闯入这样一个性如烈火之人！……他们并不喜欢俾斯麦，而且他们在做事时也并未考虑过他的存在。所以他也只好玩自己的把戏。他不愿住在这里，牢骚满腹。他嫌这里物价太高，嫌这里人是如此的少，以至于整日也很难见到一个。他经常睡到十二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便坐在那里披着一件绿色的睡衣动也不动，由于很少运动，酒就喝得多些，喝过酒就在那里咒骂奥地利……他同我谈了许多话，都很开诚布公。他的话很有趣味，对什么都显得猜疑不定，对理由化的东西不屑一顾。试想一下，如果让他来掌管整个外交部，事情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近来他常说施莱尼茨必定会改当内务府大臣。‘君主就会在伯恩斯托夫，普尔特利斯和我之个人之间挑选一个当外交总长。’这是总督自己说的话！他日夜都做梦做了一部的大臣！”
如今俾斯麦就如同一只关在笼中的猛虎，有铁链拴住他使他无法吃人，他却常常想从笼中挣脱开来。他开始觉得过去的那些消遣都变得索然无味，既不想见人也不想打猎，在他心里时常转动的一个念头就是：“我何时才能手握大权？”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俾斯麦，比给夫人写信时要真实的多。在这些家信中，他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受挫折的信奉基督的人。
后来到了１８６１年１月间，疯子腓特烈·威廉死了，摄政王威廉便做了普鲁士王。为了这个位子，他足足等待了三十年，现在已六十三岁。登位后他发觉国内局势极为混乱，自由党对他的陆军新计划大加攻击，心中十分不安。回到家中又要同妻子争吵，他觉得有些心力交瘁。在他心里有一阵是想着让位于他的儿子腓特烈（今年三十岁），全部的保守党（也就是满朝廷的人）都为之震动。因为腓特烈·威廉一旦传位于他的儿子，腓特烈会很受他那英国夫人的影响，立刻就会同自由党联盟。君主最重要的帮手罗恩是个正派军人，是君主周围那帮人中最为正直的一个。他这人极有大丈夫气概，严肃、谦逊、忠诚不二。他还不善于恭维别人，对有才能之人也从不妒忌。他为人靠两句话作指导：“作你所应该作的，忍受你所必要忍受的。”铸造普鲁士的各种利器的就是这个人。他是最反对作战的，但是在这个以武力决定一切的社会中，他自己也必须依靠武力来作成一件事情。新君主本是一个军人，在他当摄政王时就请罗恩帮他整顿陆军。罗恩让威廉追忆他那伟大的祖先，他亦决心扶持这位君主。当威廉终于加冕时，罗恩劝威廉要学习他的祖先，要臣仆们宣誓效忠于君主，他的祖先从前都是专制君主。其他的大臣们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