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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地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锉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变戏法里的政治
在中国的佛教传播史上，有两个人功劳最大，由于他们翻译的佛经数量巨大，所以又被称为古代的翻译大师。这两个人，离我们近一点的是玄奘，远一点的是个外国人，名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来华的时代，是魏晋乱世，那个时候，虽说理论上佛教已经东来，但实际上并没有生根。好在乱世给了这种很能给人心理治疗的宗教，一个传播的好机会，而外来的传教人也大多有点除了翻译以外的本事。
人们都知道鸠摩罗什是个翻译家，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佛经都署着这位大师的大名，但是，在那个时候，鸠摩罗什给人的印象，却是个法术无边的魔术大师，在乎他翻译的人，反倒没几个。人们信佛，尤其是东晋时期北朝的统治者信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师魔术的征服力。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出个捣乱的拳王阿里，人们不明白魔术其实跟神通法力没有什么关系，固执地相信，那变幻莫测的魔术，是神通广大的佛的力量在起作用。
不过，即使是被人们视为佛的化身的鸠摩罗什，也没有想到，为传播佛法而弄的玄虚，居然给他这个出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事”。那时，北朝后秦皇帝姚兴，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信徒之一，这个胡人皇帝，对鸠摩罗什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忽发奇想，打算为大师做点什么。当他有了主意之后，派人请来了大师，对大师说，你这么聪明，没有老婆，种子怎么传下去？只听皇帝手一拍，十个美女从幕后走了出来，不由分说，姚兴强将这些美女塞给鸠摩罗什，让大和尚离开寺庙，另拨房舍居住，一点价钱都不许还。
不知为了佛教传播的大计，大师不得不委曲求全呢，还是大师到底也是血肉之躯，扛不住诸美女的强力诱惑（那个时候的鲜卑女子，雪白而且艳丽，根本没有汉人的礼法讲究，开放得近乎放肆），反正作为出家人（比丘）的鸠摩罗什笑纳了皇帝的美意。至于是安享艳福了呢，还是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一样，将美女关在后院，看也不看一眼，则不得而知。不过，更大的可能是前者，因为这么一来，后秦的众多和尚不免心猿意马，再也打不住禅了，大家纷纷提出性要求，说你是大师享受十个，我们有一个两个总是可以的。面对和尚们的群体性事件，大师很镇定，将众僧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现在手里有一把针，你们谁能把针吃下去，就可以跟我一样，做不到，大家还回去老老实实打坐参禅。众僧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见鸠摩罗什把针一口吞了下去，面不改色。大家见了，自叹弗如，既然享不了那个艳福，回去念经去吧，也顺便保住了自己的清誉，没有让寺院变成花和尚的大本营。
当然，鸠摩罗什的绝活，其实是魔术。这种魔术，今天即使是档次最低的魔术师也变得精熟，可是在当时，却不仅骗来了美女，而且慑服了众多的僧人，维持了寺院政局的稳定。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之后，临到了中国人晦气的时代，西方洋人打上门来，欺负起来就没个完。突然之间，某些中国人感到愤怒了，从家里的箱子底里翻出了些据说是祖传的宝贝，说是可以让洋人的枪炮打上穿不透，甚至干脆就把它们闭住，对此，大家多少有些将信将疑。于是，高人们站出来了，要给大家露一手看看。台子搭好了，这边一人持枪，那边一人袒着肚子，一番舞弄并演说后，拿枪的这个，终于抬起了枪，瞄准了那个露肚皮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枪响，这边枪口冒了股青烟，那边露肚皮的手里多了一颗弹丸。原来，放枪的枪里是空包弹，而弹丸早就在接枪的人身上，枪一响，则到了手中。——又是一个变魔术的。
这回魔术的政治作用可大，绝非当年吞针可比，不仅稳定了义和团的军心，而且动员了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起来杀洋灭教，跟洋鬼子对着干。只是戏法虽然变得高明，但义和团毕竟不能真的刀枪不入，被动员起来的老百姓，当真的碰上洋鬼子的真枪真炮的时候，还是一个个地倒下去。
看来，政治就是政治，把戏法给掺和进去，可能有一时之效，一旦坏事，就坏大发了。
