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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在中国的诞生—刘东
2002年11月21日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圣凯诺·世纪大讲堂。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认为悲剧仅仅是一种让我们痛哭流涕的艺术，我们很少想到，它是一个充满文化内涵的词汇，也是很少想到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比较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是“悲剧在中国的诞生”，那给我们做讲演的这位嘉宾是何许人也呢？我们先看看他的介绍。
现在坐在我左侧的这位非常慈善的先生就是刘东教授，我们鼓掌欢迎他。咱们讲悲剧之前呢，先得让大家更深地了解一下为我们马上要讲悲剧的这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位人。我想以闲聊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您。您是做比较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的，那么您出国的机会会很多吧？
刘东：对，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特别是由于我主持一些跨国际的学术项目，往往要出国访问。
主持人：好，咱们不说现在我们出国如履平地的时候，就是最初的几次出国，我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走出国门的前几次，一定会感到一种震撼，这种震撼可能是体育的震撼，可能是文化的震撼，可能是历史的震撼、经济的震撼，您是文化人，咱们就谈一谈文化的震撼，您都感觉到了什么？
刘东：我说一个我比较特殊的、刻骨铭心的震撼，就是去年我到美国之前，在北京正好赶上一场大沙尘暴，说实在的，我也看过不少这样的书，说中国是“bad earth”——恶土，我差不多实际上已经绝望，对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为着13亿人这个包袱。此外我也看了一本Dust Bowl，讲美国当时也有过沙尘暴。没想到偶然有一次，我踏上了沙尘暴的故乡，美国的沙尘暴的故乡，我看见一片鸟语花香，它现在竟是旅游胜地了。我当时没有想到这是地方沙尘暴的故乡，后来上网去查了以后，我才确定地发现不仅这儿是沙尘暴的故乡，而且这地方的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沙尘暴是什么东西了，是因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农业部的修整计划。所以，当时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我要把这个震撼告诉大家——只要我们努力，中国就还有希望。
主持人：还有别的什么震撼吗？据说您出去以后，突然发现中国已经从过去的文化大国堕落为一个文化小国了？
刘东：这个也算是一个震撼吧。比如说我过去的工作单位是在社科院，后来是在北大，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也还觉得自己学问还算凑合。到美国之后，其实我心里边没有准备拿自己的学识去跟哈佛、耶鲁比，所以我来到常春藤大学，基本上看过来以后，倒没有感觉到很大的震撼，好象它们天经地义就应该很厉害。我真是到了西部以后，看了那一大堆欣欣向荣的学校，随便一个你本来还叫不上名字的学校，就有这样的图书馆，有这样好的教授，——特别是那一群学生，他在我们门下的时候，你怎么叫他说话都不说话，一旦跟了外国教授以后，问我们问题，都是连珠炮般的，而且是组合拳，是他准备好的，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再去接着问，你刚回答完，他就马上又一个问题，马上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给我震撼很大，如果有很多叫不出名的学校里边都存在这么多好学生，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赶超目标就非常遥远，我们中国的任务就非常的重。所以，我后来写了一句不怕伤心的话，我说“我们现在不是跟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叫板的时候，我们现在主要的努力目标是怎么样赶上尼赫鲁大学，或者开罗大学，我们的国际排名还不如它们”。
（掌声）
主持人：大家是为您的真话在鼓掌，但是我也要再次提醒您，咱们现在录像的地点在清华，一会儿他们对您的提问也会是组合拳。
刘东：好，那我就觉得中国就真的开始向文化大国迈进了。
主持人：好，不管怎么说，咱们马上归到我们的正题，刘教授带给我们的讲演是“悲剧在中国的诞生”，有请。
刘东：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本来是从事美学研究的，如今又在北大比较所教书，这样呢，美学加比较两方面的话题重合起来，这样就使我想到了“比较美学”这个话题。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对于一个中国的学者来说，这个话题的主要任务就是去分析西方人的感性心理习性及其这种感性生活的理论总结，在百余年来是如何影响到中国本土生活世界的。这种影响涉及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只是书本上的几个简单的美学范畴就能概括的，而且这种影响已经被我们走在其中、不闻其臭了。
我们随便朝自己的身边看，这样的例子是俯拾皆是，比如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还是西洋出美女，还是洋妞最漂亮，但是很少有人反省，当他们这样去感受世界、感受生活的时候，他自己身体内部的下意识早已经受到了西方这种感性心理的潜移默化。正是有了这样的改造，说得形象点，正是因为进行了这样的开颅手术，许多人不仅学着用洋妞的标准去评判洋妞好看还是不好看，这个其实本来比较困难，然后也学者用洋妞的标准去看待自己的女同胞，这一点本来其实比较困难，而事实上也比较糟糕。于是就导致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感性标准，大家都知道燕瘦环肥，不管是燕瘦还是环肥，一大堆本来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趣味的这样的美人坯子，如今都在洋标准下惨遭淘汰，——大家都还记得，我们想去找一个象个林妹妹模样的演员都大费周折，——只有碰巧长得象洋妞的姑娘才叫人觉得漂亮，才引起男人的欢心。所以，我们现在简直好像满眼都充斥着那种又高又大的模特了，这个例子，我想非常能说明问题。
我今天想说的是用悲剧这样一个话题来演示比较美学的主旨，时间有限，我权且分五个部分来简述一下。
第一点，悲剧是某种特定的文化。
