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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这些考察，除了勇气，还得祈求机遇眷顾。
路上，考察团与一个出发于归化（呼和浩特），前往巴里坤、古城（奇台）的驼队相逢。这个驼队有1200峰骆驼，90个人，是50家商号联合组成。这是已知的、在这个时期丝路经行的规模最大的驼队。1200峰骆驼！商队秩序井然，人畜状态良好。特别是那些每月还挣不到5块银元的驼工待人的友善、真诚，使包括赫定在内的考察团团员感受到了暖意，领略了古道人情的丰厚。然而行进在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上，只有零星客商才能够结伴同行，商队不但不宜同行，而且应该有意识地错开上路。那是因为在日渐荒凉的古道上，水泉、柴火是如此珍贵，往往不能同时满足两只商队的需要。
一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装备了300多峰骆驼，每次拔营，都成了草原奇观，引得附近的牧民纷纷前来观看。他们的营地被称为“驼城”。想想看，300多峰的四倍，将是一种何等壮丽的景观！驼队之中满载着衣服、茶叶、杂货、香烟、布匹。这些货物，可以满足北疆牧区半年间对生活用品对需求。1200峰骆驼，归属7个主人，这种联合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一路上能够满足1200峰骆驼饮用的水源地其实少而又少，他们的行程得安排得象时钟一样准确，一个营地一个营地，如同接力，才能保证第二天可以继续上路。如果途中遇上了另外一个数百骆驼的驼队，必然会发生争强水源与草料的惨剧。可是，这也是对付土匪与“非法税卡”的惟一有效手段。这些骆驼与驼夫们，在路上要走30天，但往往一年之后才能与家人团聚。一旦到了目的地，卖掉货物，他们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牧民，在当地的牧场上放牧一年，等到来年秋天，自己的骆驼摘了秋毛，驼满新疆的土产：皮毛、棉花、沙金、羊肠……返回内地。他们知道黑喇嘛。他们不怕黑喇嘛。他们怕的是水泉干涸，草场荒芜，严寒风暴，疾病缠身。与黑喇嘛相比，那些都是不可抗拒的、命中注定的。
《黑戈壁》十四（3）
对历史发展来说，抢劫丝路商旅，应该是与拐卖妇女儿童同等量刑的罪行。它影响的面太广泛。可这又与“顺手牵羊”一样十分常见。其实，许多次抢劫（甚至相当认真的抢劫），都是“业余”强盗干的。然而，强盗就是强盗。作一次强盗的，从精神层面来说就永远是强盗了。
病重的斯文·赫定，因为在荒野与“天边来客”意外相逢，强打起精神，去驼队作客。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他这样写道：
在汉人驼队的一座帐篷里，我们受到了这些夫役们非常友好的接待。只见四五个人正坐在那里聊天，嘴里叼着大长烟袋；还有6个人蜷缩在羊皮垫子上睡觉，那姿势更是千奇百怪。他们鼾声如雷，时而从羊皮褥子深处还传来几声奇异的怪响。几个人把我们迎到帐篷横头的主位坐下，地下铺着几个毡垫供人坐；在帐篷杆的旁边，立着一对矮小的木箱，它的边上，一个铁盆圈里正燃着一堆火，火上坐着一把壶，另外有几把茶壶也在火边上烧着，里面的水已开了。中间的大水壶里正煮着面条子，那是一种条状的、用面制成的食品。中国人声音很大地吞喝着这种面条汤，那几个睡觉的也被叫起来吃饭；他们吃的还有烙饼，那是一种面包似的食品。在他们的食谱上还有一种吃食是牛肉，这都是在额济纳买的。我们这些客人也被奉上了热茶。这些普通的汉族商人通常给人的印象是风趣、友好、招人喜爱，他们对待客人总是一样的热情、客气。他们边聊边笑，自得其乐；从没有人见过他们忧愁郁闷的样子。但是他们说，他们一个月赚的钱还不足5块，还要没日没夜地跋涉于这亚洲的荒漠之中。白天，他们有许多苦力活要干，因此他们只能在夜里走路。
吃完饭，他们又叼起了大长烟袋，点着了火。他们在尽最大的力气回答着我们所问的所有问题，一个人讲时，另一个在旁边还不时地纠正着。
与缺粮（他们已经开始宰杀宝贵骆驼充饥了）、苦寒相比，更大的问题是斯文·赫定突然身患重病。
