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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顶上纸人儿摇摇晃晃，地下锣鼓轰轰隆隆。第二番攻势里，从天上掉下来的麻雀愈来愈多。一群孩子们跑前跑后，四处寻找。这情景，远远超过学生下乡拾麦穗的场面。
我伸手帮着沙太太往铜盆里捡麻雀，已经十几只了。平时傲气十足的小秀玲站在一旁，就是不敢伸手去捡。我知道她被吓住了。
大人们显得更兴奋。索先生站在楼顶平台打扫战场，一根细绳将一只只吐血死亡的麻雀拴起来，一串串从楼顶垂落地下。
人们欢呼起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大人来了，当场统计死亡麻雀数字。居民小组长沙太太哑着嗓子连连报告说，九十八只！九十八只！
我就以为是两个九十八只，立即在心里默默做着加法。数字太大了，一时加不完。我要是会做乘法就好了，一乘就出来了。
又添了一只。九十九只！九十九只！沙太太补充着。她已经喊破了嗓子，说话声音沙沙
作响，好像一群受惊起飞的小麻雀，振动翅膀发出的声响。
还有第三番攻势呢。
看着沙太太铜盆里一只只口吐鲜血的小麻雀，我一下想起小乌龟，撒腿跑回家去了。
进了家门，我找遍床底屋角门后灶旁，竟然不见小乌龟踪影。天啊，小乌龟它走失了。小乌龟是我的弟弟。我的弟弟下落不明。我急了，一屁股坐在院子里，抱着空空的瓦罐儿大哭起来。
轰的一声，外面响起了第三番攻势。我的哭声立即被淹没得无声无息——好像独自上演着一场无声电影。
轰天撼地的时光，就这样在我的哭声里过去了。我们小街上究竟落下多少麻雀，其说不一。沙太太急急忙忙去汇报了。
我抱着瓦罐儿，心里思念着可爱的小乌龟。
外祖母回来了，她好像并不同情我的遭遇，说小乌龟走了就走了吧。人家李先生下放农场还不是说走就走啦。
我追问她老人家小乌龟到底去了哪里。外祖母说小乌龟去了天堂。我抬头望着窗外问她小乌龟为什么去了天堂呢？外祖母寻思说着，人间有时候太吵了，小乌龟心里一烦，就走啦。
是啊，小乌龟走失的时候，地裂山崩，一只只小麻雀口吐鲜血坠落身亡。我的小乌龟一定遭受惊吓，跑了。
一连好几天我都不甘心，继续寻找走失的小乌龟。有了明确目标心里变得充实起来。我甚至还去了二楼扈太大的房间。
扈太太坐在沙发里专心擦拭着她的腰鼓，表情含有几分伤感。她看到我后笑着说，天天除四害多好啊，我就能天天打腰鼓跳舞了。
我觉得扈太太长得特别好看，就告诉她小乌龟走丢了。扈太太惊异地说，你以为小乌龟跟你一样也会爬楼梯啊。
我听罢觉得很有道理，便不去三楼找了。
晚间睡觉，我抱着空空荡荡的瓦罐，梦里盼望小乌龟早早归来。
全市统一行动之后，沙太太受到上级表扬，说她的居民小组楼顶平台插的纸人儿最多，人们手里敲打的响器最多，收集的战利品死麻雀最多。有了这“三多”成绩，沙太太兴高采烈跑来跟外祖母聊天。我告诉她除四害把我的小乌龟给除了，也不知道它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沙太太瞟了我一眼说，死了呗。
我的心猛然变成一块石头，沉重起来。
没有小乌龟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弟弟依然没有踪影。我寒了心。郁闷的夏天里我成了一个无精打采的男孩儿。
小学招收新生的日期到了，我去报考。这是一所名声很好的小学校。马路对面的那座大院子里，据说曾经住着清朝最后一位皇帝。
我排队等待入学考试。说是面试，口答。
主考的男老师眉清目秀白净脸庞，文质彬彬让我想起李先生。外祖母说李先生下放农场当苦力去了，小秀玲却说李先生调到县城教育局当干部去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好像出来了两个李先生。我相信只有一个，无论当苦力还是当干部。因为小乌龟只有一个，丢了小乌龟我便没有第二个了。
主考的男老师上来就问四害是什么。我回答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他点了点头，然后要我举例说出四种动物。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李先生的墨猴儿、我的小乌龟，还有老鼠和麻雀。
