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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又是一种利益被过分地夸大的职业。历史自有宦官起（至少西周就有了），累积起来，做宦官的人得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得脸做得到权宦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十位。能混上个官职，足吃足喝的也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白丢了传宗接代的家伙，落得个卖身为奴。可是，任何带有风险的职业都是这样，发财风光的事情大家都喜欢传，倒霉的事，都装作看不见，心甘情愿地将它遮蔽掉。一个宦官，穷人家的小子，风光的时候可以权倾朝野，像魏忠贤，不仅权高势大，而且可以在士大夫中得到大批的干儿干孙并无穷无尽的阿谀逢迎，简直就是一个恶俗的中国版的“灰姑娘”的神话，更是使得这种传好事遮坏事的效应得到没边的放大。使得某些穷人，前赴后继地将自己家的骨肉送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红楼梦》里贾元春语），饱受荼毒，只是便宜了那些操刀的手艺人和皇家宫苑。
说起来，阉割就是一种外科手术，做手术就难免痛苦，但只有人的阉割所造成的痛苦最大，至于猪、马、牛，割完之后只要伤口愈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活蹦乱跳的，但是人，却往往得遭一辈子的罪。其实，不是由于人在生理结构上有什么特殊，而是人的社会文化属性，导致了被阉割者的终身磨难。因为动物阉割去势，只是将它们的产生雄性激素的器官睾丸割了就结了，根本用不着将性根一起去掉。这一点，我们的民族至少在汉代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的《牛马经》上说得很清楚，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但是，那些为了服务皇宫而从事的阉割，不仅割掉睾丸，而且必须将人的男根彻底割掉，连一丁点茬都不能留，如果有点茬，就算混进了宫，在日后的例行检查中也要给剃干净了。害得宦官不得不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不说，而且非常容易小便失禁，下体常年腐臭（正因为如此，宫刑才被叫做腐刑），年纪大了尤甚。所以，宦官无论夏天多热，下身都得用毛巾塞得鼓鼓的。
这样做，实际上没有任何道理，也根本没有必要，惟一的作用，就是让皇帝在感觉上更放心。
历朝历代，宠信宦官的皇帝多矣。甚至连宦官是他爹他妈的肉麻话都能说出来，但没有一个皇帝，肯爱屋及乌下令让宦官少割那么根本没有必要的一刀，从而免除这些人终身的痛苦。
说到底，宦官只是皇帝的奴才，皇帝的玩物。即使像魏忠贤这样势力熏天的宦官，一个刚继位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皇帝，一句话就可以让他灰飞烟灭。宦官之恶，其实就是皇帝之恶，史家多少年的板子，其实是打错了地方。
在劣绅与藏书家之间
清末民初，湖南湘潭出了位顶风臭十里的人物，名叫叶德辉。此人中过进士，做过吏部主事之类的官，后来不知怎么弃官不做了，回到长沙做起了乡绅。那年头，做乡绅须有乡绅的规矩，不仅要为乡里办点公益，而且行为上也要有点讲究。可是叶德辉不，他要做名士，我行我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名士放浪形骸，不拘礼法，但却不做坏事害人，可叶德辉这个名士，却什么都做：狂嫖滥赌，他做，抢男霸女，他做，囤货积奇，他做，夺人家业，让孤儿寡母扫地出门，他还做。不仅坏，而且阴损。戊戌维新那年，攻击变法最疯狂的，就有他一个。不仅对湖南新政大加阻挠，而且还为政变后的反攻倒算，提供了不少黑材料。康有为打着孔子的旗号变法，大家都心照不宣，就他说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清朝覆灭前一年，长沙大饥，他不张罗救灾，却乘机囤积粮食，对长沙的饥民抢米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个朝廷查办事端的官员，恨得牙根痒痒，如果不是革命来得快，也许就办他了。
进入民国之后，叶德辉顽劣如故，甚至变本加厉，逮谁骂谁，以至于袁世凯时代的湖南督军汤芗铭拿了他，要就地正法，后来还是王辏ИＴ嗽谠揽媲八盗司浠埃牌搅耸隆Ｄ鞘焙颍嗣翘岬健傲由稹绷阶郑兰剖鋈擞芯鸥龌嵯氲揭兜禄浴�60岁以后，此老开始钻研房中术，刊印《素女经》，卖火了一把，赚了不少“贩黄”的钱，而且还收买了若干十五六岁的少女，在家里日日操练。不过，吃过汤屠户的亏，叶德辉开始在军阀身上下功夫。此后湖南走马灯似的换主人，你来我往，谁都要给叶德辉面子，尽管国人皆曰可杀，但再也没有官家来动他了。反过来，长沙的“高尚”社交场所，倒总是有叶德辉的影子，一脸麻子，面目可憎，却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旁若无人。
叶德辉的晦气，是大革命带来的。1927年北伐军扫过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湖南半是投身革命的唐生智的天下，半是农民协会的天下。在农民运动的冲击下，原来的乡绅大多变了“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的，不知凡几。按道理，在此情形下，叶德辉应该收敛才是，可是这家伙不，依然说三道四。当时湖南农民协会的首领是柳直荀，就是毛泽东答李淑一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那个“柳”，很是能干，农会搞得十分火热，掌握了省团防局的武装，声势浩大，动辄捉了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那时，四乡农民，经常进城开大会。一次，叶德辉对人说，他为农会拟好了一副对子，上联是：“农运宏开，稻粱粟麦黍稷，无非杂种”；下联为：“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尽是畜生”；横披：“斌尖卡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
事情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消息走漏，叶德辉被早就恨死了他的农会抓了起来，公审之后，喂了一粒铜花生米，翘辫子了。闻听叶德辉被抓，章太炎发了个电报来求情，说此人固然该杀，但念他是个读书种子，还是饶他一命为好。但电报到的时候，叶已经去西天多时了。
