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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嗡哂械囊庖澹�1912年一样，他们将重新聚集在祖国西南，聚集在半神奇的罗布桑·丹毕坚赞周围，与奴役者进行斗争。”
蒙古人记住了假喇嘛，尽管他被捕3年之久，他们仍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今天看来，舒米亚茨基的文章中的这一点，可谓意味深长。
1918年夏，离开流放地的丹毕坚赞－假喇嘛，返回了蒙古草原。
回到草原，丹毕坚赞不费什么劲儿就发现，眼下这里已经不再需要“攻占科布多的英雄”，甚至已经没有人对他顶礼膜拜。川流不息地向他奉献牧民与牲畜，奉献种种彩物，已经成为往事。白党、红党，都视他为自己的死敌。除了尽快离开，他已经别无选择。实际上几年间是他在流放地阿斯特拉罕学到的知识，他知道科布多河畔的蒙吉克早已经安排不下他的那个新建立的“旗”。
假喇嘛离开了科布多。他没有去北方的唐努乌梁海，更没有前往库伦（乌兰巴托），他带着自己的部落掉头南下，走出中蒙界山，来到了黑戈壁无人区。
在黑戈壁一处少有的隐密地方，在马鬃山山脉附近的一片沙漠深处，从外蒙古到肃州（酒泉）的商道都要经过这里，继续往前就是柴达木和西藏……
这，就是丹毕坚赞的新的蒙吉克旗。从此，假喇嘛也是黑喇嘛。他建造了另一个坚固的要塞，他亲自训练军队。这是一支有300多人的骑兵，全部装备了别丹式步枪、卡宾枪，甚至还有从中国军队手中抢过来的日式步枪和手枪。部队纪律严明。实际上，一开始他靠打猎维持生计。秋天，为了储备肉食，全旗男性居民全部出动参加围猎行动。围猎声势浩大。假喇嘛常用猎物奖励那些幸运的、身手不凡的猎人。为了猎获一只羚羊，有时需要有人敏捷地爬上陡峭的山崖，而等待他的是奖赏和一块上好的肉。
同时，靠劫掠过往商队，假喇嘛很快聚敛起一笔巨大财富。在无人区域黑戈壁，黑喇嘛－假喇嘛开始设计建造新的要塞——新的“蒙吉克”。
就在黑喇嘛已经在黑戈壁站稳脚跟时，政局变化不定的外蒙古已经初步建立了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能容忍权威受到挑战。
在《假喇嘛的头颅》所披露的1922年（77号）文件中，有一份蒙古国“人民政府”的“判决书”，“判决书”的对象就是逃亡到中国境内，已经在黑戈壁扎根，与红色政权分庭抗礼的丹毕坚赞－黑喇嘛－假喇嘛：
自治蒙古时期，即共戴二年，丹毕坚赞加入西北边防部队，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精神，并博得宠信。可是，留在蒙古西北部地区后，他开始用诈骗手段欺骗人民，给蒙古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自治政府不得不剥夺丹毕坚赞的所有称号和特权。作为俄国臣民，他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他出狱了。后来，他又潜入蒙古西北部地区，像从前一样，他又开始欺骗蒙古人民，到处谣言祸众。
丹毕坚赞一到蒙古，自治政府就颁布了《告人民书》，呼吁人民不要中了他的挑拨离间计。呼吁书严重警告，任何人不得窝藏丹毕坚赞。此后不久，他就逃到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籍。在一个与中国接壤的地方，他以欺骗和恐吓阿拉特（属于牧主的牧民）的手段，为自己编设了一个旗。在那里，他残酷剥削阿拉特，袭击过往商队，抢劫和打死附近居民。
不仅如此，丹毕坚赞武力掠走数百名喀尔喀蒙古人，将他们迁移到自己的领地，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常常因为一件不合他心意的小事，就把阿拉特们打得半死，还常常滥杀无辜。他经常抢劫和打死和平居民，给人民带来了可怕的痛苦和深重苦难，使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人民政府认为，丹毕坚赞所犯下的罪行，证据确凿，阻止丹毕坚赞逍遥法外的犯罪活动的时候已到，必须结束阿拉特因为他而遭受的苦难。因此，政府认为，必需采取措施，将人民的敌人，阴险狡诈、罪恶多端的丹毕坚赞迅速捉拿归案。军事法庭已经将他判处死刑。
