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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事情做得很个人化。“在和一位首相谈话时，他会说，噢，你有孙了孙女吗？他们接种疫苗了吗？你的孙女有成长卡吗？”乔恩？罗德回忆说。他还使它成为可以看见的东西。他让Unicef散发一些招贴画，上面有正在喂婴儿口服小儿麻痹滴丸的国家元首的照片。而且，与他一贯的做法一样，他挑起竞争：“他会对土耳其的国家元首说，你知道，哥伦比亚正在这样做 ……” 高塔姆提到。
1984年，格兰特取得了他的第一个重大的成功，他说服了哥伦比亚总统贝利萨利奥？贝坦库尔，支持一场全国接种疫苗的运动。贝坦库尔本人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他的许多兄弟姐妹幼时就死去了。○22贝坦库尔宣布有三天作为全国接种疫苗日。媒体推动了这一运动，来自教会，警方，军队，工会，公立学校系统，童子军和红十字会的10万名志愿者，为80万个儿童接种了疫苗。○23
以此为起点，在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印度与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也展开了规模小一些的运动。格兰特将下一个大动作集中在土耳其，多年前他在那里做过美国援助署的代表，并仍然和土耳其首相图尔古特？厄扎尔是朋友。土耳其当时接种疫苗率不足20％。于是，在1985年9月发动了一个为500万个儿童接种疫苗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广播电视上得到了大力宣传，有20万名教师，5。4万个宗教领导人，和4万名个村庄的领导人参与推广。“从商店和店铺的冰箱里，人们用汽车，卡车，马或是徒步运送着那些疫苗， 到十一月，最后一轮的末尾，随着冬天的到来，目标人群的84％都已经接种了疫苗。”玛吉？布莱克在《儿童第一：Unicef过去和现在的故事》一书中写道。
到1985年，格兰特已经拜访了39个国家元首，推动免疫运动在中东，北非，印度，中国和拉丁美洲全面扩展。○25 格兰特不停地旅行奔波。他在全世界各地都存放着衣物，总是只提着一个手提袋就登机。在土耳其组织了免疫运动的理查德？里德回忆起格兰特，说他“几乎是慢跑着穿越沙漠地区，” “在吉普车上起草传真，” 直到凌晨三点才睡觉。“好说歹说地，说服首相们同意，”然后同一天的凌晨六点又从床上跳起来，“吃早饭时用铅笔在地图上戳来划去，大笑着，坚持说，‘那是可行的，能做得到！’”○26
到1984和1985年，发展中世界的平均接种疫苗率从2％跃升到40％。1985年，全球对疫苗的需求达到了1983年的三倍。○27 以前几乎没有人使用的ORT，已经被全世界20％的家庭使用。○28
1985年初，萨尔瓦多总统何塞？拿破仑？杜阿尔特到纽约拜访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德奎利亚尔也邀请了格兰特到会。当时，萨尔瓦多的内战打得很激烈。谈完公事以后，德奎利亚尔问格兰特，是否想发表点儿评论。○29 如理查德？乔利所回忆的：“吉姆说，‘噢，杜阿尔特总统，我很高兴在这里，我们已经谈了战争的事，但您意识到了吗，每年，死于麻疹与可预防的疾病的儿童的数目，要超过到目前为止在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呢？’
“杜阿尔特总统说，‘不，我不知道。但是能够做什么呢？’
“吉姆说，‘你们需要给所有的儿童注射疫苗，而战争使这件事变得非常困难，许多诊所都关闭了，无法运作。总统先生，您为什么不号召在一个星期日停火，以使所有的儿童能够接种疫苗呢？’
“杜阿尔特总统说，‘格兰特先生，如果我那样做，我马上就会下台了。’
“就在这儿，吉姆又显示出他的的执著与抱负来了。”乔利说。
“吉姆说，‘当然，总统先生，您对政治比我更了解，恕我直言，但是您真的肯定吗？您知道，也可能会因此赢得很多支持力量呢。这能够显示出您对所有儿童的关心。’”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三部分第五章 你算是个什么母亲？（9）
从那番谈话引起了一些谈判，结果是设定了“平息日”——那是第一次，为了向儿童们提供例行预防保健措施，而中止一场战争。那一年，在萨尔瓦多有25万儿童接种了疫苗。第二年，又有停火日，最终，它变成了惯例。平息日的做法，后来也扩展到黎巴嫩，乌干达，苏丹和前南斯拉夫的内战中。○31
