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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就甭提了，单说坐火车就显出知青的穷酸样了。当知青别的本事没有，倒把火车站的几条出路摸熟了，上车最多买一张五分钱的站台票，出站走职工通道，最好穿件劳动布工作服，一般没人管，因为铁路职工也是这身打扮。不行往火车两头走，实在不行就翻墙，钻车厢底。上次鲁岩刚钻进车厢底，火车就开动了。幸好他机灵，双手紧扒着枕木，趴在车厢底一动也没敢动。我们拼命大声叫停车，火车还是照开不误，噪音那么大，谁又能听得见呢？火车从他身上呼啸而过，算他命大，硬是捡回了一条命。火车开走后，他从铁轨上颤悠悠地站起来时，脸都吓成青色了。
后来，他托人配了火车门的三角形钥匙，成天系在腰上。去年春节，李辉因队里有事回不了家，鲁岩陪我回省城。上车后，硬座车厢挤得要命，脚都站不稳。他带着我挤出人群，用他的车钥匙一直开到了软卧车厢。一位年轻的女列车员挡住了他，他大言不惭地说：“上级叫我们去省里送一封机密文件，出了问题你负责。”说完，从一个黑色提包中掏出个大信封闪了一下，又装回提包里。列车员见他穿一身公安蓝服装，看样子有点像老便，但还是半信半疑。他又说：“不信，你锁好车厢门，你转过身，门准开。”待列车员转过身来，他和我已坐在她锁好的软卧车厢里了。那时的软卧车厢，不少是空的，不够级别坐不了。列车员正纳闷，他边指着我，边教训列车员说：“这位是铁道部部长的女儿，你可照顾好了。”列车员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口气又大，怕得罪了上司，况且车厢也空着，坐坐也无妨，就答应了下来。列车员送开水时，鲁岩夸她道：“你看你长得又漂亮，服务态度又好，让晓燕给她爸说说，好好表扬表扬你。”小列车员听后，脸都红了，只是热情地倒茶。当她抬起头来，悄悄看了鲁岩一眼，鲁岩又说：“你眉心长着一个痣，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前程大着呢。”说得她心花怒放，一路忙乎着，又是送饭，又是送水果，热情得不行，还全部免费。她没事还到车厢里坐坐，跟我们聊天，就喜欢听鲁岩在那耍贫嘴。火车站外临时停车，鲁岩不动声色地带我下了车。列车员见我们在车下走挺纳闷：“果然他不是凡人，神不知鬼不觉就到车下溜达了，准是个便衣特工。”她还不停地向我们摆手致意。一路上，我瞧着鲁岩那股酸溜溜的劲，肺都要气炸了，我质问他：“你是不是看上她了，嘴跟抹了蜜似的。”他满不在乎地说：“说好话又不花钱，只要办成事就行。”一句话把我给噎住了，这油嘴滑舌的猴精，还真会逢场作戏呀。我又问他：“马上就到站了，半道下什么车？”他老练地说：“到站就露馅了。”这家伙，算得真精，整个一江湖混混。后来我才知道，他那身行头、提包也是借的，大信封是他集邮时跟别人换来的，难怪他今天头发梳得溜光，衣服也整洁多了，本以为打扮给我看的，没想到他早有预谋，连蒙带骗，他这些鬼招数，都是穷则思变变出来的。
最热闹的是春节后返乡，火车站台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全家人都来送，大包小包地往回扛，里面装着吃的、穿的、用的，像赶大集似的。一列火车都成了知青专列了，可谁也不会买票，家家都有知青，不同情知青同情谁去？那天我是和李辉一起去的车站，他的小姨送的我们。火车“呜”的一声开动了，站台上也“呜”地哭声一片。知青的头都伸出了车窗，大家拼命地挥手告别，我泪眼模糊地望着森林般高举的手臂，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比起开大会举手表决强多了，那是公式化的，这是发自人的真情实感，手一个比一个举得高，生怕亲人看不见。知青已成为父母永远的牵挂，也变成家庭与社会的沉重负担，他们永远在贫困线上扑腾着。马克思难道让我们过这种苦日子，他当时的生活比我们强多了，起码吃得饱，还能养活燕妮和一群孩子。他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呀？他曾提出过“怀疑一切”的口号，如果他活在今天，会不会也牢骚满腹，怪话连篇？再写一篇《苦熬论》，也许比《资本论》更有见地，更受人欢迎呢。