……
共戴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1922年10月10日
这个“审判”显然是“内防局”（“公安部”）策划已久的。经军事法庭缺席审判，黑喇嘛被宣判死刑。剩下的问题只是何时执行了。
据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黑喇嘛是在1924年被巴勒丹道尔吉刺杀。但《假喇嘛的头颅》认为，假喇嘛于1922年（阴历黑水狗年）年底被杀，也是在公历1923年年初。死后，黑喇嘛的头颅被插在一支长枪上，在蒙古各城游街示众，好让蒙古人相信，并将消息带到偏远的游牧点：假喇嘛已经死了，他不会再来，永远不会再来，永远，永远。
《黑戈壁》十一（4）
是谁在科布多边区直接领导了解决黑喇嘛这一行动？从行动结束后上报库伦的蒙军侦察部的报告的签名来看，“消灭假喇嘛行动的教官和乌里雅苏台的城防司令”，是光荣的苏联卡尔梅克国内战争英雄哈尔迪·卡努科夫。行动日期是“1922年11月”。
在1970年出版的蒙古革命参加者的回忆文集《带着国际主义的使命》一书中，哈·卡努科夫被赞誉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时，表现出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孜孜不倦的精神，以及高度的个人勇气和布尔什维克的顽强精神。”我在书后收录了哈·卡努科夫于1922年3月在蒙古拍摄的一张照片。由于在蒙古骑兵部队军官高级教官组中工作勤奋，政府授予他一等功——帽顶上带一颗红珠和两眼花翎。红色“诺颜”在拍照时身着华丽的蒙古袍。人民革命胜利十周年（1934年）时，他胸前又出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红旗勋章。《带着国际主义的使命》一书，还附有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员们1924年1月在莫斯科照的集体合影。在这张照片中，哈·卡努科夫站在乔巴山和其他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员身边。回忆录的作者们证实，诸如李季耶夫、卡布鲁诺夫、占巴诺夫等卡尔梅克人，也参加了从库伦派出的消灭假喇嘛的特别行动小组。当时，哈·卡努科夫（按其自传所言）是科布多军区司令部的顾问和军区侦察部、政治部顾问。
关于黑喇嘛－假喇嘛的结局，也就是在黑戈壁要塞发生的刺杀事件，《假喇嘛的头颅》一书是从另一个角度作了描述。罗玛金娜主要是引据这次越界追杀行动的主持者哈尔迪·卡努科夫在行动完成后提交的《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叙述的内容。这个报告目前现收藏于卡尔梅克中央国家档案馆“哈尔迪·卡努科夫私人档案”，1924年1月，曾在库伦《曙光》报上发表过。报告的实质内容有：
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国家内务部20（公安部）部长巴勒丹道尔吉亲自挑选杜噶尔贝子、南兹德巴特尔为行动执行人，并同他们一起带50名士兵从库伦来到乌里雅苏台。行动参加者以德里布喇嘛的名义拟了一封假的秘信，派人送给黑喇嘛。信中，德里布喇嘛通报黑喇嘛，说库伦政府需要他的合作，请他出任驻西蒙古的“全权大臣”，还准备划给他一个旗的人口和一块土地，并颁发印信。信末附言，是德里布喇嘛请他来扎萨克图汗盟议事的邀请。
黑喇嘛立即作了答复，说入冬后一定来，同时请求先给他送来经过确认的他的旗印，并派出代表接洽有关事宜。
1922年11月，李季耶夫率领从科布多团抽调的50名士兵，另带几名被称作“土尔扈特人”的卡尔梅克人，前往通向黑喇嘛要塞方向的贡塔木嘎地方；巴雅尔公率领50名士兵从乌里雅苏台出发前往伊特克木吉特贝勒旗。关于这次军事调动的官方说法是，开始在该扎萨克图汗盟南部地区剿灭“白匪”。