当然，章太炎的说法也不错，叶德辉人虽然坏，却真是个读书种子，不仅书读得多，而且藏书特丰，近代书家，谁人不知景梅阁（叶的藏书楼名）？叶德辉的目录学兼读书札记的《书林清话》，直到今天，依然是此行当的必读书。只是，能读书而且有见识，却掩不了叶德辉的恶行。湖南农运，过火的行为不少，但杀叶德辉，却是他罪有应得。晚清绅士劣化，叶德辉要算是典型，在他身上，反映的是一个转型时代社会中坚层的某种带有典型意义的趋向，只要有转型的形势，类似的堕落就免不了。
革命·诗·酒·佛·女人
将这样几个词堆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似乎都有点不敬。但我下面要说的事情，的确跟这些词都有关系，而且无论如何也提炼不出更合适的题目，所以，只好这样将就了。记得好像“诗·酒·佛”这样的堆砌，本是鲁迅先生打算做论述六朝文学的题目，既然我素来景仰的鲁迅先生都能如此用，我再堆上点别的，凑成一盘，估计也算不得什么。
南社是清末江南文人结的诗社，从一开始就是个大杂烩。上面讲的几个词汇所代表的东西，南社里都有，而且革命，或者说反满的内容，尤其浓烈。这也没办法，谁让清朝皇帝在二百多年里，老是对江南的文人看不上眼，治了又治，压了还压，那么多文字狱，那么多科场案。眼看满清大厦将倾，又有上海的外国租界做掩护，不抓紧时间捣乱，更待何时？捣乱的诗人中，喜欢佛的不少，既喜欢佛也喜欢女人，或者说更喜欢女人的更多。不过，真的做了和尚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苏曼殊，一个是李叔同。
苏曼殊是先做和尚，然后光着头穿西装、闹革命、吃花酒、做诗弄画。李叔同是先穿西装（甚至穿西式的女装演“茶花女”）、闹革命、吃花酒、做诗做画，然后出家当和尚。就做和尚的境界而言，苏曼殊做的是花和尚，而李叔同做的是戒律严格的苦和尚。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这俩人相同点更多，都才华横溢，学什么像什么，于诗于画，均有可观者。当然，也都很有女人缘，走到哪儿都有女人围着，李叔同出家后，还有女人找上山来，在山门苦等。
从古到今，诗人和诗，都离不开女人。唐朝是诗的王朝，害得后世怎么做，都超不过去。其实，多亏了当时男女界限不严，男男女女凑到一块，浅斟低唱，帽落袜滑，不惟妓家，良家妇女也乐在其中。女诗人鱼玄机，跟男诗友唱和，可以涉及性器官（集句“山气日夕佳，众鸟欣有托”，说的是某诗人有疝气并用了疝气带）；公主可以带着相好，招摇过市，甚至为相好求考官行方便；进士及第，放榜日，得意者一窝蜂拥进妓楼，歌伎舞儿，不仅床上功夫了得，做起诗来也不让须眉，诗人浪漫的，居然有在妓女大腿上写诗的。这种事如果放在后来，不进大狱也得终身禁锢。都说悲愤出诗人，其实女人也培育诗人，如果没有女人，诗人多半是做不出诗来的。所以，苏、李二位招女人喜欢，对近代诗与画的繁荣，的确大有好处。
二位更有佛缘，毕竟他们都遁入了空门。无论是苏曼殊这种花和尚，还是李叔同这种苦行的律宗和尚，在佛教的某种境界里，都是可以成正果的，他们的确也成了正果。
当然，二位跟革命也有缘，他们都是反满革命的鼓吹者，甚至在诗画里，都不忘渗透着革命的意义。显然，革命从来都跟浪漫的诗人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只是，浪漫的诗人往往不知道革命完了之后做什么。
同样与革命、诗酒、女人和佛都有缘的南社诗人兼画家是钱化佛。此公没有出家，但特别喜欢画佛，只是所画的佛个个都闭着眼睛。人问为什么？他说：我佛慧眼，不要看人间的牛鬼蛇神！钱化佛在辛亥革命时是员勇将，参加过攻打南京制高点天保城的战斗，杀进去的时候，清军做的稀饭尚在，结果便宜了包括钱在内的敢死队。
既然革命后的世界是个佛都不忍看、不愿看的天地，那么诗人皈依佛门，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吴稚晖的两次“冤”的际遇
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半是名士派头，半是玩笑洋相，总也正经不起来。日俄战争期间，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骂着骂着，肚子一鼓，裤子掉了下来，提上之后，面不改色，依旧是骂。北伐成功，国民党当了家，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顺，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疯癫如故。喜欢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车，睡大车店，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吴《斗室铭》有句云：“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的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是一开首便“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何典》。西太后死的时候，吴稚晖写文章去骂，要李莲英伸手扪西太后“干软的乳头”，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
不过，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经，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也有不爽的时候。第一次是甲午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下场，可是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
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亦宦亦商的陈范接手《苏报》，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半出于销路的考虑，将报纸交到了爱国学社里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一干人手里，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骂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