电灯给我带来了光明，让我夜读更方便了，可也带来了烦恼。晚上我读书读得忘记了时间。同屋的人叫唤上了：“你难道是属猫的，一到晚上就来精神。”我赶紧关了灯，静静地躺在床上。集体生活这点不好，自我的空间太小，无论干什么事，首先要考虑的是别人，要不然会遭到排挤，受到大家的冷落，自己又罩在先进的光环里，更不敢造次了。可读书读得兴奋了，还睡不着，只能睁着眼想心思。鲁岩最近怎么样，他像个独行侠似的，想干啥干啥，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毫无羁绊，可以无限地放大自我，活得滋润潇洒，像个人样。而我也老大不小了，连属于我的方寸之地都没有，完全像只背着沉重外壳的蜗牛，慢吞吞地爬着，刚伸出头来想看看新鲜，又吓得缩了回去。我看还不如蜗牛，起码它还有属于自己的蜗居，我则一无所有，活得真累呀。可一想起和鲁岩的约会，心里又高兴起来，躺在他怀里撒娇，是件舒心的事，我又活回原来的我了。小时候我常躺在爸爸怀里撒娇。做女孩子真好，一辈子既有人疼，又有人爱。
第二天吃完晚饭，我又来到樱桃园，想告诉鲁岩村里通电的好消息。我推门进去，园子里静悄悄的，大黄也不出来接我了，里面一个人影都不见，只见到大樱桃树上靠着把很高的梯子。我喊了几声也没人应。这家伙溜哪去了？一片暗乎乎的，平常倒不觉得什么，一见不到人，自己心里寒寒的，直发怵。我赶紧走进窝棚里，点亮了油灯，一见到光亮，心里平静了许多，鬼和狼都是怕光的。我见窝棚里乱糟糟的，像猪窝似的。被子也没叠，一双球鞋臭烘烘的，一堆脏衣服泡在脸盆里，发出一股酸臭味，看来有两天了，有几件衣服挂在绳子上，明显是穿过的，他不会也是脏衣服穿了换、换了穿的主吧。这么窝囊的人，居然能吸引我的眼球，简直有点不可思议。我这人眼里最容不得脏乱，想马上帮他把衣服洗了，可园子里那么黑，我有点怕。我赶紧把屋里拾掇拾掇，先叠起了被子。不一会儿，屋里就清亮了许多，变得整洁有序了，人呆在这样的环境中才会觉得舒服。我把直冒酸臭气的脸盆端到窝棚下，一只手捏着鼻子，另一只手拿一张废纸垫着，把一双臭球鞋扔到窝棚外，让我的鼻子也好受一点。今晚如果下雨，也许能把球鞋冲干净了呢。
我差点把那张废纸也扔出去，借着灯光一看，上面还有字。这张纸不规则，有些硬，背面刷过糨糊，像是从大字报角上撕下来的。我展开这张发皱的纸，在灯光下读了起来：无论谁在感叹哲学的贫困，还是贫困的哲学，都赶不上现在哲学的穷酸样。想说的不敢说，不想说的天天讲，百花凋零，一枝独秀，人已经脑死亡，思维进入冬眠状态。哲学家们乞丐般地端着一只又脏又破的要饭碗，在禁锢的思想街道上乞讨，分享着难得的残羹剩饭，充填着饥饿的肠胃，卑躬屈膝地苟延残喘着。他们行尸走肉般地活在世上，已毫无生存价值可言，只会像和尚般念几本经，或在教堂里咏唱赞美诗。生活上的贫困固然让人心酸，思想上的贫瘠更让人忧心。要立于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哲学的贫困，畅所欲言，百家争鸣，走进思想解放的春天？
我被这张破纸上的话吸引住了，这是谁写的？字写得很漂亮，很有功力，文笔既优雅，又富有哲理。看来不是鲁岩的字，像这样高水平的论述，不可能出于他的笔下，会不会是他父亲鲁教授？我看有点像。我不由感到他心灵的崇高和无私。他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现在又重病缠身，躺倒在病床上，还对民族的前景这样担心，我为中国有这样有远见、有胆识、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在他们身上有着民族的气节，他们不畏强权，敢于犯颜直陈，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是中国古来都崇尚的忠臣。我在桌边又捡到一张纸，上面写着：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字看来是鲁岩的，他写这字什么意思，是为了练字，还是有别的用意，我一时也说不上来。不过字写得很有力度，又很俊秀。我喜欢看他的字，瘦瘦的，只见筋骨不见肉，跟他这人似的。看来他写字跟他父亲是一脉相承，都有着骨感美，不过他父亲显得更洒脱些罢了。
