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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禾：诗人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用现代的眼光透视现代生活，反映现代的乡村，用现代的、富有动感的语言传达诗歌意象，充满对现实民众的注视以及对精神终极的关怀。江一郎、江非等一些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就是如此。他们的成功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发现能力与出色的表达能力，对语言的创造能力，个人的创作风格与个性，以及表达了对人世的诘问和对生命的关怀。我认为，现代乡土诗不应该有地域的限制与题材的限制，诗人应该有一种新的乡土理念，地域的广阔性才有创作题材的广泛性，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乡土诗歌创作的多样性。
子 川：我想说的，第一个是坐标问题。坐标位置不一样，家乡的概念就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湖北谈到家乡，那么就是江苏；如果我在国外，那么家乡就是中国。对于要讨论的题目我倾向于用“中国当代乡土诗歌研讨”的坐标来讨论。我觉得中国的诗歌文体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我认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个就是吸取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营养；另一个就是吸取了西方翻译诗歌的精神。而作为一个文体，在这两种路途之间还有一个鸿沟，也就是我们通常会见到一些年
轻诗人跟岁数大一点的诗人可能在诗歌的美学观念上有所差异。换一个角度来说，新诗的门槛其实比旧诗的门槛更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的难度更大。
李少君：每个地方都有很优秀的诗人，在他所处的地域或地方，他受到很大的尊重。但把他放在一个全国的范围，大家就不大知道。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诗的标准问题。以前，《诗刊》曾经发起过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当时我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现在我觉得蛮重要。新诗到目前，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旧体诗的标准大家都比较认同，李白大家公认，杜甫、苏东坡，他在他当时的时代，地位就非常确定了，像我们当代的诗人基本上没办法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的地位确定下来，过段时间又会把谁翻出来。我们经常说，“五四”以来文学有一个断裂。胡适提出写新诗的时候，真正的标准出现了，就把原来的标准全都不要了。
乡土诗，回到本真的困惑
刘福春：我觉得应该注意四点：一个是乡土诗可能把我们个人写作的多样性简单化；二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现在，我们好多好多诗歌离我们乡土真的是越来越远了。我在韩国时，非常喜欢他们的一句话，叫“身土不二”，就是身体和土地是不能分开的。第三，和旧体诗相比，新诗的门槛比较低，旧体诗要先懂平仄才能进入，而新诗没有这样一个准人证。另外，我这几年在谈到诗歌时喜欢用一个词，就是“不亲切”。现在读好多诗，让我感觉跟我没关系。这是我们写作中面临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缺少分量。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纪诗歌的写作配不上这个世纪中国深受的灾难。我还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缺少一种感激的精神，感激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感激农民。我们是不是能学会有一点谦卑；第四个问题是处境。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农村意味着贫困，好不容易摆脱了，以后在精神上又觉得缺了一些什么东西。不再是我们简单的回忆、迷恋，而是一种我们无法达到的东西，我们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摆脱，摆脱了又觉得珍贵。
卢卫平：我读到以前的很多乡土诗大都是无病呻吟之作，大都是对乡下人廉价的，甚至一文不值的所谓同情。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下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倾家荡产走到城市里来。他们闻不到泥土的芳香，包括丰收了都闻不到，感受不到那种丰收的芳香和喜悦。很多诗人把乡土、乡村作为自己所谓的精神家园，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假话，一句很虚伪的话。一个诗人，无论是写什么题材，无论你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他的精神家园只能是在远方。这个远方在哪里，我不知道，需要我，需要一个诗人一辈子去寻找。
张执浩：我们用一个词叫采气，大地之气。乡土诗携带着泥土的颜色，泥土的气味，它才是沉甸甸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参与，把自己彻底地与这个时代直接渗透进去，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真实。很多诗歌之所以难以打动人，和读者隔膜很大，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把自己渗透进去。一种隔靴搔痒式的写作，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写作。我们这代作家是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确实接受了很多外国的作品，甚至对传统心态的反抗。我在想，一个作家应该勇敢的把自己拿人到传统中，并迎接传统的血脉。
老 刀：我想到是乡土诗的乡土性、民族性最后都要归置于现代性。反过来，现代性可以代表乡土性和民族性。诗歌的现代性就是与时俱进。当一个人真诚地在纸上擦出了他的血痕、泪痕，他这首诗肯定具有当代性，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代。