12月，杜噶尔贝子和南兹德巴特尔带4名士兵直赴黑戈壁中心的黑喇嘛的大本营。“代表们”不仅带来了邀请信，还带来了尽快前来“镇压唐努乌梁海”反叛势力的请求。巴勒丹道尔吉带25名战士紧随其后。在乌里雅苏台成立了城防司令部（哈·卡努科夫任司令），又有50名来自科布多的士兵集结到这里。商定，一旦杜噶尔贝子和南兹德巴特尔牺牲，将由巴勒丹道尔吉率领随后从乌里雅苏台出发的100名战士，突击黑喇嘛大本营，“武力捉拿”假喇嘛。哈·卡努科夫写道：“我本人也应集中现有兵力，亲自前往。”
与此同时，根据乌里雅苏台全权大臣的命令，就在扎萨克图汗盟，将包括萨尔特车臣王、扎萨克图汗以及其他有重大嫌疑的“黑喇嘛的同谋”，集中到了伊特克木吉特贝勒旗，“商讨”给黑喇嘛划一块什么样的地建立他的旗。
黑喇嘛接待了“代表”，但保镖左右不离。显然，他不相信这些人。杜噶尔贝子毫无隐饰地对黑喇嘛说：现在，喀尔喀人民日子过得非常不好，对现政府极为不满；他本人曾是“白党”，对摆脱“赤色”喀尔喀不抱任何希望；是老佛爷帮助他亲眼看见了伟大的喇嘛，不幸的喀尔喀人民的希望……
立时，黑喇嘛情绪一下子变了，他叫保安离开蒙古包，开始攀谈。他说，这是他很早以来一直盼望的，现在进行政变很容易，因为他接受了邀请出任西蒙古“全权大臣”……他正在同中华民国总统就夺取蒙古，在北京谈判，并给北京送了大量金钱以组建军队，这些部队将于今春从归化（呼和浩特）方向进攻外蒙古。
在交谈过程中，代表们甚至还轻松了一下，喝了酒。黑喇嘛展示了他的武器库，他的私人武器和珍贵物品，并炫耀说：现在蒙古就在掌握在他手中，“只差将它一口吞掉”。
最后，杜噶尔贝子以教他如何看地图为名，请黑喇嘛到自己的蒙古包，黑喇嘛居然未带保镖就跟着他来了。见黑喇嘛刚走进门，战士达西一下匍匐在他的面前，“虔诚地双手合十”，请求圣人喇嘛为他赐福。杜噶尔在黑喇嘛身边就坐，南兹德巴特尔“以仆役的身份”开始往火塘里添柴。
念完经后，黑喇嘛将手伸向战士达西的头顶，为他祈福。就在此时，正在跪拜的达西抓住了这只手，杜噶尔抓住了另一只手，而南兹德巴特尔则霍地站起来，掏出手枪开枪射击，但只打中黑喇嘛的脖子。
《黑戈壁》十一（5）
黑喇嘛在双手被紧紧抓住不放的时候，曾大声喊：“你们想干什么？”
听到喊声，黑喇嘛的仆从跑进了蒙古包，但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他跑掉了。哈·卡努科夫在报告中继续写道：“此时，其他两名战士占领了武器库，向天空鸣枪示警，黑喇嘛亲信没人敢出面救护。”在“碉堡山”有过一次集会，但集会上，黑喇嘛的属下“不但表示将绝对服从行刺者，而且对能摆脱专横暴虐的恶魔的控制感到很高兴。”
黑喇嘛的亲信中最不得人心的5个人（“臭名昭著的凶犯”），当场被揪出，其中包括纳甘堪布喇嘛、刽子手索诺木多尔济，一个叫“土莫第巴雅尔”的汉人（厨师？）等，都被当众枪决，被枪杀的还有黑喇嘛的狗——跑来企图救它的主人。
报告之中说，在蒙古包里杀死黑喇嘛后，“杜噶尔贝子和南兹德巴特尔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按前者的话说，后者将黑喇嘛一些贵重物品据为己有，为避免造成私分珍贵物品，他们同意公开与士兵们均分，所有贵重物品被分成6份，并作为战利品被全部瓜分。”卡努科夫在报告中接着写道：“关于这个不愉快的事件，杜噶尔贝子向随后赶到的巴勒丹道尔吉做了通报，并在返回乌里雅苏台以后携3名属下士兵向委员会上缴了各自所得的珍品及清单，而南兹德巴特尔及另一名士兵所得部分，被巴勒丹道尔吉没收后充公。”
“碉堡山”陷落之后，原属于黑喇嘛的2000只羊、50头牛和牦牛被分给了黑喇嘛的部众；其余牲畜——约1000峰骆驼、250匹马、800只羊和山羊，全部予以拍卖，收入归公。假喇嘛的私人财产和武器，储备的面粉以及其他产品都运往库伦。约300户部众，返回蒙古后根据政府的指示，留在了扎萨克图汗盟。
最后，“为了彻底审查假喇嘛的罪行，安抚边疆”，在乌里雅苏台召开了该盟王公大会，宣告黑喇嘛的结局。
这个《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是事件发生后立即公布的，并且为蒙古官方认可。上述情节，与哈士纶《蒙古的人与神》，与额济纳马鬃山、肃北马鬃山民间流传的过程，有许多不一致之处。甚至可以说，除了“黑喇嘛被刺死了”这一点之外，其他都有疑问。事实是，罗玛金娜本人就对这个报告提出过异议。当然，这毕竟是19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