只有在人们感到乏味无聊之前，才可能使一个拥有数以千计雇员的组织去做同一件事。格兰特经常说，使人们保持动力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每隔几年就提出一个新的理想。要想找到一种简单有效而又持久的方法是很难的。于是格兰特决定，Unicef与它的合作伙伴们需要一个必须集中力量去争取的宏大的目标。他不必去发明这个目标，1977年，世界卫生大会为1990年全球儿童的免疫疫苗接种水平（UCI）订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目标。格兰特看到，成功的关键在于，以既富有意义而可能达成的方式去定义UCI。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达到儿童100％地接种疫苗。然而，当免疫接种覆盖率超过80％的时候，就会产生有效地破坏“疾病传播方式”的效果，以至于对没有注射疫苗的儿童也增强了保护作用。
根据这个逻辑，Unicef与WHO规定，对儿童最常见的所有六种疾病的疫苗注射率，都要达到80％。1985年，格兰特苦苦游说争取，去赢得高层对于UNI的承诺。那一年，联合国大会与74个国家的政府，400个民营部门，通过了一项支持UCI的决议。○33 与此同时，免疫注射率在发展中世界继续攀升。到1986年，平均达到40％到60％之间。随着截至日期临近，推进UCI的活动更为加紧。Unicef估计，仅在1990年一年，儿童与发送疫苗的健康机构就有六亿次“遭遇”。格兰特称之为这个世界所见过的“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动员。”
到1990年末——在全球经历了经济衰退，债务增加，采取紧缩措施的十年之后——Unicef和WHO宣布，72个国家已经达到了UCI标准，全球儿童免疫接种率达到了80％。其中有一些国家报告的数字是有些可疑的，“一些官员为了取悦他们的上司会捏造一些数字，” 亚当森回忆说。“当印度宣布它达到80％时，实情可能是不到70％。但要点在于，那个最初的数字是大约20％。”
向前展望，格兰特力图扩大儿童生存革命的成功，并扩展其内容。多年来，儿童权利的倡导者们一直在致力于缔造一个保证儿童权利的国际公约。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格兰特有了那个主意：为儿童问题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一个世界各国首脑会议，邀请世界上的所有元首参加。为了将儿童放在全球议事日程的首位，敦促各国政府承诺到2000年达到一些可以衡量的目标，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为儿童问题举行世界首脑会议的想法第一次被提出时，当即被斥之为“幻想”。○35 在1990年以前，联合国从没主办过这种会议。不仅是没有先例，联合国的规章实际上是禁止召集专门要求国家元首参加的会议的。许多官员担心这会使人们觉得联合国很愚蠢，特别是如果只有几个国家元首出席的话。在那个首脑会议举行之前的几个月里，Unicef的高级官员们担忧，到头来只会有五六个国家元首露面。格兰特为了缓解紧张情绪，将它变为一种赌博游戏。“当时人们说的都是，会有10个，15个，8个首脑来参加，”乔利回忆说。“吉姆赢了——但是甚至连他也只猜会有53个而已。”
最终，71位国家元首出席。为儿童问题举行的世界首脑会议，成为世界领导人们只为单一问题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聚会。一百多个国家签约承诺要达到这次首脑会议的目标，一百五十个国家准备了全国性的行动计划，包含有关健康，教育与儿童保护的，可衡量的，有时限的目标。（这个首脑会议也为活动分子与社会企业家们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一些新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直接地接触政府，企业与多国组织。）今天，除去两个国家——美国与索马里——以外，所有国家都签署批准了儿童权力公约，使其成为历史上包含最广的权力公约。
