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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小时内，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军舰也满载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这里原是德国的租约港口，日本于1914年占领过，一直控制至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才归还中国。（《时代》，1931年9月28日）随后另一期刊物报道说：
现代东方史专家克罗斯（UptonClose）上周经西伯利亚铁路从北平抵达莫斯科，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在沈阳的外国人认为日本人的进攻是有预谋的、在未受到挑衅情况下采取的相当坚决的手段，以在各地的中国军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日本人靠扶植奴颜卑膝的中国人组成傀儡政权，欲将满洲和内蒙古殖民化……当我离开时，沈阳几乎成了一座死城，日本人关闭了银行和东北大学，大量中国人已经逃离。”（《时代》，1931年10月19日）
一幅日本占领图被简明地勾画出来。沈阳被占领，东北大部被占领，一切都在几天内完成。中国又一次的灾难开始了。“九一八”，从此也成了一个黑色的历史符号，镌刻在中、日关系史上。
七十四年过去，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来到沈阳追寻历史。首先要找的就是柳条湖。
当年的北郊现已成了市区的一部分。街道宽阔坦直，驱车几分钟就从市中心抵达柳条湖。如今的柳条湖，当年痕迹已无从寻找，但耸立于当年事发地点旁边的“九一八纪念馆”，似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惊叹号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猛烈撞击。纪念馆正面是一个日历状的雕塑，日历翻开，赫然雕刻着“1931，9月小，18，星期五”，永远告诉着世人这个地点的那个夜晚，一次爆炸把中国的历史改写。
在“九一八纪念馆”人口处的广场上，横放着一个巨大的呈爆破状三叶片的水泥碑块，这是日军1938年在柳条湖竖立的“爆破地点”纪念碑。鲍威尔的回忆录曾写到过，在柳条湖铁路爆炸发生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把在现场找到的三根炸烂的枕木、一段三到四英尺长的弯曲铁轨、一块扭曲的铁轨夹板，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陈列。它们是一次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不知后来去向如何。如能找到它们，将之与“爆破地点”纪念碑放在一起，想必更有历史震撼力。
我走到铁路旁，伫立朝北，左边是铁轨，右边是纪念馆。透过铁路栅栏的空隙，日历雕塑上的“1931”清晰可见。目光从日期移到铁路上，从沈阳方向而来的铁路，拐一个大弯，向北方的长春延伸而去。等了好久，没有火车经过，一时很静。极目北望，弯曲而去的铁轨消失在远处，有一种感觉，仿佛它伸进了遥远的时空。
来到柳条湖，其实我还想求解一个疑问。看过一些关于这次爆炸的叙述，有的明确说炸的是柳条湖桥，但有的又说是平路上的铁轨，或者语焉不详，只模糊地说在柳条湖铁路上发生了爆炸。特别是有几张历史老照片的说明与画面，存在很大差异，让人难下判断。我有些奇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的历史地点的描述，为何在七十多年后仍没有一个统一而确切的定论？
一张老照片，画面上是一座铁路桥，桥梁被炸毁，一列行进中的火车遇到了爆炸，车厢跌落在桥下。图片说明写道：“九一八事变”前的柳条湖。（见《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总第329期）画面上的情形，与前面所引《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文字和鲍威尔的回忆完全不同。这张照片的说明显然有误。柳条湖一带并无河流，即便有桥，也不会如画面所示是有几个桥墩跨度之长的桥梁。而且，现场爆炸破坏程度很轻微，很快就有火车通过，不可能出现桥梁坍塌、火车跌落情况。
一张老照片，注明为“柳条湖爆炸现场”，画面上一排人在观看铁轨，路上确有爆破痕迹，似是现场，但看不到桥。照片上的人是谁，拍于何时，不得而知。不知是否为鲍威尔一行人采访现场时所拍。
一张老照片，注明为“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地点”，画面没有人，一条铁路在前方往左拐弯远去。但也看不到桥。（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不过，这张照片上的场景，与我七十几年后在“九一八纪念馆”旁所见的铁路走向及画面极为相似，地点应是吻合的。
还有一张老照片，是日军当年的“爆破地点”纪念碑照片。画面上，那块呈爆破状的碑体竖立于一个很大的梯形土台上，“爆破地点”四个大字的浮雕在土台正面中央。土台周围同样也无桥的影子。（见《三联生活周刊》总第329期）
为何没有桥？或者，即便有“柳条湖桥”，也只是平路上一个很小的涵洞桥，一眼望去，桥与地面没有多大差别？我注意到，今日在与“九一八纪念馆”紧邻的铁路处，有一人行地下通道，其地点似应是当年的爆破地，不知它与所谓“柳条湖桥”有无关系。遇到一位在铁路旁遛狗的老人，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这一带住，没见过有铁路桥。他还说，如今，柳条湖朝沈阳方向的那两座铁路桥，是前些年修立交桥时深挖公路才有的。
我仍将信将疑。如果没有桥，为何当年的报道中又大多说是桥？如果有桥，那么确切位置又在何处呢？
疑问且放一边，留待以后求证。我的叙述还是回到当年。如同《时代》报道中所称，当年就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日军的指控，是中国人制造了柳条湖桥的爆炸，因为南满铁路本是日本关东军的守备队严密守卫的范围；更不会有人相信，这一夜紧随其后在沈阳及东北各地发生的攻占中国城市的行动，只是日军对一次偶发事件的临时反应。相反，略有常识的人确信，日方如此迅疾和大规模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显然早在策划与预谋之中。
再来看看美国驻中国公使詹森的报告。1931年9月21日中午，詹森又给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去一封电报。作为外交官，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他根据从各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确认日本的这次行动是早有预谋的。他所讲述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到东北旅游的人士告诉我，在过去两三周中，日本军队已经进行昼夜模拟战的作战行动，行动地区在南满铁路沿线居民点，范围自长春至辽宁，日军用空弹演习。英国公使曾到长春一行，他向我讲述演习模拟战是在火车站附近进行的，那时他正在兑换钱币，当时演习引起了很大骚动。住在旅馆的客人说，日军在演习时进入旅馆找到空房间便在那里架起机关枪，放在窗户前或在屋顶上并立即开枪，骚扰百姓。我相信这些机关枪都是有意安排的，目的在使居民习惯于日军的昼夜行动及机枪和炮声。
……
