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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医生仿佛无意中发现，这种像打扫烟囱一样把心灵打扫干净的方法所能产生的效果并不仅仅是暂时减轻病人时常反复的精神迷乱。事实上，如果能让她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那些症状最早出现的场合和与此相关的经历，就完全有可能全部消除这些令人痛苦的病症。事情发生在一个夏天，有好几天天气热极了，病人口渴得受不了，因为她不知为什么忽然发现自己喝不进水去。有好几次她端起一杯水，心里很想喝，可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有恐水症的人似的马上又把杯子推开。每逢这种时间，她显然总有几秒钟的时间是处于“失神”状态的。为了减轻那折磨人的干渴，她只能以水果为生，如西瓜等等。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六个星期，然后有一天，她在催眠状态中忽然嘟嘟哝哝地说起了她的英国“女友”，说她不喜欢这个人，接着便露出满脸厌恶的表情，一五一十地讲起了有一次她走进这位女人的屋子发现她养的小狗——那可怕的畜牲！——在玻璃杯里喝水的情景。出于礼貌，这位病人当时什么都没有说。这时，她把当时抑制住的愤怒强烈地发泄了出来，然后就要水喝，并毫不费力地喝了很多水，等她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时，那只杯子还贴在她的嘴唇上。从那时起，她的病就完全消除了，再也没有复发。
诸位请允许我在这件事上多说几句。在那之前，还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治疗过癔病的症状，也从来没有人对这种症状的起因有如此深邃的洞察。只要能证实病人的其它症状——也许是大多数症状——也是这样产生，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治疗，那么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布洛伊尔全力以赴想要证明这一点，因此他对这位病人的其它更为严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进一步作了系统的调察。事实果然如此。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是这样产生的，也就是作为某种情感经历的残余物——或可以称作“沉淀物”——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后来把这种情感经历称之为“精神创伤”，并通过所有症状和导致症状的创伤场景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种症状和导致症状的特别性质。用一个专门的术语来说，这种症状是由那些创伤场景所“决定”的，其实症状就是对这些场景的记忆的残留，因此，再也无理由必要把它们说成是神经病的变化无常、神秘莫测的产物了。然而，有一个意料不到的问题不可忽视：使症状残留下来的并不总是单独的一个创伤经历；正好相反，这种结果往往是由于几个创伤经历的汇集而形成的，而且经常是由于大量相似的创伤的重复而导致的。所以，我们就必须按照时间顺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按照相反的时间顺序，也即从现在到过去的顺序，重现出整个致病记忆的全过程；要想跳过较后出现的创伤，以便更快地追溯出最早的、也常常是最有致病力的创伤记忆，这是不可能的。前边我已经给你们讲了一个由于讨厌狗从玻璃杯里喝水而产生的对水的恐惧引起癔病症状的例子，现在想必你们会要求我再提一些这方面的例子。不过，假如我想遵循我自己的计划的话，我就应该约束自己尽量少举例子。比如说，关于这位病人的视功能失调的问题，布洛伊尔这样描绘过他和病人一同回忆过去经历的情况，有一次——她双眼含着泪水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忽然问她几点钟了，可是她看不清楚，于是就把手表放到眼前，费了很大的劲儿还是看不清。那表面儿一下变得又大又模糊。同时，她又尽力忍住眼泪，以便不让病中的父亲看见。
而且，她的一切病态的感觉都是来自她在看护疾病缠身的父亲那段时间。有一次她在半夜惊醒过来，病人正在发高烧，她急得不得了。当时她正急切盼望着一位约定要来给她父亲做手术的维也纳大夫快点到达。她母亲刚出门没一会儿，安娜坐在床边，右手臂搁在椅子背上。她虽然醒着，却恍恍惚惚做起梦来，忽然看见有一条黑色的蛇从墙边向她父亲爬过去。要去咬他（大概她家后面的田里有蛇，而且曾经使这位姑娘受过惊吓，因此它们为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
她想把蛇赶跑，但是忽然感到自己好像浑身麻痹了似的。她那搁在椅子背上的右手臂毫无知觉，像瘫了似的无法动弹。当她看自己的手时，那些手指都变成了一条条长着死人脑袋（指甲）的小蛇（看来很可能是她想用那只麻痹的右手赶走蛇。结果手的麻痹就和蛇的幻觉联系起来了）。
等蛇不见之后，她惊魂未定地想要祈祷，却又在语言上遇到了麻烦——她找不到自己能讲的语言了，直到最后她忽然想到几句英语的童谣，于是她发现自己只能用这门语言思考和祷告了。
当这位病人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这番情景时，自从他开始生病以来一直折磨着她的右手臂的僵化性麻痹一下子消失了，整个治疗过程就此结束。几年以后，当我开始对我自己的病人用布洛伊尔的诊治方法时，我的实际经验同他的完全相同。一位四十岁的太太患有抽搐症，主要症状是每当她兴奋的时候（有时根本没有明显的原因），嘴里总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噼噼啦啦”的响声。这个病症起源于患者的两次经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每次都是在她决心不发出任何声音的时候产生的，可事实上两次都有一种相反的意志力迫使她打破沉默，结果就发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声音。