1927年12月10日，考察团在位于布尔根布鲁克（公驼泉）的第72号营地休整一天。
上午，斯文·赫定先请随团医生赫默尔为自己作了严格的诊断。结论是：赫定身患严重的胆结石。最好卧床一个月。在此期间不宜骑乘骆驼、马匹，步行的振动也会致使病情加重。午饭后，赫定请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来到自己的帐篷。交谈是推心置腹的，可也是艰难的。他们都知道，在布尔根布鲁克不能久留。这个地名的来历是曾经有人在此放牧过3岁公驼，可这就是它最“辉煌”的“历史”。当地微咸的水和柴草只能维持考察团使用两天。而在那样的时期，在那样的地点，除了上帝，他们能够依靠的则只有自己了。突然，有人闯入帐篷，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刚刚抵达的一支从外蒙古三音诺颜部返回的安西商队带来了考察团瑞典地质学家艾利克·那林的信。
那林和他的分队已经到达谢别斯廷，并找到了那个著名的、传说之中的泉水，在那儿不但水源丰沛，而且柴草足够。这个救命的水源地离开72号营地只有3天路程。
——哦，谢别斯廷！真有这个传说中的“仙境”！读过字迹潦草的信，徐炳昶教授松了一口气，提出：明天一早立即拔营，前往谢别斯廷地方。考察团在谢别斯廷补充了饮水后，马上动身循古道前往哈密。他们将在哈密会合。经过考虑，赫定同意了。
斯文·赫定强忍着剧烈疼痛，坚持在途中绘图、写笔记。徐炳昶教授走在队伍前方。他不时停下来等候赫定。在日记中，徐教授写道：赫定一路非常疲乏，最厉害时要靠打吗啡针来缓解疼痛，“但他的精神刚觉恢复，即又起看分度器作路（线）图。他这样的精神，真令人慨叹不已”。这时，徐炳昶后悔没有劝阻赫定在布尔根布鲁克多休息几天。在远赴谢别斯廷途中毫无水草补充，他们成了过河卒，除了前进，前进，没有别的选择。
……中途营地的炊烟遥遥在望。斯文·赫定感到，在自己长达三四十年的探险生涯中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抵达宿营地。
在74号营地，考察团与前来迎候的的那林相逢。那林证实，74号营地离开谢别斯廷只有区区50华里。但赫定已经坚持不下来了。医生说，赫定不能再骑乘或步行，否则有生命危险。
“不让走路又不准骑骆驼，在这荒凉世界上我又如何到得了谢别斯廷呢？”赫定绝望地写道。这个编号为74号的无名营地无水无草，是兵家所谓的“绝地”，必须放弃。是呀，既然赫定不能骑乘，也不能步行，这最后的50华里怎么办？
徐炳昶教授建议作一个类似爬犁的东西，赫定半躺在其上，由最壮硕的骆驼拖拉。但遭到了反对。这东西在冰雪上是可行的，然而在布满砾石的戈壁，没有多久就得散架。后勤主管、瑞典人拉尔生则提议：可以在四峰骆驼之间拉起一个悬空的软床，作为赫定的卧室。是斯文·赫定自己否定了这个设想。他当然知道，再老实的骆驼也不可能保持平衡，听话地扯着软床上路。
第二天的行程中，已经不能行动的赫定躺在一副担架上行进在队伍中间。担架由四个外籍考察团团员抬着徒步前进。另外四个等着替换。赫定谢绝了中国团员的好意，他不同意由中国团员抬担架。
《黑戈壁》十四（4）
在笔记中，斯文·赫定写道：几天以来，由于骆驼状况越来越差，还得驮载物资，便要求团员们尽可能步行。“全体中国籍团员主动将这一困难承担起来，一直徒步走过了风戈壁。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以优良的素质，分担了额外的‘负重’。”他不愿意使自己成为“负担”。实际上，从进入风戈壁以来，每天都有一两峰不堪重负的骆驼卧下便再也起不来了。而倒毙者的负载正一点一滴地增加到了仍然在负重前行的骆驼双峰之间。
骆驼倒下还是那峰骆驼，可人呢？人若倒下了，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抵达谢别斯廷之前的最后一天行程，除了红柳和稀稀落落的芨芨草，视野里没有一点生机。一路，荒漠英雄红柳想必给斯文·赫定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笔记中他将谢别斯廷附近的荒漠叫做“红柳戈壁”。
