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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J·克里希那穆提（1895—1986，以下简称“克氏”），是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的第八个孩子。这位二十世纪最卓越、最伟大的灵性导师，被印度的佛教徒肯定为“中观”与“禅”的导师，而印度教徒则承认他是彻悟的觉者。
克氏的父亲是当时通神学会的会员，通神学会是由俄国女子勃拉瓦茨基夫人和美国军官奥尔科特在一八七五年共同创立的，其主旨在促成超越种族、性别、阶级和肤色的兄弟友爱，鼓励会员研究各类古老传统如卡巴拉犹太秘教、诺斯弟教、印度教、佛教、藏密及神秘主义玄学体系。一八八二年，通神学会在印度阿迪亚尔成立总部。
克氏童年时对学校的功课没有多大兴趣，他爱梦想，虽然时常看似迷糊而实则具有惊人的剖析力。由于体弱多病，克氏几乎每天都在发高烧。不能上学读书的日子里，他就待在家里拆东西，自己研究时钟或其他机器的结构。学校里的老师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孩子，都认为他智能不足，常毒打他、罚他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不管赞美或批评，他毫不在乎，没有任何人的思想和观念曾左右或影响过他。他曾这么形容自己：“就像有许多洞的容器，什么东西进去，什么东西就出来，没有任何东西留下。”
一九○九年，克氏十四岁那年，因为父亲是通神会员的缘故，克氏和弟弟尼亚时常到阿迪亚尔总部附近的沙滩游玩。当时，通神学会的负责人除了贝赞特夫人之外，还有一位名叫赖德拜特的人，有一天在总部附近的沙滩上，赖德拜特发现克氏的灵光极不寻常，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私色彩，而尼亚的灵光也很纯净，所以他和贝赞特夫人商量，打算将两个男孩接到英国抚养，准备训练克氏成为“世界导师”。在父亲的欣然同意下，两个男孩的命运就这样被注定了。
克氏和尼亚在勒琴斯夫人的悉心照顾下逐渐适应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虽然享受明星式的待遇，但克氏从未快乐过。他依旧是个害羞、体恤而又温柔的大男孩，也依旧所有考试都不及格。他天生的空性使他无法像一般年轻人那样凭着背诵和记忆来通过考试。最后，他好不容易进入伦敦大学和梭尔邦大学，结果还是不能完成学业。
一战爆发后，通神学会的会员越来越期盼世界导师能帮助这个世界，于是克氏的责任也更加沉重。他被严密地保护着，永远有两个人跟着他，连坐火车时，紧邻的车厢都坐满随从。尼亚和哥哥截然不同，虽然他一直渴望能过上结婚生子的正常生活，但是他必须保护和照顾哥哥。尼亚的身体一向不好，后来染上肺结核，医生建议他搬到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山谷区的欧亥，兄弟俩在一间叫做“松舍”的小木屋暂住下来。
一九二二年八月，克氏突然进入“意识转化”期。十七日至二十日从早到晚，他陷入既痛苦而又不可解的状态，身体变得极度敏感。当时周遭人都不知所措。克氏的敏感度突然微细到连人们的负面意念都承受不住，有时陷入出神状态，有时抱怨灰尘太多；有时冷热交战，有时又变得死寂。似乎有一股巨大能量顺着他的脊柱快速往头顶窜升，他感觉后颈和头顶剧痛，又没有任何办法停止这过程，他只能承受这一切。二十日晚上，情况恶化到极点，别人建议他到外面一棵胡椒树下静坐，他照做了。不久，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离开身体，飘浮到胡椒树上。这时天空出现一颗明星，在交杂着狂喜而平静的状态下，克氏感受到佛陀的磁力。终于在奇特的生命历程中初次尝到真爱的滋味，从此以后，对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开始有了信心。而目击那次转化过程的其他三人也有了明显改变。
对于那三天发生的事，最接近的推测可能是“拙火”—印度文化所谓的人类先天潜能—在他体内升起了。这个大能具有改变身心的效果，当人的意识进化到某种程度，大能就会自动升起。“拙火”的过程非常危险，类似死后再生。克氏的过程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而他的信心也愈加坚定。