悲剧或者Tragedy，这个词大体上有两种用法，其一是日常应用的，是指某种悲惨的境遇或者下场，这种用法当然可以借于刻划高尚的主人公，但更可以被用来刻划低劣的主人公。其二是一种严格定义的理论术语，专门指某种舶来的戏剧体裁，这种体裁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不可调和的戏剧性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无可回避的悲惨结局。而且对于这种戏剧体裁的经典要求则是，尽管这里表现的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毁灭的过程，可是那个被毁灭的人物却必须是高尚的，换句话说，根据舶来的某种洋教条，尽管人们到头都得死，但是悲剧的舞台上只能表现闻天祥、岳飞的死，而不能表现秦桧、汪精卫的死。传统上，大家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这个有所解释，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引起怜悯和恐惧，而使人类的情感得到净化，净化在西文里是catharsis，这个词的内涵我等一会儿还要说。
可是呢，我们根据悲剧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又参照希腊传统之外的其他西方传统，——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西方主要是“两希传统”，一个是希腊传统，另一个是希伯来传统——，我们也不难得悉，其实悲剧并不是造物主的创造，而是某些被造——就是被造物主创造的被造——在特定时空的特定创造，而且即使就这样被创造出来，它们也并非总是在西方繁荣的，有的时候几乎完全处于消极状态，有的时候处于全面瓦解状态，甚至即使它有过那几个兴盛期，它存在的方式也并不相同，彼此之间往往恰好相反。这种种的偶然性很可能意味着，只要悲剧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它就很可能永远不被这样创造出来。维特根斯坦说一句话，叫做“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
第二点，悲剧在西方的偶然诞生。
卡尔·波普这位已故的当代英国思想家，曾经在《书籍和思想》这篇文章中间，提供了一种解释，他把希腊悲剧的起源归结为平民的图书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难得的精神创造和精神共享的机会。换句话说，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他把这个东西归结为在古代条件下极为罕见的，只有海上文明才能够享有的自由主义的历史条件。我们即使不把卡尔·波普的这种说法当成玩笑，也不必把它当成唯一的解释，同样合理的解释还多着呢，比如对此可以有审美或者宗教的解释——尼采，大家知道我讲的“悲剧在中国的诞生”就是利用了他的典故《悲剧的诞生》；可以有哲学和神学的解释——黑格尔；可以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解释——马克思；可以有心理学的解释——弗洛伊德；可以有文化哲学的解释——雅斯贝尔斯，甚至还有传播学或者多元主义的解释——马丁·波纳尔（Martin Bernal）。也许这些思想家说的全都不对，真正合理的解释，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解释希腊悲剧那该有多难。不过我呢，宁愿相信他们讲的全都有点根据，那么，“全都有点根据”从逻辑上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各自独立提出来的希腊文明繁荣的条件，其实在当时是缺一不可的，由此我们就更可以想到，悲剧的兴起是由多种机缘凑巧共变促成的，这就使得悲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显得更加偶然、更加随机。
（一帕结束）
第三点，近代中国对悲剧的引进。
如果一种文明对话的气氛是正常的，平等的，那么当时深受佛教业报观念影响的中国人，绝对就有理由感到，悲剧是一种特别奇怪的施虐狂的程式，它居然要求英雄必须当着观众的面悲惨地死去，——无一例外地死去；悲剧的观众也是一群非常奇怪的受虐狂的观众，他们居然掏钱买票去让好人总是没有好报，——总是没有好报。我们对比一下好莱坞典型的电影结局，甚至对比一下《新约》里边的耶稣复活，我们就可以有这种信念，其实即使中国人有了这种想法，那也算不上什么奇耻大辱，因为这种作为一种特定的异国文化的戏剧体裁——悲剧，无疑对社会正义观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不光中国的观众天性上就不接近它，西方的观众也未必就一定接近它。
可是，我们把时间拉回一个世纪，在受到天演论剧烈冲击的近代中国，人们的文化心理却来不及讲究那么多，当时潜在而急迫的文化心理是——既然我们枪炮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思想不如人，艺术肯定也是不如人的。由此，一个非常突出的差异——我们缺乏悲剧和悲剧意识，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受到巨大抨击的一个口实，这里批判林林种种，但共同的潜台词却大体不出，中国人一味贪图尘世的苟生、苟欢，缺乏为真理舍生取义的勇气，不敢看破人生的底蕴，因而他们的文化就缺乏向前的冲力，他们的历史就缺乏真正的时间性，他们的文明就必然要衰败，——这就是当时因为没有悲剧而导致的一大堆联想。这样一来，悲剧就不再被看成是世界某个角落的偶然文化产品，而毋宁是某种带着必然性的天条，换句话说，没有它就是落后的。同样，引进这种照中国心理来看不无怪异的戏剧体裁，一时间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迄今为止，我们能找到的证据说明，中国人最早使用“悲剧”一词，是1899年在旅日华人办的《清议报》上。而到了1908年印行的《英华大词典》上，则已经收入了“悲剧”这个词。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很可能像把aesthetics翻译成びがく（美学）、把philosophy翻译成てづがく（哲学）一样，Tragedy这个词也是先被翻译成了ひげき（悲剧），然后再取道日本，变成了汉语中的外来语。这类的情况简直不胜枚举。第二，悲剧这个词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会对悲剧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早在1906年的《广益报》上，蒋观云就撰文指出：中国戏剧的最大缺陷在于缺乏悲剧，而惟有这种戏剧体裁才会有益于人生。然而相形之下，“中国之演剧也，有喜剧，无悲剧。每有男女相慕悦一出，其博人之喝彩多在此，是尤可谓卑鄙恶俗者也”。
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也从比较的角度批评道：
“……（中国人）更有一事与西人相反者，即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竞尚喜剧，如旧剧中述男女之情，大抵其先必受种种挫折，或男子远离，女子被难，一旦衣锦荣归，复相团聚，此等情节，千篇一律。……曾不知天下事，有成必有败，岂能尽如人愿而无丝毫之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