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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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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是将折扣算作了捐赠。黑喇嘛不但把应该付出的银子计算出来,而且自己拿出银锭与戥子,一钱不差地称出了应付的货款。写到这儿,作者说:“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真叫我惊奇。我们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本可以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而一个子儿也不给。”而且,他不是一个强盗吗? 
  分别前,他们获准在阳光之下参观整个要塞。 
  黑喇嘛跟他们一同走出了大门,来到一个不宽,但相当长的谷地里。 
  这谷地夹在岩石重叠的童秃山间,谷地上丛生着艾蒿和荆棘,有的地方还有芨芨草丛,骆驼在这儿倒是不缺乏饲料,马可就够呛了。……离开寨子不远在南面山岭的最高峰上,他们看见一个黑色的建筑,便问黑喇嘛这是个做什么用的鄂博。 
  “这是我们的了望哨。”他说,“从这个山顶向两边望去,可以看得很远,商队逃不出视野。汉人的商队怕我们晚上截住它们,所以都是白天通过这一带。白天,我们必须守在那里。”可是,白天与晚上,在这个要塞里住的不是同一个人、同一群人吗?难道说,他晚上是强盗,白天则成了…… 
  关于这固若金汤的要塞,作者具体描写到: 
  ……我们在谷地转了一会,就回到黑喇嘛的要塞。这时才看出,这是一个连密集炮火也难以攻克的险要地方。它高踞谷地的整个东端,几乎封锁住了南部山丘环绕的谷口。寨门开在谷口略左,从谷口到寨门,仅容一峰载着货物的骆驼通过。进了寨门,是一堵峭壁,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行,轻型的火炮也不能通过山隘,运进山谷,这样就不可能从西面炮击要塞。寨门没有受到炮击的危险,而谷地又为两个陡峭的山脊护卫着,山峰呈锯齿状,即使有人想要将大炮拖到那个马鞍形的地方,好居高临下、攻击要塞,那即便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十分困难而且危险的事。因此,想强攻要塞,只有一个办法:在四周平阔的地方利用曲射火力猛轰。可是,在那些地方根本就看不到要塞的主体部分,这种狂轰滥炸能起多大作用,相当可疑。特别是以目前中国军队的装备,几乎完全使不上劲。当然,敌人在两边的山上用步枪扫射,封锁要塞,会造成人员伤亡。不过中国军队装备的滑膛枪射出的子弹,在这个距离之内连农舍的土墙都打不透,何况要塞有这样厚实的墙壁。特别是要塞还有专门供防守的狙击手出没的枪眼,只要还击,对方在山梁上的的军人就成了行动不便的靶子。 
  这段描写相当逼真,应该出自目击者的见闻。这里写的无疑是马鬃山中的“碉堡山”。在2003年10月、2005年3月,我都作过验证。虽然要塞已经残破,但是整体格局与细部分布完全切合。而中蒙边境两侧,正在奥勃鲁切夫做田野调查的范围。在沙俄与苏俄两个时期,外蒙古、西伯利亚,都成了俄国科学家们竞相前往的“实验室”。可以肯定,奥勃鲁切夫自己一定亲身来到过“碉堡山”。 
  考虑到当奥勃鲁切夫写《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时,正是黑喇嘛在苏俄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的二三十年代以后,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书中的具体行文,必然有一定的隐晦之处,否则他对黑喇嘛的同情就会成为一大罪行,那可是苏联肃反的时期呀。反之,他则成了苏联特工的帮凶,使黑喇嘛与他的要塞完全曝光,那样,一切防御措施不都白费了吗?他写到黑喇嘛只有6个部下,那显然就是一种善意的谎话。6个土匪,顶多加上黑喇嘛自己,7个,那他建立这样规模的要塞有什么用?这样巨大的工程量,由谁来承担? 
