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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陆总的头一两年，经常和老先生（蒋介石）在东埔（三峡附近）
的山沿里进行登陆作业、研究登陆地点。那里原来是行政院的一个疏散地，
很少人知道，只有老先生、我和几个重要幕僚常去。。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
上去了，美国人就怕我们拖他下水。那时大陆正在闹难民潮，是很好的机
会。。”
蒋介石要刘安祺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氏又说：
“我们还根据沙盘作业在南部地区，包括嘉义、台南、高雄举行‘昆阳
演习’，包括海、陆、空三军，以陆军为主，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演习。我
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当时计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
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点。演习的时候在林边附近的海岸设了一个登陆发
起站。”
美国恐怕重演猪湾惨剧
刘安祺说：“因为美国人盯得很紧，我们也怕消息泄漏出去，所以行动
相当隐密。”
事实却不然。虎年一到，蒋介石就不断向美国访客强调，反攻大陆的日
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陆大陆沿海，哪怕是只有一个师的先头部队，
大陆同胞一定会闻风起义。当时在美国国务院担任情报及研究局（INR）的希
斯曼（RogerHilsman）说，国民党府“透过官方与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管
道，一直向华府施压，而且日甚一日。”
希斯曼在回忆录《推动一个国家——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策
略》里透露，肯尼迪政府面对来自亲台北者的巨大压力，内部引发了两种不
同主张的激辩。一派主张支持国民党军反攻，认为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在沿
海建立滩头阵地后，可能造成星火燎原之势，已经和中国分手的苏联，不可
能出兵助战；持反对立场的人则表示，国民党军打算先行在沿海登陆一、两
个师的目的，乃是企图引诱美国介入，并导致美国与中共发生大战。他们担
心国民党军登陆后，大陆同胞并未揭竿而起，中共亦未垮台，则岂非要重演
一年前（1961）古巴猪湾事件的惨剧？且后果可能更糟。
蒋经国游说华盛顿出兵
作为国务院情报研究主管的希斯曼苦恼极了。他戮力搜集中国大陆情
报，他始终怀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是不是会起来对抗中共；在大陆的中国人
是不是不满新中国，这种“不满”会不会升华成“集体抗暴”？他终于有机
会和一个人讨论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问题，这个人就是蒋经国。
1962 年3 月初，美国在马尼拉举行驻亚大使节会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
卿哈里曼嘱希斯曼专程赴台了解国民党当局的反攻意图。希斯曼于3 月8 日
下午飞抵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即直奔蒋经国办公室。
蒋经国引用大量“敌后情报”以说明国民党当局必须反攻的理由，希斯
曼则提出以下3 个问题：
第一、在大陆的中国人是否会欢迎国民党？即使他们反抗中共，是不是会欢迎过去
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何况国民党已离开大陆13 年了。
第二、中国人对中共不满，固然是事实，但仅凭“不满”是不够的；军人对政府不
满，并不足以造成政府的垮台，何况是老百姓。古巴军队只有百分之三十效忠卡斯特罗，
这百分之二十却足够使卡斯特罗政权几立不坠。民众的不满是否能衍发成抗暴起义，乃
是最难预测的。
第三、尽管国府列举各种理由，美方仍认为“证据不足”；美方确信国府反攻大陆
的热望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所提出的理由乃是建立在一堆“假设”上面。
尽管双方看法殊异，小蒋还是略尽地主之谊，请希斯曼吃中国菜。贪杯
的小蒋教他划中国拳，希斯曼连吃败仗，被罚无数杯绍兴酒。蒋经国总算在
酒席上“反攻胜利”。
蒋介石急于在1962 年反攻的消息，中国领导人亦一清二楚。五、六十年
代代表中国与美进行华沙会谈的老外交家王炳南在《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
说：
1962 年3 月，我同卡伯特大使（美驻波兰大使）继续会谈。。这个时期，台湾蒋介
石集团趁我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际，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
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
装了
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
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他们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
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看来蒋介石准备铤而走险，妄图要与大陆决一死
战。
1962 年春天，王炳南返国度假，周恩来嘱他立刻返回华沙任所，想办法
从美国大使卡伯特身上探听美国的态度。周恩来对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
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
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王炳南不辱使命，波士顿世家大族出身的纨绔子弟卡伯特大使听了王炳
南“警告”后，当场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
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
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
事情。”
王炳南在回忆录中说：
“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美国的态度很清楚，这正是我们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
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我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卡伯特的谈话内容
报告了国内。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我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美国的态
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1962 年3 月中旬，希斯曼再和哈里曼飞到台北与蒋介石会谈，明告蒋：
“反攻不可行也！”然而，台北并不灰心，继续向华盛顿施压力。中央情报
局驻台湾头子克莱恩为蒋经国的酒友，他建议国军采取“秘密”（covert）
