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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天，有些学生提议他们应该去攻击国民政府，所以学生就到了那里。在国民政府门前，他们看见并且认出了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打！”并且把他从车上拖下来。蔡受了伤，但并不太重。这证明这些群众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对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政府。（《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2页）
顾维钧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外交官的悲哀。在他看来，外交官与民众的处事方式显然是基于不同的原则。民众重视的是感情，支配行动的往往是情绪；外交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用他的话来说，“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是完全不同的。而他和他的中国同行们，常常遇到的难题恰恰就是不得不陷于彼此的矛盾冲突之中而难以周全。他这样写道：
曾记得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穆尔教授常说外交即战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只是武器不同而已。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
特别是在人民外交当中，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做一些讨好公众的事，而不总是光考虑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囚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因此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397页）
这是作为外交家的顾维钧的思考与忧虑，但要想让民众接受之，淡化情感的悲愤与刺激，何其之难！那么，既然他选择了这样的职业，他，以及其他外交官，在中国民众的愤怒中，也就只能被斥责、被谩骂，甚至被殴打。他们只能在令人失望的政府与群情激愤的民众两者之间尴尬周旋，以他们的方式背负民族的苦难。这或许是长久难消的矛盾与冲突，未来的日子里仍会将他们纠缠。
在一片攻击声中，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很快相继辞职。随后，1932年2月，国联决定派遣由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A．C．Lytton）为团长的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及局势，顾维钧再度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参加。在赴任前，他致电外交部长罗文干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认为那是极大的光荣。我又说，作为中国代表那是我的应尽之责。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的事业；在执行职务时，我自己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唤去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425页）
读到这里，我似乎对民族危难之际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民族感情与国家责任感。说实话，以往我们对这样一些职业外交家缺乏了解，更缺乏理解与认识。在歌颂激情的同时，理性是否也应得到重视与肯定呢？
鲁迅的声音也与众不同。与顾维钧这些外交官还不一样，鲁迅从来没有认可过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对当权者他一直持批判态度。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民间掀起的抗议与反日潮流中，鲁迅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另有自己的思考，表现出他的冷静与深刻。1931年11月30日，他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但目下投机印出的书，却应除外，——关于外国的，那自然更不消说。我们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为飞机鼻祖，中国是四千年的古国这些没出息的梦话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
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呲。（《鲁迅全集》第8卷，第320页）
在“抵制日货”的讨伐声此起彼伏之时，鲁迅仍主张中国应学习日本的长处，并公开发表这一见解，实为振聋发聩之音。今日再读，仍让人感慨于他的特立独行。
这便是1931年的中国。
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态度，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悲情：被侵略、震惊、控诉、呐喊、呼吁、抗争、慌乱、沮丧、亢奋、忧虑……
悲情已成历史，警示与沉思却永远留给了后人。
完稿于2005年7月7日，北京正值酷热中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
《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端纳传》，艾伯特，泽勒，徐慰曾等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
《张学良文集》，香港市场信息出版社，1991年