  读了奥勃鲁切夫的记述,我们的印象是:黑喇嘛完全有持无恐,对要塞的存在与具体地点几乎就不想保密。原因只能是他认定,在黑戈壁他不会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我去过黑喇嘛的要塞“碉堡山”之后,再读上述文字,简直以为是在故地重游。比如他写道,在要塞所在的谷地,离开黑喇嘛的居室没走多远,发现山坡上有像坑道口似的洞,并解释为那是从山上挖土煤的窑洞。   
  《黑戈壁》二(3)   
  今天,这个“坑道口”就在奥勃鲁切夫写的那个位置,这要是想像之词,可就太巧了。而且在山的那一面也有。但是,我不相信这是挖土煤的进出口。它必然有更重要的用途,只不过奥勃鲁切夫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披露罢了。 
  所以,阅读《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是一件有趣而且费力的事。关于黑喇嘛的家世,是更明显的一例。 
  在告别前,黑喇嘛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在奥勃鲁切夫笔下,黑喇嘛曾在五年前发过誓,要为父亲、妹妹、弟弟报仇。而他的弟弟、妹妹那时还在当奴隶。 
  奥勃鲁切夫记载了黑喇嘛讲述的一段话: 
  我的家在南山(祁连山)一带,那里的蒙古人和唐古特(藏族)人比邻而居。我的父亲是唐古特人,母亲却是蒙古人。 
  我们家里很穷,父亲替甘州(甘肃张掖)的中国官放马,马群就放牧在我们的蒙古包附近。我是长子,父亲把我送到大通河畔一个叫“祀天堂”的大庙,于是我就当了喇嘛,也曾跟着蒙古香客到过拉萨,在达赖喇嘛的寺院里学习了两年。我从那里回来,就去看望我的老家,不料一个人也找不到了。原来这官员调升到乌里雅苏台去了,把我父亲全家和马群一起带走了。 
  过了半年,我被派到杭爱山一个寺院,因为我也想离家近些。我曾到乌里雅苏台那个官员那儿去,从他的属员口里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说是我父亲在迁居到此的头一个冬天,在他为官员放牧的地区出现了可怕的无雪干冷的天气。在蒙古草地的冬季,这是可怕的灾难。这时,牲畜吃不上草,便会大批大批的死亡。严寒不退,马匹越来越瘦弱,开始倒毙,在将马群赶往乌里雅苏台的冬窝子的路上,马匹死了很多,到了乌里雅苏台,只剩下三分之一。官员大发雷霆,将父亲送进监狱,不久他就死在狱中。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是很漂亮的孩子,官员将他们一起卖到北京,以抵偿马群的损失。妹妹在皇帝的后宫当宫女,弟弟成了皇帝的奴仆。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就发誓要抢劫汉人商旅,为的是从北京赎回我的亲人,所以我就不再回自己的寺院,慢慢便纠合起这支唐古特人与蒙古人的队伍,他们每个人都受过迫害,我们齐心合力在这里建造了这个山寨。 
  至今,我们已经在这荒漠中住了三年。再过一两年,我有了足够的钱,就要去北京,同时会给部下足够的安家费,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段话,初听起来像是有倾向性的传奇故事。人们读过《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对黑喇嘛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但这里的“复仇”因缘,却与同时人关于黑喇嘛的其他记载不一致。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但是,当我真正来到了黑喇嘛的巢穴“碉堡山”,却为《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中关于这里的描写震慑住了。 
  没有亲临此地的人,写不出那些如同摄像机“扫”出的“实景”。所以我相信写这部书时,奥勃鲁切夫根据的一定是第一手的见闻,不可能是出于想象编造。关于这段可疑的“黑喇嘛身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作者在有意回避什么。他显然希望人们将他写的这个黑喇嘛,与那个“红色政权的死敌”黑喇嘛——丹毕诺颜当作两个人。他故意将时代前移,模糊人物的早年经历,淡化与俄罗斯以及蒙古国的红色政权之间的联系。他写了黑喇嘛这个“丝路罗宾汉”,因为他需要这个;他又不得不为自己留一条退路。那是在苏共“肃反”的狂热期间。他知道,黑喇嘛终究是黑喇嘛。 
  特别是,后来我发现奥勃鲁切夫写的黑喇嘛身世,与那个步其后尘者——“哈密虎王”尧乐博斯,有奇异的重合之处。这更证实,奥勃鲁切夫写的是一个复合型人物。他,是有意这样写的。 
  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黑喇嘛本人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说:那实际上是出于黑喇嘛的编造。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也写到了黑喇嘛的结局。作者在从额济纳流域返回塔城时,又路经了黑戈壁。他专程到黑喇嘛的要塞探望,因为他真的为黑喇嘛找了几本古书,要送去。同时在从这里离去时,黑喇嘛请他们在额济纳河的农区为自己买一些粮食,买到的粮食就驮在骆驼背上。 