雷平阳：在我们云南的汉族村寨都有一个望乡台，这里面有一些望乡的情结。自己的城市跟自己的记忆也没多大关系，有的时候你找不到欢乐，找不到小时候的一个塔，找不到那种人间烟火味的东西。我的写作不是什么乡土，慢慢转向的不是自己的亲人，自己曾经生活的乡村，而是底层人，底层人的命运，而不是自己单纯的那条回乡的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条快乐的回乡路，我们的回乡路好像都背负着沉重的乡愁，不知所往。我更关注那些底层的，让我感到疼痛的，需要我为他们代言的那些人的命运。
诗，要回到诗本身
林 莽：诗应该回到诗本身。首先诗的命名不应该是诗人来做的，是评论家来做的。但是我们很多诗人热衷于命名，因为这种命名能带来一种声誉，所以很多人对此非常感兴趣。一个诗人能否写出好诗，关键在有没有把生命的感觉体现出来。我从江一郎、江非、田禾、雷平阳他们的诗歌中感受到了，他们写的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诗歌，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写作。雷平阳那种边地乡土的气息，江一郎那种平和的、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感受，田禾那种粗犷的、用生命呼唤故乡的情感，老刀对乡土、对父爱的那种回顾和热爱，江非那种自然的歌唱、怜悯、同情和关怀，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发自生命的。他们也是有文化性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从九十年代的沉寂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的诗歌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许多年轻人站出来了，他们的诗歌超越了过去的虚假的和表面化的吟唱，找到了自己的东西。他们语言是考究的、认真的，他们在用生命歌唱。作为诗人，虽然不能像评论家那样细致地分析和把握创作理论，但对文化的追求是应该非常清晰的。要知道自己的诗歌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知道中国的诗歌在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张同吾：乡土性、民族性这些概念都是带有模糊性的，诗歌作为流动的美学，也是在发展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继承与传统也是多年来的一种话题，人的认识层面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层面上。我想我们讨论的基点还应该是一种狭义的乡土诗？乡土诗源远流长，有自己的文本和发展体系，有它的美学源流。那么在今天，怎样看待乡土诗发展，它积累了多少诗学和美学经验？怎样走向宽广未来？诗人的天职，诗人的责任是用诗人的眼睛来看生活，看世界的，在这样一种现代城市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时代，发展的方向，对过去乡村田园生活的回忆，恐怕会更加强烈，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二律悖反之中，实际上诗人认知人与自然、认知人与社会、认知人与历史、认知人与自我，又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王燕生：第一句，假如别人给我们头上戴上一顶帽子的时候，需要保持某种警惕，因为帽子上面可能有光环，帽子下面也可能有阴影。比如五六十年代，我们是给一批写诗的人戴过帽子的，什么农民诗人、工人诗人。我的观点，所谓的这诗人那诗人是发育不健全的诗人。世界这么大，一命名怎么就变成某一类型的诗人了呢？第二句，诗歌这块蛋糕，被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割开来，其中有一块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乡土诗。我想，同样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如关于、诗歌当中的乡土意识、乡土情结，这样会更好一些。当现代文明一步步向农村紧逼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应该更有一些乡土方面的东西与之抗争。
王明韵：今年，我为田禾编辑作品的时候，从来没有想是乡土诗还是现代诗，就觉得是好诗。乡土诗，我觉得现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因为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把乡土诗分开是不可能的。好在不是狭隘的，而且是广义的。从本质上讲，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是乡土诗人。田禾他们的写作非常清晰，我对这样的诗非常感兴趣，相信读者也喜欢这样有渗透力、穿透力的诗。
江一郎：作为一个诗歌的写作者，我觉得很多方面我是欠缺的。如什么诗歌是乡土诗，所写的东西能否归在乡土诗范围，这些我平时很少想。因为平常我是一首诗主义，只思考如何把这首诗尽量写得好一点。这些年，我也写了不少很乡土的诗歌，当别人把我当作乡土诗人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当反过来看了所写的诗歌后，写了农村、土地，我一直认为写这些东西能打动人。我觉得我们的诗歌是建立一种理想化的世界。
韩作荣：我读诗的标准是先看诗写的好不好，能不能打动我，或者让我有心灵的愉悦，或者有心灵的震撼，或者给我一点启迪，或者在生活中发现了一点带有经验性、启示性的东西，我觉得具有难度的写作，能写出好的东西来，我都是比较看中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一些真正好的写乡土的诗给它正了名。我觉得乡土诗发展中重要的一个人，应当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河北的姚振函……我觉得不是先有了乡土诗的界定，写出了带有创造性的乡土诗，写出了真正和人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连的，内在需要的诗，才是真正好的乡土诗。就我个人来看应该有两种乡土诗，一种是纯粹民间的歌谣，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宝贵遗产，它和读者，和真正喜欢乡土诗的有血缘的联系。还有一种，大体上是知识分子写作，从诗本质上来进入乡土。我们现在一些写得好的诗人，都是从诗的本质，追求诗性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写乡土诗，大体上是文人作品。但我觉得只追求诗性意义，在谈回归诗本体的时候，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人们在过度追求诗意的时候，放弃了道德、伦理，以及对生命意义上的真正关怀，太纯诗化了，太没有人间烟火气了，太神话了。回到人的本体上，应该更好。
与会者还有很多精彩发言，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摘发，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