神仙与皇帝
天上的神与地上的君王，哪个大？如果问中世纪的西方人，答案无疑是非常明确的，虽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但天上的神高于人间的君主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任何一个君主，即使像拿破仑一世这样跋扈的家伙，加冕的时候也要由教皇代表上帝来给他戴上皇冠。可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中国有很多的神，还有仙，以及来自于佛教的佛和菩萨，虽然细讲起来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在普通中国人眼里，这些东西都是些超人的家伙，都差不多，江南的农民一概名之曰菩萨。但凡是个神仙，就有点超乎人类的本事，不仅可以长生不死，而且可以福人祸人（不然人干嘛要去求他们呢）。而皇帝虽说威势赫赫，但毕竟跟一般人一样，也生老病死，不然干嘛一个接一个地驾崩。可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皇帝就是大于神仙，而且不仅大一点点，连西来的佛祖也不能例外，必须服从皇权。
我们知道，故宫和颐和园里都有专给帝后演戏的上中下三层戏台，戏台之所以有三层，大抵是为了展示天上、地面和地下的世界。每逢皇帝生日，祝寿戏总是要演的，在这些戏里，神、仙、佛祖外加菩萨罗汉之类的角色是断然少不了的，每出戏到结束时，最热烈的场面是，上中下三层戏台上，所有的神仙，甚至连外来的佛祖都一起向皇上叩首祝寿，三呼万岁。戏台上的神仙拜皇帝，不仅仅是戏子们献媚，也是社会现实的写照。中国的神仙，一半是宗教的神职人员通过“专业化途径”制造的，一半是老百姓土法上马炮制出来的。有的来源于人间的英雄人物，比如关帝（关羽）、文昌帝君（张恶子）；有的来源于动物，比如真武大帝（龟蛇）；有的来源于山川河流，比如东岳大帝、河伯；当然也有一些是老百姓胡乱造出来的，比如江南的五通神、五猖神。有的时候胡制乱造虽然也有根据，不过，由于造的人不讲究，结果往往很荒唐。比如有的地方有五撮须相公庙，不用说，供的神叫五撮须相公；经过考证才发现，原来所谓的五撮须相公，是伍子胥。还有的地方有杜十姨庙，里面有大姨、二姨等一系列女神，共十位；然而仔细考证才知道，原来这个庙是供杜甫的，杜甫曾经当过左拾遗的官，所以又被称为杜拾遗，老百姓弄不懂拾遗是个什么东西，以讹传讹，最后变成了十姨。
不管这些神仙是怎么造出来的，如果得不到皇帝的加封，名气就大不起来。比如妈祖，原来不过是福建民间的一个不大的跟渔船航运有关的神，只因诞生不久，赶上南宋偏安东南，因此很快得到“皇封”，而且逐年封号升格，最后升到“天后”，结果成了中国沿海各地最有名的神仙。关公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偏爱《三国演义》的满人皇帝入关后的大力加封，他也不至于变成“大帝”，变得比他的主公刘备还有地位。
中国的神仙接受皇帝的册封，就像皇帝麾下的文臣武将受封领赏一般，说起来好像有点别扭，但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神权小于皇权，而且不只小一点。当初佛教初入国门，和尚们还有点“洋脾气”，宣称“沙门不敬王者”，可是没过多久，就心平气和地对皇权低眉顺眼地称臣了。高僧大德，如果能够被皇帝封为国师或者上人，都是值得所在寺庙几代夸耀的事情。
中国的政治权力，即使在古代，也是法力无边的，连神仙也要让上三分，不，十分，而且神权还要得到政权的承认。
帝王之尊
中国的皇帝据说是最威严的，这种威严一方面与中国长期的专制的历史有关，一方面与我们特有的学术文化有极大的干系。后者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果没有法家和儒家的书生们的捧臭脚，以及理学的滥觞，皇帝不大可能像后来那样高耸入云，直至被罩在可望不可及的烟雾中。
在秦以前，中国还没有皇帝只有王或者“天子”的时候，王不过是诸侯的共主，很像是各国联盟的主席，权威相当有限。夏朝号称有万国，商的诸侯也有上千，周的属国最少，据说也有八百，实际上夏商周都不可能真正控制这些属国，近的还能去巡狩一下，远的也就随它去了。都说周幽王是周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昏庸的周幽王为博爱妃一笑，烽火戏诸侯，最终还是断送了自家的小命。不过，仅仅被天子戏弄了几次，诸侯就敢不发兵勤王，可见天子之威也不过尔尔。
春秋战国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有时候，感觉世上最牛气的不是五霸或者七雄，而是身怀文武艺的士人，奔走于诸侯之间，谁给的钱多、爵高、位重，就给谁干。合则留，不合则走，此处不养爷，自有留爷处。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客客气气的，更多的时候反倒是处在臣子地位的人更不客气，常常直言不讳地让诸侯下不来台。
秦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