  他们敲开了要塞的门,一个以前没见过的蒙古族老人问明了来意,打开门请他们在房间里坐下,并告诉他们:前不久黑喇嘛抢劫了一个前往乌鲁木齐的汉族商队,得到了大笔银子(那应该是伊犁将军府的“饷银”)。他估计自己的钱已经可以赎回在北京作奴仆的弟妹,就遣散了其余的人,带了4个伙伴到北京去了。这个老人是替黑喇嘛看管寨子的,这里的骆驼、绵羊、山羊,都是黑喇嘛留下的。因为他担心自己迟早还得回到黑戈壁,继续做“山大王”。 
  作者听老人说完,留下粮食,并住了一晚上,就在第二天一早离去了。 
  这段文字读起来,真如同空谷足音。 
  在奥勃鲁切夫笔下,黑喇嘛在黑戈壁潜藏了三四年。实际上,从1919年他进入中国西部,到1923年(或1924年)遇刺身亡,正好就是三四年。当然,关于黑喇嘛遇刺的年代,是有不同说法。其实关于黑喇嘛的一切,都有不同说法。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接近结尾部分,又出现了“黑喇嘛”:   
  《黑戈壁》二(4)   
  ……过了若干时间之后,一次作者在路经吐鲁番时,在天山脚下踏上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荒漠,地面布满乌黑发亮的细碎的卵石与砾石,只在平坦低洼的荒滩上才见得到稀疏的灌丛。走着走着,他产生了异样的情绪。“类似的地貌,使我们回忆起从巴里坤前往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途中会见黑喇嘛的那个黑戈壁。真难为黑喇嘛,竟给自己选择这样一处黑色的荒漠作为栖身之所。” 
  写到这里,已经离曲终人散不远了。显然,当时作者只是知道黑喇嘛不在黑戈壁了,黑喇嘛意外离去,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像当时外界的报道一样,他并不知道,黑喇嘛已经甚身首异处,——或者不相信(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我是20年前初次读到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一书的。这是正面写黑喇嘛其人、黑喇嘛要塞的重要著作。后来,我多次读过这本书。这一次读,认为是纪实之作,如同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再一次读,又认定其中有不少想象成分,不能作为信史。有一段时间,我拿不准该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信书中所写的关于黑喇嘛的内容。像奥勃鲁切夫这样档次的学者,写的又是他的工作范围,不会离开真实太远;可在黑喇嘛丹毕已经成为革命的敌人的苏俄时期,这样同情他、为他洗刷清白,确实有点费解。我见到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是奥勃鲁切夫去世前一年(1955年)出版的新一版(第三版),这版对很多内容作了充实,比如首次使用了沙俄驻塔城领事索科夫( C。BKOB )的真实姓名,这个人在十月革命后成了白俄,在中国境内长期对苏俄持不认同的态度。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给我的印象是:奥勃鲁切夫笔下与黑喇嘛有关的内容是“虚实相间”,实的,主要是黑喇嘛要塞“碉堡山”的情况;虚的,则是有关黑喇嘛的生平。他采用“春秋笔法”的原因是为了使“黑喇嘛”与“丹毕诺颜”保持一个必要的安全距离。但他相当明确地写出了自己对“黑喇嘛”(不是丹毕)的看法:他不是一个坏人,而是“逼上梁山”的豪杰。这样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因为,蒙古国与俄罗斯苏维埃都已经断定他是革命的死敌,而且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至于他写的黑戈壁与黑喇嘛的要塞,经过我自己的对照比较,可以证实是真实可信的。 
  《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之所以在1955年出版了新一版。难道是斯大林的死使奥勃鲁切夫在晚年想到,可以为黑喇嘛说点什么了?就象赫鲁晓夫在一年后的苏共“20大”上为“肃反”作的那样?   
  《黑戈壁》三(1)   
  黑喇嘛似乎是这样一个人:只有当他不存在了,人们才注意到他的存在。 
  关于黑喇嘛,除了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就属丹麦人哈士纶的探险记《蒙古的人和神》所说最为重要。哈士纶在1927年-1928年间,生活在蒙古族聚居区,从额济纳,到新疆的焉耆。在1927年11月,他曾经亲自考察了“黑喇嘛的城堡”,同时在额济纳与马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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