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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患病以来，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情绪。看来，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同毛泽东谈得比较顺利，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为毛泽东生日设寿筵庆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举动。
长沙蓉园2号楼的房间本不算少，能让随员们住的房间距离周恩来的主房间较远，而主房间旁边的“标准间”太少。尽管总理随员不多，但从工作考虑，除了警卫人员外，医疗组的专家与护士都必须紧挨着总理的房间为好，便于随时呼叫。只因“标准间”不够用，我在靠近周恩来卧室外的走廊里临时支起一张行军床，用屏风挡起来，就算是敝人的卧室了。
26日午夜时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那边来的电话，请他过去谈工作。我与警卫一起陪同他坐车去1号楼。到了1号楼，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四个小时的长谈。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按照医疗方案规定，白天，周恩来应该每四小时服一次药。
此刻，已到了后半夜，一天的药已经服完了。如今他重病缠身，深夜坚持工作，我考虑加服第五次药。可是，我哪敢冒昧去打扰两位领袖的谈话。
大约到了凌晨3点钟，我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不能光怕“打扰”，想起离开北京前，叶帅的“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意外”和“要安全返回北京”的嘱托，我几次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了解谈话是否快要结束了，若将要结束，就不再进去送药了。但得到的回音都是“不知道”，因为谁也不敢冒失地闯进去张望，更不要说打听了。
最后，我只能把给周恩来服药的小药瓶，请毛泽东处的工作人员送进去，给他服用，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其实，这也是我常用来提醒周恩来休息、进餐、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的办法，这是一种信号，以期得到他的默契与配合。这个做法，常常是成功的。
这时，我独自到院子里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冬日长沙的深夜，室外温度也很低，加之潮湿阴冷，这种感觉比之北方的干冷更难受。到了凌晨4点钟样子，东方微露鱼白，晨星稀疏，在室外呆的时间长了，更感到身上冷飕飕的，便回到1号楼门厅内。
我刚开门掀起帘子，见到周恩来正同毛泽东的秘书在说话，我又退了出来，回到汽车上坐等。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仍不见周恩来出来，我同警卫员商量，决定都下车，到门厅外等候，必要时，走进去提醒他回住地休息，即使挨他的呵斥，也要进去“冒险”催促一声。否则，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尽责。
主意已定，我们就下车走近门厅，听到周恩来跟他们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我们赶紧主动离开门厅，免得人家说是“偷听机密”。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便不得而知了。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听到周恩来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这常常也是他给我们随员的“联络信号”。他用这样的办法提示身边的人，他的谈话结束，准备走了。这时，门帘拉开了，周恩来同他们握手告辞：“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照顾好主席。”
1975年，周恩来向外宾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吴阶平：“要如实告诉总理。”邓小平：“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4年12月以前，我们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结肠癌。可是，他受党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的重托，必须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医疗组遵照叶帅的指示，不得不将肠癌的治疗推迟了下来。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顺利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经过精心的准备，于1975年3月26日，为周恩来做了结肠癌手术。全国著名外科专家协和医院的曾宪九、上海第二医学院董方中、解放军总医院陆维善主任、北京医院吴蔚然、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主任潘铨；麻醉科专家商德延与谢荣；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虞颂庭、熊汝成、吴德诚及于惠元；心脏内科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和陈在嘉；肿瘤病学专家谷铣之及李冰，还有手术室护士长等人，都先后进了手术室。
这样一个庞大的医疗队伍，由吴阶平院长统一指挥。为了避免手术室内人员过多，保持手术室内干净、减少病菌感染的机会，事先，由吴阶平协调、安排妥当，按工作需要，请专家轮流进手术室。
手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结肠肝曲以下部位，分别有3厘米、1。5厘米及0。5厘米三个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那个呈菜花样。
专家们当即确定整个手术分两步进行；先作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便作膀胱癌电灼术。
手术后的头一周，普外科、心内科、泌尿外科和麻醉科各有一位专家24小时轮流值班，与我们保健医护人员共同严密观察、记录病案，直至病情稳定，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常规血液化验和生化检验项目都恢复正常；精神和体力康复顺利，才逐渐减少值班专家的人员与次数。但他们仍昼夜自动到病房来观察病情。手术后的初期阶段加强了护理工作，护士也分为三个小组，昼夜轮值。