12月13日。夜幕降临。前方闪烁的营地篝火，将斯文·赫定一行迎至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上的并未被遗忘的水源地谢别斯廷。当晚，斯文·赫定亲自在考察路线图中标注上了这个地点（即75号营地）的位置，并正式命名为“那林－谢别斯廷泉”。那林是它的经纬度的测定者，谢别斯廷是这里的地名。
在谢别斯廷的最后议事中，决定了面临断粮、绝饷的考察团的命运：赫定必须留下来，等身体大致复原，再前往哈密。地质学家那林、医生赫默尔、考古学家贝格曼也留在谢别斯廷陪伴赫定。大队人马由徐炳昶带领，继续穿过戈壁，奔赴哈密绿洲。
12月14日夜晚，中外团员纷纷向赫定告别。从离开包头就为考察团工作的蒙古族驼夫们告别时，赫定临时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为保证大队及时顺利赶到哈密，他将自己支配的骆驼全数交给了大队。这样，随赫定滞留在谢别斯廷的，只有那林分队的8峰骆驼，此外就是4峰不能负重的病驼。而赫定如果遇到意外必须启程，自少得有25峰骆驼才能够移营。这样一来，赫定已经是破釜沉舟了。听赫定亲口说出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决定，连最强悍的蒙古族驼夫赛拉特也流下了眼泪。就是这个赛拉特后来被培养为司机，全程参加了赫定1934－1935年勘测西部公路交通线的新考察，并获得了瑞典国王授予的勋章。
临别前，徐炳昶教授告诉赫定，他会克服一切困难，严格按照约定的计划，准时赶到哈密，并一俟条件允许，就会接走赫定。
第二天，驼队在天刚刚亮就上路了。赫定坐在担架上目送大队走进晨曦。
考察团留守谢别斯廷的营地，设立在一个开阔的平滩。赫定在笔记中这样形容寂寞的营地：
北边，远方有一丛黑色的山丘，山丘中间夹着几条浅壑。一座小山丘上，瑞典国旗在迎风飘扬。远处的瞪羚、野骆驼、野驴也能够看到旗帜。我们的邻居只有这些不怕人的野兽……
在大队走后不久，有一支汉人商队驻扎在营地的东边。商队答应卖给他们一些粮草，但他们七拼八凑也只有14块大洋。买完东西，整个谢别斯廷营地就仅剩下1角银币了。此后，每天傍晚，大家呆呆地望着西边的天际，聆听天籁。
圣诞节终于不期而至。
12月25日清晨大家全起来了，照例纷纷猜测：这个苦寂的荒漠圣诞节，究竟谁会是第一个来客呢？等见到了第一批“来客”，大家都惊呆了。考察团忠实的牧羊犬“斯纳皮”竟一气生下了7只小狗。刚刚睁开眼睛的狗崽个个穿着合体的黑色燕尾服，仿佛在等待人们的邀请，好出席圣诞盛宴。
斯文·赫定和他的同事在谢别斯廷苦守了近30天。在这个期间，曾一再与商队相逢。那林对谢别斯廷地区做了综合的地形学测量，并进行了地质学考察。贝格曼则一直在整理额济纳的笔记。就是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考古学家不久重返额济纳后，在当地汉代烽燧城障发掘出一万多枚汉简。这是20世纪震动学界的文献发现，人们曾以其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两大考古成果，并由此出现了一门新学问：居延汉简研究。
1928年1月4日，两个信使冲寒冒雪，来到冷落的探险营地谢别斯廷，带来了考察团的消息。
几乎就在同时，德国籍团员马学尔亲自返回谢别斯廷。他在中国气象学生刘衍淮的帮助下已经进入了新疆，并在一个离哈密仅仅三四十公里的、叫做“庙儿沟”的村落租到25峰骆驼，还想到为赫定用木头做了一个轿椅。他是专门来接赫定一行的。他带来了启程必须的骆驼，但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尽管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它的一切工作是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的，但新疆地方政府居然拒绝接纳入境。目前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交接的地方，已经由重兵把守。徐炳昶教授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