一九二五年的十一月，克氏又面临另一次巨大转折。尼亚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而克氏当时必须离开加州到印度演说，他十分不情愿地上了船。当船到达苏伊士运河时，电报传来尼亚的死讯。据说，克氏当时陷入极度伤痛中，他整个的信仰系统也面临瓦解。夜晚时他呜咽地叫着弟弟的名字，清醒时则沉默不语。十二天后，当抵达可伦坡时，克氏看来极为安详，脸上焕发神采，完全看不出曾经历过巨大的悲痛。之后他写下这段话：“一股强烈的欲求，希望别人少受点苦，如果他们真必须承受这些苦，也希望他们能勇敢的承担，不要留有太多伤疤。我曾哭泣过，但我不希望别人也哭泣，如果他们如此，我现在知道那代表什么。”克氏长久以来一直在臣服中蛰伏的智慧，似乎在痛苦的那一刹那觉醒。
一九二九年的八月三日，克氏宣布解散专为他设立的“世界明星社”，退还所有信徒的捐款，他发誓即使一无所有也不成立任何组织。因为真理不在任何人为组织中，而纯属个人了悟，一旦落入组织，人心就开始僵化、定形、软弱、残缺。他的另一项惊人宣布是，他否定了所有过去的通灵经验，认为一切心灵现象都是人类接受传统暗示和过去习性的策动而投射的念相。从此，这位被选为“世界导师”的克里希那穆提，才真正开始光华四射。
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战爆发，面对世界的动乱、人类的自相残杀，克氏感到刺骨的哀伤以及更为超然冷静的深思，他开始探索真正的教诲，要用最简单而直接的语言带领人们进入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于是他开始尝试不同的禅定方法，对自己的意识和感官也做了无数实验。也就在同时，他结交了赫胥黎、嘉宝、卓别林、亨利·米勒等人。米勒曾这样形容过克氏：“克里希那穆提是我知道的惟一能完全摒弃自我的人，能认识克里希那穆提比认识其他任何人都要光荣。”赫胥黎在瑞士听完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后，曾写信给朋友说：“那是我听过的最难忘的演讲，就像佛陀现身那么可信，他绝不容许人们有丝毫逃避和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还有不计其数的欧美知识份子，那些最为多疑的心智，都曾用极为夸张的赞美词来形容和克氏相识的感受。
六○年代反物质文明的巨浪开始冲击欧美社会，当时有非常多的“花童”起初都极为崇拜克氏，期望他能带领他们进入“立即的涅”。但随后就失望了，因为克氏的教诲与他们的迷幻享乐主义和逃避世俗是互相违背的。但也有不少真正具备探索和洞悉能力的精英份子，包括研究量子力学的物理学者大卫·博姆，以及研究心理分析的专家学者，都开始密切注意克氏的教诲。也就在这个年代，他的教诲益发地透彻、清晰。他的言论和著作无法归属于哪种宗教，既非东方也非西方，而是属于全世界。
这位慈悲与智慧化身的人类导师，穷其一生企图带领人们进入他所达到的境界，直到九十岁去世前都还在不停奔波。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六日晚九点整，克里希那穆提不可思议的一生结束了。他留下来的六十册以上的著作，全是从空性流露的演讲集和讲话集，在欧美、印度及澳洲也都有推动他志业的基金会和学校。他们一直强调克氏教诲的重点：人人皆有能力靠自己进入自由的了悟领域，而所谓的真相、真理或道，都指向同一境界。
译 者 序
这是译者第一次译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关于这个人的身世方面，读者可参阅《般若之旅》等书。而我自己本来不必多言，因为克的言论实在再清楚不过了。不过既然身为翻译，译者若不发一言，不免有点奇怪，仿佛译者不在场似的。所以写这一篇短文，亦不过免去这一层缺失罢了。
译者小的时候是天主教徒。进入青春期以后，随着青春期的开始叛逆，也不再上教堂望弥撒。略长，稍稍知道一点佛教时，稍加比较，便发觉佛教亲切了许多。这一两年有机会接触克里希那穆提，这种亲切感又更深了。因为在他的言论中，佛教那些相对而言浓得化不开的戒律、经论等，几乎完全退去。