《中国近代史》，钱亦石，生活书店，1947年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孙瑞芹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孙中山文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0年
《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
《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致家里人
冰 心
亲爱的家里人：
昨晚晚饭是在食堂打的饭，还比较烂，加上开水，在医务所炭炉上热了热，就肉松吃了二两，很饱。医务所医生本是作协护士，另有一位女大夫姓邓，也很热情，头发都白了，她说自己三四十年前曾在女师附中听我讲过话。这里的人从对面学校到“中转接待站”都是文化部的，没有一个外面人，大家说起都不生，很快就混熟了，在此觉得身上很轻松。自己照顾自己，又互相关怀，互相照顾，是社会主义感情的开始。昨晚8时后文玲和一位周老师又来看我，给我送来便盆。据说宗昱已于元旦和一个和她同去的同学结婚（在北京结的）又要回山西去了，文玲自己等为杰问题批下后，也要申请和他在一起。她们走后我8：20分就睡了，被褥很厚又加上我的棉猴，睡得好极了，中间醒了一次，直到早晨6：50分才起。早饭是稀饭，丝糕，对我很合适。8时和郭小川一起学习（军代表李同志说因为没有直达连部的汽车，怕我们走不了，要我们在此等行李到了，一同走。要我们休息休息，对我们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他自己和其余的人今早步行走了）。早晨出去，一望皆白，天已晴朗。四面都是丘陵地势很好。我们因为路滑还没有到街上去。郭小川在此买了电筒，也有电池。据说这里棉花被胎比北京的好得多，只要有今年的新棉花票就可以买，也有不用棉花票的，也比北京强。我想这次发的（一年）和到花纱布公司补的（一斤）棉花票可能都是新棉花票。将来我在这里买了，把我那床棉被胎换下来作褥子也很好，北京就不用弹了。总之，我还没有到连上，在接待站就觉得心理上和在北京办公室不同，那边尽是办理结束手续，冷冷清清，这里是展望未来，充满了建设的豪情，同时过的都是集体生活，从托儿所，小学，中学，到连部，都是父母和子女不在一起，从小就不互相依赖，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我昨夜还梦见我回家去接孩子，这些孩子并不是钢钢和山山、江江，而是为楫和宗生，说是让她们在集体中锻炼（这里的孩子在雪中游戏，每顿排队到食堂打饭，非常高兴）。想起钢钢和山山在家里不肯吃饭的麻烦情形，（山山比钢钢好一些）在集体中都会改进。我现在住的宿舍中也有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只等证明来到，她就要把孩＇子＇一个放在托儿所一个放在小学，自己下去了，这里小学有校医，将来还要盖大医院，越来越好，所以我想将来沙洋一带也是如此……在筹建中自已有一份的话，精神上更为痛快，因此我想凌霞宗生，陈恕小妹，一定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就尝到这新生滋味了。这信是在屋里写的，我还穿着棉猴，手和脚还是冷的，但是一劳动就不会冷，我现在没有劳动，只搞搞卫生，提提水，所以只盼早日下到连里。现在行李都还未到，但集体无绝人之路，一切都可解决，当然以后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如天冷，牙未按＇安＇上等等或其他的事，……迈出第一步，再克服一个一个“困难”，就容易得多。听他们说许多人来到以后，都不用吃安眠药，还有人胖了，这些都是很自然的。
以上7日写
昨晚睡得比较少，因为前晚较多。我们行李还未来，只好等着。昨天化雪，路上泥泞，我已把雨鞋取出穿上，甚为得力。昨夜半夜忽然楼外人声嘈杂，原来是民兵半夜来集合，一早集训，年纪都很轻，看去只十七八岁。全民皆兵，真是铜墙铁壁。我很好，请放心。昨天想来文藻又休息一天，不知钢钢回来否？小妹到唐山，宗生到天津后已有信来？我们一家基本都已在下面，暂时未下来的要振作起来，迎接下放的光荣任务。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放眼世界，心胸开阔多了！亲你们！
娘 1月8日＇1970年＇
昨天发了一信，恐怕是因为忙，把空白的纸寄去了！
昨晚在文玲处长谈，并在她处洗脚等十分痛快，她和一年级男生同住，屋里有火，很暖！她并给我小椅一张（马扎），此地也有小竹椅卖，很灵巧，她已买了。
我们定今天下午下连队，我的行李还未到，（昨天快件到了，我们同快件一同走）但是铺盖不会有大问题，托运的也不会太慢，到了会送下去的！
今天是三九第一天，天又阴起来了，我早已穿上雨鞋，此地雨鞋绝对需要，否则棉鞋湿了，没有换的。
今天下午起，可以说是迈出第二步，以后的信等下到连队后再写，亲每一个人。问沈阿姨好。文藻陈恕，凌霞和孩子们自己保重。
莹 一月九日晨［1970年］
亲爱的家里人：
昨天下午从招待所出发坐吉普到陈马懈，一个钟头就到了，若不泥泞半小时可到。甘棠公社第九、十生产队所在地，是我们五连驻在的地方。我住的是鲁家湾，五连二排的住处。在一位贫农的家里，女同志六人住一屋，很小，紧紧地挤在一起，幸而我带的东西不多，（将来那三件来了也可以塞在床下）被窝是太少了，同志们给我凑了一床褥子，一床被子，连里还拨了两床被子。昨晚睡得很暖和。这里到底是冷，地上又泥泞，好在我们住处离食堂最近，只有两三分钟就到了。我们连任务是挖沙子和种菜。今天组织上让我们休息，还没分配劳动。据说年老体弱的都看菜园子，恐怕我也是这样了。
昨晚8时牛我就上床睡到夜里大概两点多就醒了，一直没有睡着。屋里伸手不见五指。这本是农民堆柴火的我们堵起来住人，窗户很小，很黑。想起从北京到湖北，真像做梦一样，把过去的几十年，像演电影一样演下去。……我决心在七十岁的年纪，从头做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早上有太阳，我就坐在屋门前写这信。据我这几天的经验，即使是暂时下来，有几件事决不能大意：1．雨鞋必不可少，在南方，特别是在农村，简直要整天穿着。（这时我想起丹丹，他没有雨鞋，鞋湿透了，就冷极了。）我幸而带了雨鞋，但错误地把皮鞋放在铺盖包里，至今未到，否则还可以暖和一些。2．短棉大衣最有用，长的不适于劳动。文藻那件黄军衣最好，衣服是愈粗愈好，劳动时没有顾虑。3．手电筒最好带大的，小电池下面没有。电筒最好是塑料壳的，南方潮湿，铁皮的容易走电。4．小椅子很必要，开会时要用，但南方有小竹椅，很方便。5．餐具最好做小布袋装好，可以挂起。大搪瓷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