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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我刚接到电话通知，要我们马上出诊去抢救一个重病人。”看来她确是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同护士长奔向总值班室，看见救护车已停在门口，二话没说便上了车。
“是公安部罗部长。”上了车，护士长悄声地告诉我。
可我仍然弄不明白。堂堂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有急病，用不着对我都这样神秘兮兮的，有必要如此保密吗？我到罗部长家里一看不就清楚了。
再说，一会儿抬着病人上救护车，瞒不过司机的眼睛呀；到了北京医院，病人躺在担架上叫人抬着通过走廊，进入电梯，再去病房……这能保得了密吗？！
正当我在思索与稍带点埋怨情绪之时，急救车开进了罗瑞卿家院子里，在他家那座不算高的二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我从车上走下来，第一眼就看到楼门前台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摊鲜血！我的妈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用问，从现场情况一看便知，“病人”是外伤！跳楼？公安部长跳楼？！不可思议！
罗瑞卿居住的院子大门外站着哨兵，院子里边静悄悄的，看不到有人走动，车子进门后，大门就关闭了。
我被人引进了罗瑞卿的卧室。房间的窗帘拉上，室内开着电灯，光线稍感昏暗。罗瑞卿仰卧在床，眉宇紧蹙，神色忧郁。
“你为什么不跟主席讲清楚啊？你不该做这样的傻事呀！”罗大将的夫人坐在床头，一边流泪，一边责怪和不安地嘟囔着。
“……”
片刻的沉默。
“你不要再说了，说什么都没有用！”罗瑞卿神情严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便缄默不语。
我见到这种情形，自知不便再多问什么“病情”。
从医学角度看，这样的病人容易造成脊柱损伤，若是脊柱骨折，易致脊髓损伤而使下肢瘫痪。所以，对这样的病人按理是不许可抱着或是背着移动他的身体，那样容易使脊柱弯曲导致脊髓损伤引起截瘫和大小便失禁等严重后果。且说，病人本应当睡硬板床，可他已经躺卧在软床上。但试想，谁家会有这种知识呢？
事已至此，我只得为罗部长作检查，并请护士长立刻打电话请外科、骨科及心脏内科专家一起来为病人作全面细致的检查，尽快将他安全地移送到医院去抢救。
我为罗瑞卿测量了血压、脉搏，做了心电图，用手电筒看了一下眼睛的瞳孔，都没有发现特殊情况，但未敢翻动他的身体。
北京医院的专家很快赶来现场，他们听取了我的简要病情报告，为罗大将作了必要的检查，并给他注射了一针止痛剂后，他们指挥着叫人平稳地将病人托扶上担架，抬上了急救车，由我们护送到北京医院。
尽管是中午时刻，医院领导非常重视。他们接到通知后，准备好了病房，放射科医生被叫来待命，并将北京著名的骨科专家都请到了医院。
我们按照专家们事先商量的意见，急救车直接开到医院放射科门口，将病人抬进去作X光摄片检查，摄片结束后，便送他进了手术室。
麻醉科医生立刻为罗瑞卿进行麻醉。专家们检查病人各受伤部位时，放射科主任将X光片送到手术室，大家根据病情与X光片结果确定了手术方案。
罗瑞卿在遭受林彪严重打击和残酷迫害后又无处申辩的情况下，终于出此下策，以死抗命！向林彪示威！
他在家中跳楼造成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及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使这位驰骋疆场的著名将领日后落下了终身残疾。
当时，尽管周恩来对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一再嘱咐要对外保密，千方百计保护他，也无济于事。
在那疯狂的年月，凡林彪与“四人帮”直接插手的事情，医院是没有能力保护罗瑞卿的，也绝对保不了密。
所以，造反派很快便打听到罗瑞卿的“下落”。他们惨无人道地将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各处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游斗和羞辱。这一幕幕惨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心颤。
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战功赫赫的罗大将竟如此遭际，这不仅是他个人受冤受屈受辱，亦是国家受难、人民不幸。
令人惋惜的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瑞卿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他去德国治疗伤残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实令人痛心疾首。
这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吗？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在上海小住数日后，即飞返北京。
我出差回京后，补了几天假，在家休息。每天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发现重要版面上不断刊登以黑体字作标题，关于“海瑞”的大块文章，用的都是些刺人的大字眼，我只看标题未在意内容。我不搞历史，缺乏历史知识，对历史也无多大兴趣。我想一定是文人们在打笔墨官司，故未经意。可我的同事中有一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老保健”（老资格的保健医生），他见着我便说了话：“张大夫，你注意到最近报纸上的文章了吗？”
“什么文章？”我不解其意，反问道。
“哎，不就是‘海瑞罢官’嘛。”他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
“‘海瑞罢官？’‘海瑞’是什么人？文章里讲些什么东西？”
“你不是刚从上海回来吗？难道什么都没有听说？”
“……”
他见我木然不知，便转身走开了。
我在好心的“老保健”启发提醒之下，才回家去仔细地翻阅报纸上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
史学界的文章大手笔多，文章长、专业名词多，既难懂也不容易记住，对我这个可称之为“历史盲”的人来说，读来感到枯燥乏味，实在读不下去。
我看报纸的习惯是偏爱国际新闻，什么美国啦，苏联呀，因为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嘛，当然要注意。这也可能同那时报纸上的文章可读性已经开始大为减少有关。所以，类似于我这样的人不大会去注意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其人，更不晓得他写的什么文章，这并不奇怪。
后来才知道，姚文元于1965年11月，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首都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大报都迟至12月中旬方才转载姚的文章。
说实在的，当时按本人的工薪尚舍不得订阅这类大报，我家只有一份《北京晚报》。我手头看的那份《北京日报》也是借邻居家的。在同事指点迷津之下，我去图书馆翻阅大报纸。
那时的大众传播媒体尚不发达，电视机不普及，故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好长时间并未引起公众注意。像我这样也算是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仍旧政治意识淡薄，显得比较迟钝。
我在“老保健”提示下，用心去翻看大报纸上刊登的姚文元文章。但横看竖看，就是看不出姚文元的文章有何深刻意义，更看不出这篇文章有何重要背景。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人能从姚的文章中能看出点“苗头”来？