这是我在禅宗的纯粹之外，看到的另一种“直指人心”的言论—但我觉得其实比禅宗更“直指人心”。以我的浅薄无知，我猜想这样的纯粹可能最接近原始的佛陀！
当然，任何一种进化总不免“正、反、合”的过程。我看他的言论时，也曾有过“反”的这一段。刚开始看他批判理想主义不免难以接受，看他说所有的宗教都是nonsence，不免咋舌。但是后来知道，如他所说，这些都可能妨碍我们认清事实真相。其实，饱受知识训练的人最容易反弹他的言论。这一点我是用心想过的。我想，原因有几个。一个是知识之为用大矣。每个具备相当知识的人—西方所谓the well educated—都能在日常生活中一再发现知识处理生活问题的大用。知识对于日常生活问题差不多可以做到“庖丁解牛”。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因为知识太有用了，所以每次的“有用”都在向我们验证知识的有用。于是我们遂对知识深信不疑。不过，我们的心毕竟还是太粗糙了。我们感受到知识的“有用”，却不知分辨“有用”和“能够传达真相”并不一样。知识确实能够传达相对的阶段性真相，不过对于终极的完整真相，知识确实无能为力。知识—广而言之，所有的哲学、宗教、制度，凡是成立为一个体系的—在它一定的知识穿透力之外都有共同的盲点，差别只在于或大或小。这一点可以用一个生活实例更清楚地说明。
在音乐演奏活动和场所并不发达的地方，譬如台湾，如果想听音乐，特别是听古典音乐时，一套不错的音响是必要的。问题是，有时透过音响听到的音乐和原先的演奏不一样—有时是传达得没有那么好，有时却是听起来比较华丽、漂亮：前者可能是因为音响较差，后者则是出于音响器材的“染色”。请看，技术（亦即知识）确实能利用精良的零件制造出声音很漂亮的播放机器，有时甚至比现场还好听。但是我们知道，不论它多么好听，它绝非原先的演奏。碰到演奏风格矜持冷静的演奏者，这种音响尤其违离原奏甚远。但是通常这种音响十分能够蛊惑人心。它声音越漂亮，我们就越被蛊惑，也就越不会警觉到这种“染色”。或许心智成熟的人才能警觉、抵挡。
通常，一件事情如果做得漂亮，我们往往以为那也是善的。当知识乃至于科学，乃至于宗教有那么大用处时，我们往往以为那也是真的。圣贤、智慧都好，不过绝圣弃智最难。
老鹰飞行的时候不留痕迹，
可是科学家会。
想探索自由的问题，
不但需要科学的观察，而且
还要像老鹰飞行，
不留痕迹。
第一部分第1节 自 由（1）
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自由只是概念，而非真实的东西。讲到自由，我们要的是外在的自由，要的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想就怎么想，自由地走动，以种种方式表现自己。自由的外在表现好像非常重要，没有自由的国家尤其如此。有些国家的人民有外在的自由，他们有的一直在追求快乐与财富。自由的外在表现对他们似乎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探索自由的意义—内在的、完全的、全体的自由，并因此表现在外在的社会和种种关系之上，那么对我而言，我不禁要问，人的心既然受到这样重重的制约，还能自由吗？人的心是否只能在它所受的种种制约之内存在、运作，因此绝不可能自由？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人的心说起来是认为这个人不论内在或外在都无自由可言，所以已经开始发明另一个世界的自由，发明未来的解脱、天堂等等。
但是先让我们把一切理论的、意识形态的、概念上的自由摆在一边，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探索自己的心—你我的心—是否足够真正的自由？是否在意识和潜意识深层都能够不依赖、不恐惧、不焦虑，也没有数不清的问题？人的心是否能有一种完全的心理自由，因此而获得一种与时间无关的东西，不是思想拼凑出来，而又不逃避日常生活的现实？
人的心如果不在内在心理上完全自由，就看不到真实；看不到有一种由恐惧导致的现实，不是由我们生存的社会或文化塑造；不是逃避单调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中的沉闷、孤独、绝望、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