无论怎么说，周恩来毕竟是77岁高龄的老人了。身患癌症又拖延时日过久，在经受了这次重大的手术治疗后，身体是明显地虚弱了。
1975年8月，天气实在是太热，三天两头下雷阵雨。空气中的湿度相当高，令人感到闷热不适。虽说医院里有中央空调设备，室内凉爽舒服，但人总不能成天呆在房子里生活，不到户外去活动，不见阳光，不呼吸新鲜空气。浑身上下的皮肤倒是挺凉快，但汗毛孔总闭着，这样的滋味也不好受，搞不好，会得“空调病”。
这个时候，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治疗在继续，病情却不见好转。
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组，按惯例为周恩来作临床检查——就是我们常说的医生查房。当吴阶平院长在周恩来的下腹部触摸时，他那正在检查的右手，突然动作稍有迟疑，双眉紧皱，脸上神色有些紧张，并且在该处反复触摸多次。
这一举动，来得如此突然，大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是，他们毕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彼此用眼神扫视了一下，便都心领神会地感到吴院长的神态，意味着周恩来身上的恶性肿瘤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少许，吴阶平恢复了他平常那庄严的学者风度，以和缓的语气同身旁的专家说：“你们查吧。”他自己便站到一旁去了。
“请总理休息，我们去讨论一下，再来向您报告。”几位专家轮流检查完毕后，吴阶平诚恳而委婉地跟周恩来说。
凭周恩来的丰富阅历、观察事物所特有的敏锐性与洞察力，对吴阶平及专家们的瞬间细微的信息传递，他已有所悟。但他以镇定自若的处事方式，不露声色地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赞同。我们便告辞，离开了房间。
吴阶平走到客厅，我把客厅通向卧室的房门轻轻地关上了。
大家在沙发上落座，吴院长主持医疗组讨论会。此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用手绢擦着溢出眼眶的泪水。“我看情况不妙，刚才，我摸到的下腹部肿块，大约有鸡蛋大小，比较硬，肿块似乎比较固定，向左右推不动。这都表明，膀胱内可能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已扩散到膀胱周围的骨盆腔内，很可能在远处已有了转移病灶。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我们只好面对现实。”吴阶平首先发言说道。
吴阶平发言后，专家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有人眼泪扑簌簌地往下落，不停地用手帕擦泪水；有的是眼圈红红的噙着泪水讲话。大家的看法与结论都是一致的，毋需多言，就统一了意见。
其实，这件事情说突然，也不突然；说意外亦不意外。专家们对周恩来病情发展的前景，作过多次讨论，吴阶平不止一次地向邓颖超及中央领导人汇报过。他曾说，到目前为止，国际国内治疗膀胱癌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就是我一开始对周恩来说过的那三种可能。为什么，周恩来却偏偏在这最后的三分之一比例中，似乎命运总跟好人作对。
同年3月26日，作结肠癌手术切除前，已经发现膀胱癌再度复发。那时，吴阶平曾不无忧虑地说：“自从1973年3月10日作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以来，总理的膀胱癌复发是相当频繁的，恐怕前途不容乐观。”
专家们的这一预断，竟然不幸而言中了！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依然坚持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会见中，他向外宾坦诚地透露了自己的健康情况：“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一次情况变化的严重性，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我认为，对总理，要实事求是地告诉他。我相信总理意志坚强，毅力惊人，他的知识渊博，对事物非常敏锐。他经管过陶铸、陈毅、谢富治和王进喜等几位癌症病人。他了解的情况比较多，又很具体，你想瞒着他，是办不到的。我们让总理了解自己的病情，对今后要进行的许多检查与治疗，能得到他的理解和配合，对治疗有利。当然，我们也不必把情况说得太具体，增加他不必要的思想负担。”
吴阶平在归纳了大家讨论的意见后这样说。
专家们都同意吴阶平的意见。
医疗组的专家们同周恩来一年多的相处，都知道他办事认真、细致、又是急性子。专家们讨论的时间不太长，更不可能向上级请示后，再向总理汇报。
其实，这时候的周恩来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待专家来向他报告会诊结论。吴阶平看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便站起身来决断地说：“就这样吧，我该去向总理报告了。”
我们随着吴院长一起走到周恩来病榻旁，吴阶平向总理简短地报告道：“总理，我把刚才大家检查的情况及讨论意见向您报告。大家认为，这一次，情况有变化，膀胱里边究竟怎么样，还需要作进一步检查才能知道。”
周恩来神情严肃、耐心地听着吴阶平字斟句酌的讲话，注意着吴阶平的神色和措辞。他亦在认真地思索，中间没有插话。吴院长讲完后，周恩来不像往日那样提出一大串有时叫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没有说话，是在沉思。而我们彼此之间都相视无言。
房间里一片沉默，各自的心里都在思考着，使得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令人感到窒息般的难受。吴阶平带头走出了病室，因为大家的心情都不好，相互间没有说话，便分头去做各人的事情。
几天以后，北京医院病理科送来了尿病理细胞学检验报告单，上面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
我即刻将报告单送到吴阶平房间，他接过单子一看，脸色马上阴沉下来，神情抑郁地说：“怎么又出了鳞状细胞癌，膀胱肿瘤中，鳞状细胞癌的预后是最不好的。”
吴阶平将此情况，马上通报了其他专家。大家听后，都感到非常棘手，拿不出有效的治疗措施为总理减轻病痛，心情更加沉重。
周恩来住院初期，邓颖超每天在西花厅吃完晚饭后，大约8点左右到医院来看望她的老伴。到了后期，邓大姐每天在医院里进晚餐。我们有时借此机会去看望她，或向她说一些事情。晚餐后，她去看周恩来。假如她没有重要的事情同周恩来讲，或者他正在睡觉，她便找医护人员了解病情。
这一天，周恩来尿病理检查结果的极其严重性，不仅在医护人员，并且在值班工作人员间传开了。大家对此都感到忧虑、紧张与不安，都没有睡午觉。自然，吴阶平也没有休息。他肩膀上的压力更大。他已经把专家们召集在一起，请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我一起参加向邓颖超大姐的汇报会。
到了下午，邓颖超一到医院，吴阶平向她作了较详细的汇报，还向她解释了可能出现的各种预后情形。
邓颖超对周恩来医疗组的专家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