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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的人，谅必考虑冬季保温，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来卧室内家具陈设极其简单。因为他一进卧室就上床，身后用枕头垫着斜靠在床头继续办公。他睡的是一张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爱的棕绷床垫。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各房间和卫生间都由内走廊连接出入。走廊出口处是夜间警卫值班室，周恩来进卧室休息后，通向周恩来卧室走廊的门就锁上了，钥匙由警卫员保管。
周恩来若是夜间找人，只要按枕头边的电铃按钮，警卫人员会立刻跑到他的身边。厨师、医生及护士值班的房间建在走廊外的一排配房里，每个房间都装有电铃供随时呼叫之用。
周恩来居住在西花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邓颖超初次约见并送我一本她写的书《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说是邓颖超大姐约见我。我虽然经常出入中南海工作，但去西花厅这还是第一次。
不过，我热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时，对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健康情况及西花厅工作的要求都说得十分详细，为的是让我尽快熟悉和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他这样做，既出于自己的责任心，也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应该说，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来对工作极其认真细致，他办事情既严格又严厉，他批评任何人时都不讲情面，这在“海里”工作的人们都是知道的。
再说，周恩来视时间如生命，对他来说，的确是“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没有时间，绝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诸如健康检查或去医院看病这类事情上。
此外，人们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工作，都会说他没有白天黑夜。他常加班加点地工作，连续“熬夜”好几天。可以说，这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恐怕很难有能够超过他的人。
邓颖超大姐曾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虑请刘伯承给恩来当参谋长，刘帅知道后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外请人吧。周恩来听说后并未介意，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医生要跟上周恩来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你必须掌握好“火候”，即尽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空隙”），或者说是不太“忙”，情绪比较轻松，起码少影响他的工作情况下，设法得到周恩来对保健工作的“配合”与“默契”。这可算是保健医生工作的“技巧”，相当重要。在这方面，邓颖超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好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我只能说是在照料周恩来的医疗保健工作上尽了一点心出了一点力。
中南海里要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挑选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有关部门考虑政治标准第一是应该的。这不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或者西方国家也都这样做。因此干部部门对被遴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自己所以被选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红出生红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领导人身边服务过以及有人推荐等因素以外，我学习过三年中医大概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中医。邓颖超十分敬重她的母亲，她也很相信中医，常请著名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她本人看中医、吃中药常年不辍。
邓颖超约见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由北京医院赶到西花厅时，周恩来还没有起床。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将我引进客厅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厅西墙边竖放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我站在那儿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扶正了眼镜，仔细看看自己衣着等有何不妥。
这时，我心里正在想邓颖超大姐约我来之前，肯定已看过我的档案材料，她还会从各方面了解我的情况。她现在叫我来，谅必是要亲自见见我这个人，通过与我交谈对我有更多的了解。这毕竟是要为周恩来物色一个成天跟随在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她也想“选”得准一点。只等了片刻工夫，邓颖超从她的办公室向客厅缓缓走来。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并轻轻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邓颖超正在病中，她的身体显得瘦削而虚弱，面部气色稍有点苍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
“你是张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见见你，因为身体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这两天天气太热，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吧？”
“是的。”我答道。
她见我有点拘谨的样子就说，“你在这里不必拘束。”她指着茶杯又说，“先喝点茶，咱们慢慢聊。”
大姐说话声音轻微，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话音带着一口好听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说话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邓大姐的和蔼可亲消除了我来西花厅之前的紧张心理。
她在简短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成员及个人经历后关切地说：“你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吃了不少苦，15岁参加革命队伍又是个红小鬼。你现在大学毕业，当上了大夫，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药，是个药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
稍停后，邓颖超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正患着胆道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身体瘦弱。说话间，我见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一点气急。
“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我建议道。
“有点累，但还好。你随我到房间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待她说完便扶她进卧室躺下。
邓颖超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实用。房间中央头南脚北地放着一张双人床，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侧放一部手摇电话，左侧放闹钟及手电筒等物；靠南墙玻璃窗处安放桌面铺绿呢的大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置于东墙边，沙发中间设一只茶几，两个玻璃书橱靠墙而立；朝脚跟的墙上面挂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邓颖超一躺下便面对母亲慈爱亲切的笑容，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此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侧床旁。
“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可以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的身体不大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她又接着说了起来。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来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说道。
少息，她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等情况。
“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说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里摆弄着。
“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只要老老实实，他是不会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情，可以来问我，我会帮助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帮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讲完这几句话，即侧过身去拿起手表看了看说，“哎呀！快11点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我会尽快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邓颖超伸手按电铃叫服务员进房间来帮助她起床。
“谢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向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请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体。您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看来谈话到此结束，我站起身来说。
“等一下，还有件小事情。”她边说边向办公桌走去，从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为书名的红色封面简装书。说：“这本书，你拿去看看，我对待疾病的态度都写在这里面了。”
我打开扉页，只见用钢笔写的娟秀字迹跃然纸上：“佐良同志惠存！邓颖超1965年8月20日”。我小心地将书放进书包，激动地说：“谢谢您，大姐。”
“回去向你家里人问好。”邓大姐伸过手来同我告辞时说。
“谢谢，谢谢。”我用双手轻轻地握着大姐瘦骨嶙峋的手连声道谢告辞回家。
此后，我有幸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二十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教诲及言传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正直的共产党人，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问题上获益匪浅，终身受益。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这在我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之前尚没有后来那样深刻的认识。
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
解放初期就在西花厅工作的老同志把周恩来的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正如邓颖超所说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着干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有人向我介绍，周恩来很注意自身的修饰和仪表。他穿的中山装及衬衫都熨烫得平平整整线条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他花白的头发向来梳理得很整齐，隔一天刮一次胡子，若有外事活动则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服装穿戴必须整洁，不可邋遢。这些看来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实质上同周恩来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后的自身修养洁身自好有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说是他个人的“小事情”，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与人民的素质。
有一次，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他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员中间传开了，后来，大家都注意服装整洁、皮鞋干净、及时理发和刮胡子。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