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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受痛苦、被折磨、强忍煎熬；医生们的心里也感到酸楚，很不是滋味儿。
尽管如此，周恩来始终头脑清楚、思维敏捷，他依旧关注国家大事。他对“四人帮”掀起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狂潮更是痛惜、痛心，却又无奈。这亦增加了他心灵上的伤痛。
但是，没有几天，又一件意想不到却又在预料之中，即属于那些垂危病人中常常能见到的病情变化发生了——“麻痹性肠梗阻”。这对危重病人及医生来说，都是个很挠头的事情。
1976年1月5日，尽管周恩来不进饮食已有两个多月，并且连水也不喝，要是口渴了，便用少许茶水含在嘴里漱漱口。他的胃肠道早已空虚，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液体，留下的少许残渣、细菌发酵和肠菌群失调等，加之全身抵抗力极度低下，几乎到了“油干灯草尽”的地步。体内恶性肿瘤细胞和各类致病菌在迅速地生长繁殖过程中，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而产生毒素。这些复杂而有害的物质造成肠道发生麻痹，即肠管不会蠕动，肠道内的“残渣余孽”不能排泄出去，肠腔内存有大量气体使肚子明显地鼓了起来，本已处在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增加了“肠麻痹”，真是雪上加霜，使得他腹部胀满及疼痛难耐。
专家们想尽了各种各样办法，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各种通大便方法，能采用的都试过了，但均不见效。为此，我们曾请当时天津著名的外科胃肠道疾病专家到北京来。他到三五医院呆了几天，使用了他觉得是“拿手”的办法，同样无效——医生们用听诊器在鼓胀的肚子上听腹腔内肠道的蠕动声，其结果，竟然是“寂静一片”，听不到一个肠蠕动音！至此，专家们已无良策。
京、津、沪三地专家商讨的一致意见是，作最后一次努力，即做“结肠造瘘术”，就是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这是周恩来病故前三天经受的最后一次手术，在他的腹部又增加了一个口子，肚子上共有五个“洞”！
正如1971年隆冬季节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到日坛医院去看望身患结肠癌，且已到了晚期的陈毅时，我所见到陈老总身上的情形同现在的周总理竟然如此相似。
我清晰地记得，那时陈老总依然幽默而风趣地说道：“你们看，我在这里大会餐哩！”那时，跟随周总理与叶帅去的随员们，见到此种情形，无不痛心、掩面流泪。
我站在总理床边，眼睛凝视着他，心中禁不住想起陈老总生前说过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可眼下恶人当道，好人遭殃的局面何时了？！
当然，陈毅的这种“善恶报应”之说，并没有错。1976年10月6日，中国共产党终于将猖狂地迫害干部与群众长达十年之久的、万恶的“四人帮”一举粉碎了！陈老总的话得到了应验；九泉之下的周总理和陈老总们的英灵得到了安慰。伟大的祖国，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尽管这是后话。
周恩来因患癌症所经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加之，当时政坛风云突变对他的冲击与伤害，使他心灵上深受折磨，更不是我辈能用语言能说得明白的。
时间还在1975年夏季，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带病坚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医疗组和陪同周恩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想找机会同总理合影留念，可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泰国贵宾，由李先念和乔冠华陪同。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谋划”好了，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总理同大家合影留念。
事情说妥以后，大家按新华社派来专为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安排，将人们分成两排站好了队，李先念和乔冠华站在前排中间，他们两人当中留给周恩来一个空位置。周总理在值班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早已将自己的生死问题置之度外。人们常说，言为心声。他，今天当众说出了令人如此震惊的话，恐怕是他将长久地压抑在心底的愤怒与痛苦，超过了物理学上所说的“弹性限度”，已经到了极点，他已是忍无可忍了。故而，他也要在这些常年跟随他的普通工作人员、老部下与老同志面前“宣泄”
一下，把蓄积在身体里过多的能量释放出来。不过，这不仅仅是“宣泄”，而是愤怒的声讨与抗争！
周恩来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苦苦地鏖战了十个年头。他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像刘少奇等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后车之辙。因此，他的话肯定是有所指的，对待自己身后之事难以预料。诚然，对于那些无耻之徒、政治流氓来说，只要他们需要，党的历史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窜来改去的。不过，历史毕竟要还它的本来面貌。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老革命家周恩来，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容不得别有用心的人肆意篡改。
难解之谜：已是病危中的康生竟怀疑周恩来；他临死前又找周恩来密告张春桥、江青……
1972年初，康生作体格检查发现患了癌症，上面指示马上成立医疗组，在钓鱼台8号楼康生家里为他治疗。中央指定医疗组有事向张春桥与纪登奎请示汇报。
康生患病后，精神面貌渐渐地萎靡，身体日益衰弱。康生平素性情孤僻、古怪，生性多疑，说话阴阳怪气，医护人员很难同他接近与相处。医疗组的工作常常遇到麻烦而不好处理，他们常把问题捅到周恩来处，请总理指示或出面解决。周恩来便约请张春桥和纪登奎一起接见医疗组听取情况汇报。不过，周恩来单独接见医疗组全体人员的次数要更多一些。
周恩来到8号楼看望病重的康生，吩咐医生护士尽力做好工作，安慰和鼓励他们，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难题表示理解，并尽量给予具体的指示。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他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由于康生多疑，对医疗组人员不完全信任，因此常常要通过周恩来做医生们的工作，或是更换人员。
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
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在发火时，表现出坐卧不安的样子。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
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
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办”的通知：“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
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
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他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沉寂一时的“两校”又热闹起来了；关注辽宁营口大地震；周恩来突然昏厥惊动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重新复出工作后，由于他的智慧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全国的工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形势喜人，而一时名声显赫，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因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便打蔫儿了。他只得暂时“离开”江青远一点，打道回府、避避风头，回到自己打天下的老家——“大上海”去韬光养晦，但他可决不是去作“寓公”的。自此，近半年左右，在首都的大众传播媒体上几乎不见王洪文露面。
但是，“四人帮”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要继续兴风作浪。果然，到了1975年的夏季之后，全国政坛风波再起，先是提出了一个什么“评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后来又喊出什么“评法反儒”问题；时隔不久，紧接着提出了要害问题：“批判右倾翻案风”！
就这一下子，清华、北大，那时称之为“两校”，但写文章的笔名叫“梁效”的大院里，再一次率先将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张贴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