我认为如果相信这些事实——仅仅是破坏路轨便可以保证其占领满洲，或默认上述一系列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而不顾这些事件已涉及广大地区包括长春、牛庄、安东、沟帮于及葫芦岛等地的军事占领需要参谋工作而不是临时凑成的事实显然是荒谬的。此外，据我们所知，日军司令部当时便立即从旅顺转移到沈阳。
……
据我了解，日本军人相信这些行动是必要的，是为了恢复皇军的声誉。十天前，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Dr．J．C．Ferguson）通知我，他相信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我也曾听闻许多类似的传言，然而我不愿相信，但目前事件使我不得不相信一切是有计划预谋的。（《美国外交文件》，第4—5页）
七十多年后，再读詹森的报告，袭上心头是悲凉，是迷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旅游者在满洲所耳闻目睹的战前动态，中国当局和军队为何没有关注，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政府顾问福开森博士关于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的说法，到底是他个人的预感和判断，还是在北平的中国官员中普遍蔓延的忧虑，或者，另有更确定的消息来源？翻阅了一些史书，仍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读根据张学良的外国顾问端纳的自述而撰写的《端纳传》，里面写到端纳在“九一八”前夕从沈阳回到北平，他明显感受到了暴风雨到来之前的紧张气氛，并将这一信息转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
他看到了日本准备行动的明确无误的信号。这个宿敌正在用脚爪抓地，准备攻击。他向他的朋友、现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发出敏锐的警报，即日本军方“一旦找到一个借口”，将立即入侵东北。端纳说明他们计算能在十一个小时内完全占领。（《端纳传》，第271页）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诸多明显迹象和发出的警告，都没有引起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注意。于是，日本关东军的预谋终于在柳条湖的夜色中上演了。
2 现场缺席
《时代》关于“九一八”事件的报道，起笔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它谈到最近一年内世界上几个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与之相关的美国大使恰好都不在现场：
去年十月巴西爆发革命时，荚国大使摩根（Morgan）正在度假；危地马拉一周内爆发三次革命时，美国大使怀特豪斯（Whitehouse）也在度假；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国王——引者注）被推翻王位时，美国大使劳克林（Laugh—1in）还是不在城里。上周，日本军队占领沈阳的中国城的那天，美国驻日本大使福布斯（Forbes）则正在回国度假的轮船上。（《时代》，1931年9月28日）
这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叙述新闻，今天，七十多年过去，当我们重温历史时，同样也可以将之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看中国重要人物的现场缺席。
在中国的重要人物中，本应在沈阳现场出现的当然是少帅张学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父亲成了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在宣布归属南京中央政府后，他仍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继续统帅父亲留给他的几十万军队。一年前，1930年9月18日，张学
良通电支持蒋介石，决定了阎锡山、冯玉祥联盟的失败和中原大战的结束。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成了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军事强人和政治巨头。1928年，在刚接任父亲之位时，张学良曾发表宣言，宣称将只专心于东北一地的发展，不再过问关内事务。但两年后的他改变了初衷，如同张作霖一样，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东北的统治者，而是把大批精锐部队调进了关内，成了如同父亲一样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人。
张学良的总部还在沈阳，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行营却设在北平，他是南京的贵宾，蒋介石要用他在北方制约阎锡山、冯玉祥，以防他们东山再起。1931年5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以仅次于蒋介石的地位而备受关注，此时的他才三十一岁。在准备回沈阳时，张学良却在北平忽然身患伤寒，高烧多日，只得住院治疗。这一次，张学良未能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沈阳。他当然不会想到，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七十年之后，当张学良以百岁高龄辞世于美国时，故乡早已是遥远的天空了。
1931年9月18日这天，张学良人在北平。伤寒虽痊愈，但身体尚需调养，他仍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病房。《端纳传》这样叙述张学良这一天的活动：
九月中旬端纳赶回北平，以确定少帅是否返回沈阳。他发现他的病情已好转。1931年9月18日是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完全统一的一周年（应是中原大战结束一周年——引者注）当天下午，少帅离开了医院。晚上他和端纳在英国公使馆赴晚宴。宴会后，张还去剧场观看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的演出，端纳回家去了。（《端纳传》，第271页）
突变发生了。正在前门中和戏院欣赏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的张学良得到报告，称沈阳有急电来，他来不及与人辞别，就匆匆赶回医院。
失去了回到沈阳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对沈阳的直接控制。如果张学良人在沈阳，如果他的精锐瓤队依然在沈阳，“九一八”那一夜是否会降临？或者，日本关东军是否会完全不顾他的存在而策划这样一次行动，并以令人不可思议的轻易方式如愿以偿？
可惜，他不在现场。
一次历史代价最大的现场缺席！对他，对中国，都是如此。
蒋介石更不可能在现场。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他将前往江西南昌直接部署对中共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沈阳发生突变，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发去急电时，蒋介石的轮船正行驶在长江的茫茫夜色中。第二天，9月19日军舰抵达湖口时他得知了消息。（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