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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论点，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我们照顾他们内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们已经批驳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提纲。为了共同对敌，我们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愿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们本来希望，经过这场争论，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们的错误。但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们的错误。
在一九六○年的兄弟党会议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会议期间，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达成协议。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愿望，才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们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年声明上。同时，我们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现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错误的，我们乐于接受这种批评。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统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说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强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推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我们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辩，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辩解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捡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卡仿砜怂纪？“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百八十六页。）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说过：“借口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页。）
列宁说，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又辩解说，列宁不是“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吗？这更是十足的诡辩。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设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页。）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页。）到了七月间，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页。）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变成了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百零六页。）这样，苏维埃国家又经过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页。）
现在苏共领导竟然宣扬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你们这样说，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辩说“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是有的”。他们闭着眼睛说，“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不，不是。让我们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贝拉·库恩是怎样记述事情经过的吧：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员军人中进行了组织工作，组织武装示威，组织工人驱逐厂长占领企业，组织农业工人占领大地产，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等等。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贝拉·库恩说：“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许多次起义。”（贝拉·库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苏共领导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说，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地辞职”的，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贝拉·库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话”。（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经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说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复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