这位主考的男老师好像不太满意。他慢条斯理评点说，你回答猴子就是了，不必非要说李先生的墨猴儿，你回答乌龟就是了，不必非要说你的小乌龟。
我听了之后，连连点头表示接受。
主考的男老师好像不肯轻易让我入学，继续提问说，除了老鼠和麻雀你还能举出另外两种动物吗？
我低头想了想，说乌克兰猪。
他终于笑了，说这些都是你身边的动物，远处的呢？
我想起外祖母经常讲的故事里有一只遥远的动物，立即瞪大眼睛响声回答说，月宫里捣药的玉兔。
主考男老师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你下去吧你下去吧。
我起身鞠躬行礼，突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您说小乌龟它能活多久啊？
什么？这位主考的男老师一定没有想到我会向他提问，伸手挽着白衬衣袖口很不情愿地回答说，大概能活很多年吧。
既然老师这样说了，我就坚信小乌龟还活着，我的心情一下变成大晴天。
通过这次入学考试，我成为一年级小学生，而且跟小秀玲同在一所学校读书。
一天，扈太太跑来告诉外祖母，她给少年宫打电话说愿意义务去教舞蹈课，并且风雨无阻。
少年宫同意啦？外祖母将信将疑。
他们要我等候回音，他们说这种事情必须经过少年宫领导研究。扈太太无奈地说，我已经等了十几天啦。
是啊，年纪轻轻呆在家里，有时一定很闷的。外祖母既羡慕扈太太的清闲，又同情扈太太的寂寞。
扈太太兴奋起来说，当年我跟一个白俄学过手风琴呢，其实我也可以教音乐课的。俄国有一种手风琴叫巴扬，两面都是贝斯。我还学过乐理课程，根音啊首调啊属七和弦啊对位和声什么的。
您应当出去做大事情啊扈太太。外祖母说自己只会洗衣煮饭，做一做小事情就是了。
能歌善舞的扈太太叹了一口气，走了。
立秋了。立秋那天我跟外祖母吃了西瓜，天气就爽了。天气爽了传来消息，说我们街道成立了人民公社。
夏天时候，乡下便成立了人民公社，实行农村集体种田。秋天了，城市也成立人民公社了，不种田，实行居民集体炼钢。大炼钢铁是好事情。一座大城市好几百万人口，处处火光冲天的风景，看上去很威武的。大城市里不光炼钢，还实行人民公社集体生活方式，首先集体吃饭，然后集体劳动，包括集体养猪。
乡下的人民公社养猪，那很寻常，哼哼叽叽饲养着就是了。城市里的人民公社养猪，就是景致了。然而无论城里乡下，养猪的品种都是“乌克兰”，说是从苏联那边传来的优良品种。不光乡下，城市养猪也是要有猪圈的。我们街区的猪圈就建在小街上，紧挨着余大夫诊所。
余大夫是名医，留美医学博士。听大人们说留美的不吃香，美国是敌人。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写着“向艾森豪威尔开炮，向杜鲁门开炮”。小街的墙壁上写着这样的标语：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我们还唱着这样的歌曲：看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北京城发出了战斗号召；为保卫和平，为领土完整，一定要一定要解放台湾！
美帝国主义者阻挡我们解放台湾，当然就是敌人。从敌国留学回来的余大夫，自然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余大夫诊所在一楼，二楼是住家。据说余家地板一天三遍打蜡，犹如一日三餐。有人说余家楼梯比交通饭店桌面还干净。这么讲究卫生，看来不在李太太以下。可猪圈偏偏盖在余大夫诊所大门旁边，不知这是谁的主意。
我们街区被列为集体生活方式的试点，实行集体吃饭。集体吃饭就是没有特殊情况不许私自在家开伙。有的试点街区管得松，人们反而踊跃加入集体吃饭的行列。有的试点街区管得严，还专门成立了检查小锅小灶的纠察队。
总而言之，一声令下我们街区的男女老少走出家门，一起去吃人民公社食堂的大锅饭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蹦跳起来。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去吃人民公社的饭菜，就跟电影里演的革命大家庭一样，多好啊。我一时忘记了丢失小乌龟的烦恼。