这两次经历的第一次是她的一个孩子生病了，当她费了好大劲儿总算哄那孩子睡着后，她便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保持绝对安静，别把孩子惊醒。另一次是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在一个雷雨天坐马车出门，路上马惊了，她害怕地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生怕加重马的惊慌。《癔病研究》一书中记载了几个这样的例子，我在这里给你们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允许我笼统地概括一下的话——其实在这样一番简略的描述中是不可避免的——我想把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内容归纳为：我们的癔病患者遭受的是记忆的折磨。他们的症状就是特定的（创伤性的）经历的残余和记忆象征。如果我们把这种象征现象同其它领域的其它记忆象征作一番对比，我们也许能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在一些大城市里使公众深怀敬意的那些纪念碑和纪念馆也是记忆的象征。如果你们到伦敦的大街上去走一走的话，你们会在一个大火车站的前面看到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大圆柱——查灵克罗斯（ＣｈａｒｉｎｇＣｒｏｓ）。
十三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国王曾下令把他的王后埃莉诺的遗体运到威斯敏斯特去，并在王后的灵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上一个哥特式十字架。查灵克罗斯是这些纪念送葬仪式的纪念碑中最后一座。在同一个城市的另一处，也就是离伦敦桥不远的地方，你们会见到一根高耸入云、更为现代的大圆柱，它简单地被称为“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一六六六年该地段发生并烧毁了大半个城市的“伦敦大火”而设计的。因此可见，这些纪念碑在充当记忆象征这层意义上同癔病的症状是相似的，到此为止，这番比较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位伦敦人一走到埃莉诺王后的葬礼纪念碑前就停下来深深地哀悼一番，而不是按照现代工作条件的要求而匆匆奔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也不是陶醉于他自己心上的年轻美貌的“王后”给他带来的快乐之中，我们会有何感想呢？或者说，如果今天也有一位伦敦人站在那座纪念当年把他热爱的都市化为灰烬的那场大火的纪念碑前流下了眼泪——尽管这都市早已重新建设得远远比那时更辉煌夺目，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呢？
但是，事实上每一个癔病患者或神经症患者的行为表现正好就同这两个不现实的伦敦人的做法一样。他们不仅会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的痛苦经历，而且在感情上依旧对它们恋恋不舍；他们无法摆脱过去的往事，而正是为了这些往事，他们竟忽略了眼前的现实的生活。这种在精神生活中对于致病性的创伤的“固恋”便是神经症最有意义、最具有实际重要性的特征之一。此刻，在座的各位可能会根据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史而提出异议，我十分高兴听取这些意见，因为它们是完全正当的。不错，她的所有创伤都产生于她在护理生病父亲期间，而且她的一切症状也只能被看作她父亲的病和死引起的记忆符号。由此可见，那些症状同哀悼守灵这样的表现是一致的，况且，在一个人死去这么短的时间内摆脱不掉对这位死者的记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病态的，相反，这倒是一种正常的情感活动。我同意你们的观点，就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来说，她那种“固恋”于创伤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可是在其它一些病例中——例如我自己诊治的那个抽搐病例，其致病的决定因素分别可以溯及到十五年和十年以上——一种不正常的依恋于过去经历的特征是十分显然的。而且，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判断，如果当初布洛伊尔的病人没有在遭受那些创伤的折磨并出现那些症状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接受宣泄治疗的话，她也很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不正常的特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仅仅只是讨论了一个病人的癔病症状与她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之间的关联。然而，在布洛伊尔的观察中还有两个更进一步的因素使我们可以对患病过程和治愈过程的实际情况形成一定的概念。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布洛伊尔的病人几乎在每一个病态的场合都被迫抑制一种强烈的情感，而不是让这种情感用合适的情感符号——语言或行动——显露出来。在关于她的女伴儿的狗从玻璃杯里喝水的那段情景中，她为了不伤害那位女伴的感情而抑制了她内心非常强烈的厌恶，一点也不流露出来。当她坐在父亲的病榻边看护他时，她始终注意不让病中的父亲看出她的焦虑和痛苦的表情。后来她在医生面前重演这些情景时，在那之前她一直压抑着的情感格外猛烈地迸发出来，已经贮存了很久似的。事实上，由某一个这样的创伤性场景遗留下来的症状，总会随着慢慢接近其决定性起因而逐渐达到最强烈的程度，而当病人把这个起因完全表达出来时，她的症状也就消失了。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只要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