那次首脑会议之后，格兰特更加紧努力，以确保行动计划不会仅止于良好的愿望。1990年到1994年间，为了促进儿童问题首脑会议订立的目标得到实现，他和Unicef在各国的代表与各国元首会见一百多次。○26格兰特携带着一系列用颜色作代码的图表，上面有每一个国家的进展状况，进展状况与行动计划相符用绿色代表，如果其速度落后于计划，则用黄色标示；如果出现了问题，则用红色标示。格兰特特别注意，在离开一个国家以前，一定要写一封信，重申他设法从官员们那里得到的许诺，以及每一项许诺的行动会对儿童的生活起到的影响和作用，否则他不会离开。
那个首脑会议的目标之一是，到2000年消灭缺碘引起的疾病。1990年，有16亿人——世界人口的30％——由于缺碘，濒临身体与脑力方面的障碍与迟缓。据估计，有4300万人已经由于缺碘造成大脑受到损伤。○37 除去到处携带着小袋装的ORS以外，格兰特现在旅行时还带着一口袋盐试剂，为了使人们意识到：以每人每年五美分的成本，往盐里加碘，就可以解决这个大问题。○38“在一个国宴上，每当吉姆说，‘请把盐递过来’时，他的工作人员都会深吸一口气，因为你知道，他就要掏出他的试剂，来检测那盐是不是加碘了，” 乔恩？罗德回忆说。如果读数是否定的，他就会把它举起来，向那些显贵宣布说：“你们知道吗？往盐里加碘，能使你们的智商平均增长十三点呢？”○39（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世界消费碘盐的比例从20％增长到70％。○40）
格兰特1995年1月死于癌症之前的几个月，从Unicef辞职。“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他仍然会在晚上十点钟从他住院的病床上给我打电话，因为他又有了个主意，他想把它告诉给一个能够把它做下去的人，” 威廉？福奇回忆说。“这样的人并不需要许多，就能够真正改变这个世界。”就在他去世前的那一周，格兰特仍然在游说美国政府，劝它签署加入儿童权力公约。
对于儿童生存革命的主要的批评是，它是无法持续的。近年来，世界上大约五分之一的国家，免疫接种率都降到了80％以下。在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则降到了平均56％。○41 每年仍然有400万人死于已有疫苗存在的疾病。○42 而ORS——那个只要10美分就能救命的东西——在需要它的病例中，仍只得到50％的使用。○43 然而，批评者们想像不到，推动UCI所产生的“增殖与连锁作用”，对于许多国家的基础保健传送体系所产生的支撑作用。○44 至今，免疫规划与ORS运动继续在每年挽救200万到300万个生命，并使数以百万的人免于成为残废。例如，在1988年，世界上发生了35万例脊髓灰质炎；在2001年，只有480例。○45
然而，格兰特的遗产不只于那些被挽救的生命。格兰特展示出了联合国体系强大的未经开发的潜力。他不仅利用其资源显示出了巨大的效果，而且启动了一个为儿童健康建立全球性标准的程序。不久以前还曾被人们看作无法避免的死亡与残疾，现在，已被人们看作是无法接受的了。
1999年，彼尔与米兰达？盖茨基金会带头倡导，建立了一个疫苗与免疫接种全球联合会（GAVI），那是一个包括Unicef，WHO，许多国家的政府，制药公司和民营部门在内的联合体——旨在在全世界恢复免疫规划的活力。GAVI最初的疫苗基金为7。5亿美元，由盖茨基金会捐助，它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到2005年，发展中世界80％的儿童都能得到现存的或新的疫苗。那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但人们知道，它是可以实现的。
福奇说：“吉姆？格兰特的成功在于，向人们显现出了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他帮助建立了GAVI。“一旦你达到80％，当你退步时，大家都会知道你退步了，于是你必须证实退步是有正当理由的。而如果你从没达到过80％，你呆在70％或60％的水平倒能够挺舒服的。吉姆？格兰特改变了这些规矩。人们不得不问：如果没有他，会是什么情景呢？”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三部分第六章 蓝图复制（1）
从1990年到2003年，阿育王从八个国家扩展到46个国家，阿育王的伙伴的数目从200个增加到1400个。随着那些伙伴们建立起他们的组织，扩展他们工作的范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