外祖母好像另有想法。
听说不许私家设灶开伙，外祖母动弹起来。她自言自语说，无论管得严还是管得不严，反正有了干粮心里不慌。我听不懂，就上床睡了。
半夜里，她老人家悄悄生起炉火，不声不响和面烙饼。她伸手关窗的时候惊醒了我。
我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看着外祖母擀面杖下压出一张张白面饼，觉得饿了，小声叫唤起来。
外祖母丢下擀面杖，做贼似地捂住我的嘴，不允许我出声。她扎煞着沾满面粉的双手，轻轻拍着哄我睡觉。为了让我尽快入睡她压低声音给我讲起了故事。
从前啊，劳动人民还没有当家做主，有一天家住法租界花园街的正昌纸厂经理偷偷煮了一锅大米饭，没想到有人告了密。半夜来了日本宪兵把他抓走了。那时节中国人当了亡国奴，小日本儿不许咱们中国人吃大米，只许吃杂合面。他们把大米装船从海河太古码头运回日本国。就说那倒霉的正昌纸厂经理吧，他正是犯了偷吃大米的罪过。第二天他家人拿着钱去宪兵队赎人，可人已经没了。据说天还没亮正昌纸厂经理就给日本宪兵枪毙啦。真可怜啊，他被日本宪兵抓走的时候，一口大米饭还没吃在嘴里呢。
平时为了让我老老实实睡觉，外祖母经常给我讲恐怖故事，妖魔鬼怪什么的。我一害怕便不敢睁眼，渐渐睡着了。这次她老人家为了偷偷烙饼居然临时搬出日本鬼子吓唬我，引起我的不解。
姥姥，日本鬼子不是被八路军打败了吗？我现在不怕他们了。说着我反而坐了起来，一派抗日小战土形象。
外祖母跑到炉前给热饼翻了一个身，转身指着我说，你说你不怕日本鬼子，可放牛的王二小还不是给他们杀啦？你快给我睡觉吧。
嗅着满屋饼香，我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醒来，半夜的白面饼没了踪影。我的早餐是一碗汤泡饭。半碗冷米饭半勺青酱几滴香油开水哗哗一冲，就是汤泡饭了。我向外祖母打听饼的下落。她老人家和蔼地说，你给我闭嘴，这是你最后一顿早点啦。我一听以为自己成了正昌纸厂经理，撇嘴要哭。她老人家好像自知说话出错，立即改嘴说这是你在自家吃的最后一顿早点，今儿礼拜六中午咱们就去吃人民公社食堂了。
我心花怒放，只觉得时光过得太慢了。
集体吃饭试点的第一天，沙太太领头，还有扈太太和乔太太和杏妮儿，我们居民小组一行人结伴前往人民公社试点食堂。沙、乔、扈三位太太都是南方人，她们北居多年仍然一口江浙语音，喜欢去冠生园和稻香村买点心。去年我还吃过扈太太做的汤年糕呢。扈太太平时喜欢自己烧菜，这时她压低声音告诉乔太太，听说有的街区试点纠察队挨家挨户收集锅碗瓢盆啦。
乔太太听了表情疑惑起来。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我们总要在自己家里喝茶吃点心吧。
外祖母也参加讨论说，收去了锅碗瓢盆，家里不就变成祠堂啦。
我们一行人从余大夫诊所大门外走过，没看见猪，却看见一群苍蝇。除四害讲卫生，最难消灭的是苍蝇。街道人民公社鼓励灭蝇，上缴五十只死蝇奖励一盒火柴。可是挥起苍蝇拍一打，那苍蝇就烂了，很难收到完整尸体。老鼠身体还是比较结实的，学校规定上缴两条老鼠尾巴即奖励学生一支铅笔，而且是带橡皮头的。
身材瘦小的索先生正在清扫“乌克兰同志”的宿舍，满怀歉意地说猪被区里借去巡展了，为了推广街道养猪试点经验。我一时没有看到乌克兰同志，心有不甘。城市里没有动物，猪圈就是孩子们的动物园。中苏友好，就连不识字的外祖母也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小街里的孩子们称呼这口大母猪“乌克兰同志”，那感情是很深厚的。
自从街道成立人民公社，索先生终于结束了清苦多年的单身生活，与乌克兰为伴了。大人们说这是好事情。解决一个太监的生活孤独，只能这样了。因此应当感谢乌克兰同志。
我问满头大汗的索先生乌克兰同志什么时候回来。他犹豫不决地说大概三五天吧，转身去清圈了。
我就在心里期待着乌克兰同志早日巡展归来。
沿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