此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一炮打响，名声大噪，引起轰动！使本来是史学界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争论问题慢慢演变为针对某些人的尖锐批判了，不是我辈所理解的那种文人间的笔墨官司。自然，姚文元亦随之大红大紫起来，爬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央新闻部门的高位、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再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别以为在红墙里工作的人什么都会知道。
回顾自己，个人经历极为简单与普通，不过年幼时丧失父母，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15岁参加新四军，历经五年硝烟弥漫的战争生活；全国解放后便转业到地方补习文化，后来上大学，再去中医学院进修，一共读了九年书；完成学业后，我一心只想当一名称职的内科医生。
在大学念书期间，一心崇拜的是那些专业理论水平高、临床经验丰富、学问博大精深的著名教授，而且更敬重书卷气重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指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受人敬重、名望较高的医生。
我在政治上一直比较幼稚，上级命我去西花厅工作时虽然已是三十三岁的人了，依旧同“三门”干部差不了多少，属于阅历浅、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人。无论对人或对事还是那么幼稚可笑！
让我去周总理身边工作，心中实在没有底。我禁不住常自问：我能行吗？但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有组织观念，领导上的信任不能辜负。
是年12月，我去西花厅正式报到工作时，已经朦朦胧胧的意识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决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在这样高层政治圈内工作与生活可能会遇上一些重要的事情，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牢记“三不”，即除了本职工作外，对其他事情尽可能不看、不听与不问。保健工作要绝对仔细谨慎，按我们老部长说的“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的精神办事。
周恩来爱上了海棠花盛开的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陈毅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自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手一拐便是西花厅。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因年代久远，青砖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红陈旧，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已不见那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路人视线，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道西侧，长廊中段设一凉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没有放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涸着。如今西花厅院内的房屋、亭子、长廊、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旧，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树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齐，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恩来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四周栽种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央栽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花坛亦是交通标志，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来这里散步赏花。
西花厅的海棠花向为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誉。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来无数彩蝶纷飞、蜜蜂嗡嗡地叫着忙个不停，在此优美而宁静的环境里，蕴含着盎然生机。
后院的面积不大，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区。一片绿地上满院海棠树，有几棵梨树、桃树和白皮松。周恩来办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红色的廊柱绿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户镶着大块玻璃，上面是纱窗再加玻璃窗。每当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与温度适宜的时候，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开白色的窗幔使阳光直射进来，室内光线充足，顿时亮堂起来。
周恩来办公室西隔壁有一个稍大些的房间称作“活动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桌子，北侧与西墙根处立着书橱，里边藏书主要是属于文、史、哲类的图书。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将“活动室”习惯地称之为“乒乓球房”，或干脆就叫“球房”。打乒乓是周恩来在办公间隙唯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常有警卫、秘书、医生陪他打球。周总理右臂肘关节伤残屈曲，活动不方便。我陪他打乒乓球时，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挥拍抽杀，就像董必武说的，是打“卫生球”。
西厢房为工作人员办公处，东厢房为临时“客房”，来客作短暂住宿用。我在西花厅十年只见过周恩来的亲侄女在这里短期住过几次外，未见过别人来住过。
办公室往东是客厅，现在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多功能厅”。这儿是周恩来、邓颖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两位房主人在此会客，与亲属团聚所在地。邓颖超在此看电视。
由客厅往里（朝东）便是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邓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恩来的卧室，周恩来卧室的东墙外是一条内走廊。这里有书架，存放一些旧书刊与文史资料类图书。当初设计这条内走廊的人，谅必考虑冬季保温，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来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