“谁又在绊我。”窝棚下传来鲁岩的吆喝声。我刚才太专注了，竟没听见门铃的声响。我赶紧跑到窝棚门口一看，原来，他被我扔出的球鞋绊了一跤，一屁股坐在地上，手上的东西撒了一地，大黄围在他身边直舔他。见他的狼狈样，我止不住地大声笑了起来。“笑什么笑，都是你干的好事，还不下来帮拿东西。”他边说边不好意思地爬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我赶紧下去，将功赎罪，帮他拿东西。东西还挺多，死沉死沉的。拿上来一看，有米，有面，有肉，还有油。我问他：“这东西是从哪来的？”
“用樱桃换的。”
“你就不怕让人发现？”
“到外村换，挺远，没人知道。”
“你呀，天生就是一个贼。”
“十个知青九个贼，还有一个逛荡锤。”
“不许你污蔑我们知青。”
“好，就我一个贼总行了吧。”
“不！这是思想品质问题。”
“你好汉不知饿汉饥，是肚皮问题，用不着上纲上线。”
“我不喜欢看你变成这个样子，成天想着占公家的便宜。”
“好吧，算我见便宜就占，是个无赖，行不行呀。不过你害得我摔了个大跟头，也得向我赔礼道歉呀。”我想起他刚才的狼狈样，心里暗笑，他虽然认了错，转眼又让我向他道歉，想得怪美，我坐着一动也不动，扭过脸来不理他。“你等着。”他说完见我没什么动静，像想起了什么事，手拿个大碗出了窝棚。过了一会儿，他摇头晃脑地端着一大碗樱桃上来了，把樱桃碗放在我面前。樱桃已经洗过，红艳艳、鲜嫩嫩、水灵灵的，闪着诱人的光泽，把我的馋虫都引上来了。他说这是大樱桃树上摘下来的，特别甜，请我尝一尝。他最会来这套物质引诱的鬼伎俩。我自岿然不动，就不上他的当，只摸着身边的大黄，不往碗里伸手，看你有什么招。他见我不受诱惑，便主动把樱桃塞进我的嘴里，真够殷勤的，望着他那嬉皮笑脸的样，我憋不住笑了出来。我俩高兴地吃着樱桃，他将好多颗樱桃一把塞进嘴里，像跟谁抢似的，嘴里鼓得满满的，一阵咀嚼之后，一粒粒樱桃核从他嘴中射出来，樱桃核在空中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飞出了窝棚，红色的汁液顺着他的嘴角流了下来，没想到这人吃樱桃也是高手。我边说他没出息，边仔细地品尝着。樱桃甜甜的，汁很多，略带一点酸味，味道很好。我告诉他说：“村里通电了，可亮堂了。”他怪里怪气地说：“还是黑灯瞎火好办事。”这家伙吃不到葡萄，硬说葡萄是酸的，简直长着一副狐狸心肠。
晚上我们过得很开心，我依偎在他怀里，让他喂樱桃给我吃。我用手摸着他那双老支棱着的耳朵，软软和和的，一点骄傲的感觉都没有。我感觉他时时走神，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的眉心总锁着一缕愁云，怎么散也散不开。他是为家里人操心，还是为那些小纸片而苦恼呢？临走时，我把那张纸片悄悄放在桌边，这也许对他有着至关重要的生命价值吧。
张队长心里舒坦多了。
村里家家点上了电灯，夜如白昼，敞敞的亮。村民们自发地敲锣打鼓，在街上扭起了秧歌，欢乐溢在他们脸上，真是一派喜气洋洋。张队长被村民们奉为头号功臣，胸上别一朵大红花，几个漂亮姑娘围着他打腰鼓，一串串鞭炮在他脚下炸响，把他的耳朵快震聋了。供电局的工程队长也被一群身穿花衣裳的少妇们围着，他腰上系着根红绸带，跟她们一起扭起了秧歌。他光光的头顶，胖胖的身材，笨拙的步伐，不是踩了谁的脚，就是撞了谁的腰，逗得围观的村民都跟着他起哄，嘲笑他，可他依然扭得很得意。县里的孙副主任正巧到公社办事，听说后也赶来祝贺。张队长请他站在街心讲了一番祝贺的话，然后，被大家推搡着下了场。他跟知青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踏着大喇叭里播出的社会主义好的音乐节奏，跳起了友谊舞，步履轻松而优雅，博得大家一阵阵的掌声。大家见谢晓燕和孙副主任跳得不错，一齐起哄。在“孙副主任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