方式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其手法等于是大型的古巴猪湾登陆。国务卿鲁斯
克对这项建议大为光火。他在白宫会议上咆哮：
“台湾军队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后，即假装是大陆同胞自动自发地抗暴
起义，这简直是胡闹！”
发出“反攻动员”令
在秘密制定反攻计划的同时，蒋介石还到处散布他的“反攻”神话。
1961 年3 月29 日，蒋介石对台湾青年宣称：
“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1962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
何谓“革新、动员、战斗”呢？蒋介石自己解释称：
“革新”包括“心理革新、工作革新、生活革新，而着重在心理建设的
上面，要从精神、思想、观念、生活，到实际行动，全面的、彻底的革新”。
“动员”乃是“精神动员和组织动员，要求发挥同志的潜力，以提振全
党的活力，并加强组织，深入群众，依循国家动员的轨道，完成一切准备，
以保证全民总动员的贯彻实施”。
“战斗”则是在于“发挥集中统一的战斗精神，结合全党为一个战斗体
的组织，并以战斗纪律，保证党的政策、命令贯彻执行，使能在敌前、敌后、
政治、经济。。各个战场上，展开全面的战斗”。
蒋介石还宣称：
“以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以战斗争
取反共革命的胜利”。
1962 年3 月29 日，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提出：
“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
候了”。“青年子弟们必须确切准备”，“响应‘革新、动员、战斗’的号
召”。
1962 年11 月13 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三大任务，其
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蒋介石对美国记者称：
“目前正是进攻中国大陆的良好时机”。“我可独立反攻”。“一旦我
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3 年，最多6 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的任
务”。
“神话”的依据
听蒋介石的口气，好像“反攻圣战”迫在眉睫，他立刻就能扭转乾坤了。
蒋介石为什么在1962 年前后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呢？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蒋介石错误估计了大陆的形势。蒋介石亘称：
中共“现在是正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
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
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
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
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
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
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人浪”，也没有军队不忠
现象，更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错误，战胜困难，建设
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问时宣
称：
“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人被清除之
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
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
成一适当的机会”。
1963 年3 月4 日，蒋介石在《反攻复国的前途》的演说中，专门分析了
中苏之间的矛盾，提出：
“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
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
从利用中苏矛盾的角度出发，蒋介石决定“反攻大陆”立即展开。
第三，企图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50 年代末至60 年代初，美国人为
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
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
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并非必不可缺，美国防
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外交部”不
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仅仅一小步，但
也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
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
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
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反攻圣战”的部署
正是基于上述3 个原因，蒋介石认为1962 年至1963 年是他“反攻”的
“决定年”、“胜利年”，遂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会议，具体研讨“反
攻”部署。为了切实完成“反攻”，蒋介石并非只说不做，他的具体措施与
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 1962 年4 月27 日，
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
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
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
价的30％。4 月30 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 月1 日起该条例生效。
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涂，解释“国防临时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
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
长”陈诚也就开征“国防临时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
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
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
据台报统计： 14 个月内共征收6000 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