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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孙子）确有其人其书，已是铁证，只是古本今本有异文耳！古代流传的《孙子）书
——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
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
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
足。古书死有对证，竟有趣如此！以这一死有对证的另一当事人孙膑为例，更可再对照一下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
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
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
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就已
见不到了。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
《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
汉墓出土，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参看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疑古派这种笑话，在《尉缭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
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
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
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
不怕众口烁，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
。以上所说，无非是说老学究村夫子派固然不会读书，疑古派虽然比老学究村夫子派高明，
也难免被死有对证一番。——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说的“死尸能报仇”
了。
俞樾“土法炼钢”
■这样说来，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不怎么高明
□大体上说，实在不敢恭维。当然有些个人是不乏会读古书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
一位。俞樾是清朝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
，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
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
十六岁，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六册）。俞樾的名著
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
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
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
、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俞樾虽然能够“读书得间”，但
是，他因为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离的“土法炼钢”的成绩而已。这
一教训，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读古书也有瓶颈的。此中最主要的原
因是：中国传统下来的书的结构与素材，都有严重的问题。
工具书与方法学
■结构方面，好像都是挤成一团，头绪很乱、很难读，是不是有工具书就好一点？
回工具书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书。像辞典、年表、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索引，
以及一些必备的“非书资料”（nonbook material）等。在研究和阅读上，虽然有所谓“个
人需要”
（individua needs）的不同，但就运用工具书一点上，却没有各行各业的分别。所以
工具书在所有书中，应该列为第一优先。选择工具书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容易找到”
（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个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
答案。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具书，都不算是好的工具书。尽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却使你头
痛。若举一例：《康熙字典》便是，这书实在犯了难我的毛病。（但这种毛病，发生在笨头
笨脑的古人身上，犹可说也；发生在现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说了。你看看张其昀监修，林尹
、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你会惊讶的发现，这部以抄袭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为骨
架的书，竟也发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辞典以外，工具书中的
“年表”一类，纵贯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给人清楚的头脑和时伺的观念。中国旧式的编年
一类书，因为采取甲子干支纪日，时序检核，十分麻烦。又以历数屡变，常常需要推算，可
谓不科学已极，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具书都不合用。总之，从工具书上
去读书，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读书得间”，工具书不够。现代新学问反倒是最重要的。我
以《仪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四册）为例。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
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
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札》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仪礼》是宗
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
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
司彻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礼。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
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
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
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
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
《仪礼》。《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
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而经典早已在历
代中国人的意识里，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并且限于治学方法，也无法深
究。从而对古人的观点与真相，简直无法了解，众说纷纷，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由于
近代方法学的进步，用这些问架，移做整理古书，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说经也
好、解经也罢，种种无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
分类与走运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下来的书，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读这些书，还
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
□对了。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先在图书分类上，你就先思过半矣。中国书的分类，
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
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
“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
《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
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
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
《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
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
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
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
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
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
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
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
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
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
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
到今天了。《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
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部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
，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
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露无遗。
源远流长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
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
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
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
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
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
。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
，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
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
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
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
，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
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
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
，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
友人说：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
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夏曾佑、陈寅恪、闻一多的觉悟，都
是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
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没问陈寅恪“到底是那几十种书”。我想
，我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精挑细选，我
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我化朽腐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
拣金的好处，“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总类
纪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