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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就是，人类的寿命延长了，而且拥有了比以前多得多的自由，可以去思考生存以外的事情。自1900年以来，工业化社会中的人均寿命增长了30年，在贫穷国家则增长了将近40年，这种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20 在20世纪七十年代，基本教育体系惠及了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人们。在1970到198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非文盲率从43％提高到60％。（注21）在许多国家，随着更多的人能够受到更高的教育，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仅在20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的大学的数目就增长了一倍多——既拥有知识也拥有经济手段的阶层壮大起来，从而得以有效地去应对社会的问题。（注22）○22
此外，在过去30年间，妇女运动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已获得立足之地，历史上约束妇女行动与表达权利的限制被削弱了。（注23）种族隔离的衰亡，为众多人群，诸如美国、巴西、南非的黑人和印度的贱民，拓展了机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后殖民地与后专制时代的一代又一代人，变得更加自信，他们坚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才、金钱与信息能够在全球更加迅速、更加低成本地流动。
总之，今天有更多的人们拥有了自由、时间、财富、健康、在公众中露面的机会，以及社会活动的能力和自信，他们以大胆的、新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
供给增加了，需求也在提高。
对于民营部门的涌现，另一个同样令人信服的解释是，人们认识到了变革的迫切性。通讯
革命使亿万人民得以更广泛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科技使得普通民众也能享有以前只被精英阶层与国家政权所掌握的信息。这一变化的后果之一是，公民们深切地意识到了环境的毁坏，贫困的激化与健康等诸方面的灾难，以及遭到践踏的人权、失败的教育制度和不断升级的暴力。○24 另一个后果是，人们拥有了强有力的通讯手段，得以协调一致地去共同努力迎击这些问题。
一个促发行动的强有力的动因来自于环境的威胁。1990年，世界上有10万个独立的环保组织，其中大多数是20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注25）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丧失了四分之一的表土层与三分之一的森林覆盖面积，” 保罗？霍肯，艾莫里？洛文斯和L？亨特？洛文斯在其所著《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Natual Capitalism）中写道：“以目前这种毁坏速度，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将失去这个世界的70％的珊瑚礁，它们是25％的海洋生物赖以为生的基质。在过去30年间，这个星球上三分之一的资源，即‘自然财富’被消费掉了。” ○26
根据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在今后20年中，世界将目睹可耕地巨大幅度的减少，温室废气散发的大量增加，热带森林与其他物种丰富的动植物栖息地与生存环境的耗减，这些都将大大地加剧“正在发生的生物物种历史性的恶性缺失”。30亿以上的人将生活在“水源紧张”的国家。此外，到2010年，仅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俄国，印度和中国五个国家，感染艾滋病或HIV阳性的人，就将达到5000万到7500万之多。○27
通讯技术带来的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全球的不均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触可感了。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二分之一人口，只得到了全球总收入的5％。对此进行深刻思考是一回事； ○28 但是，当这些穷人每天都看着电视上的那些经济赢家时，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最底层的这一半人口不再默默地沉浸在无能与孤立之中，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城市化，他们正在组织起来，他们正在发现技术的力量。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部分第一章 不懈的人们（3）
随着全球问题的忧虑日益增加，人们也越来越清楚，政府是没有能力解决它们的。在过去20年间，民主在全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几乎所有地方的选民投票率都越来越低，在美国达到了历史最低点。○29 几十年来，失败的发展政策，与那些针对贫穷、吸毒与犯罪的令人灰心的战争，使许多人得出结论：政府必须承担将公众意愿转化为公众政策的责任，但它们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工具，也肯定不是惟一的合法工具，就其实际所提供的众多社会物资而言，与社会企业家们的民营部门相比，政府通常更缺乏创造力。
此外，面对高度集中的企业集团势力，各国政府显得越来越无能（三百多个跨国大企业控制着世界财产的25％。○30）。政府通常没有能力采取严厉的措施去保护环境，保证像样的劳动条件，还有那个最近显现的问题，即它们无法保证金融机构的完整性。○31 “在21世纪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为了吸引投资，为了大企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增长而竞争。政客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资金与他们的对手竞争，以赢得选民，” 剑桥大学国际企业中心的副主任诺里娜？赫兹在她的著作《无声的接管》（The Silent Takeover。又译《当企业并购国家——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之死》）中评论说：“事实上，大企业开始以其财势给全世界的政客们制定规矩，哪些事允许做，哪些事是不允许做的。” ○32 赫兹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决策精英们的短期利益有悖于社会的长期利益时，问题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很容易使人灰心沮丧。然而，有一个部门能够提供领导力、能力和创造力来帮助纠正这个问题，这就是民营部门。“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代，非政府组织对新的需求与机会的反应速度，比各国政府要迅速，”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T？马修斯在《外交》 （Foreign Affairs）一书中写道。“而且，在解决那些缓慢地生成，并通过其对个体影响的累加作用而影响社会的问题时，它们比政府要更有效。” ○33○35
在全世界，社会企业家们正在展示，以新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弊病，树立新的模式来创造财富，促进繁荣，并且，修复环境。民营部门正在引人注目地领导着推动自由市场与政治体系改革的力量。那个起名不当的“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并非反全球化，而是由民间人士发明的一个策略，旨在将他们的政府拱手让给大企业的一些权利重新夺回来。
就目前来说，那些没能从政治领袖那里获得灵感的公民们，可能参选并不积极，但是他们正在以一些直接的方式去实现许多需要。今天，那些寻求有意义的工作的个人，经常会选择去建立、参加、倡导、或支持那些比传统的社会机构更富有创造力，更为敏感，运作也更为卓越的组织。
在本书的报道中有着个性化的一面。书中写到的这些人怀有与所有人相同的愿望：以可以带来保障，认同，意义，并且具有乐趣的方式去运用他们的才能。近年来已经产生的变化是，民营部门已经可以满足此类需求：将你所关心的，你善于做的，和你喜欢做的协调起来——每一天都如此——并且使之产生真正的影响。
当然，并非人人都可以是或者都想成为一个社会企业家，就如同并非人人都想创办企业一样。但是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权，可以选择参与到这个新的部门中来。它正在如此迅速地在众多方向成长壮大起来，从而向具有各种兴趣与技能的人们敞开了许多机会之门。民营部门亟需好的经理人，市场人才，金融专家，公关代理人，计算机程序员，作家，销售人员，艺术家，会计师，电影制作者，等等。根据各组织的使命，它们也会需要记者，农学家，化学家，教师，医生，律师，生物学家，建筑学家，作曲家，工程师，机械师，出版商，城市规划师，心理学家，等等。而且，商业企业也越来越需要那些对于企业的社会与环境纬度有意识的雇员和经理，他们能够发现与这“另一个” 部门—— 社会企业家的部门——进行协作的机会。
不要忘记，这些变化都是新近才发生的，这一点很重要。仅仅在二十年前，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民营部门都还受到严格的限制：社会企业家们遭遇到异常严厉的政治限制，他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具有一点点体系规模的援助，也没有任何网络可以去寻求经济援助、信息或是鼓励。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在自己家里都要面对强烈的反对。甚至在民营部门已有久远历史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不久以前，还很少有人能想象他们会在这个部门中谋求职业生涯。现在，美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想去民营部门谋求事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的确，对于任何曾说过“这不行”，或是“我们能做得更好！” 的人们，对于任何有挑战现状、改革现行体系的冲动，或是想去行使一点社会企业家的“创造性的破坏力” 的人们来说，这是有利的时机。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部分第二章 参天大树萌发于小小橡果（1）
所有的变革都开始于一种远见和一个付诸行动的决策。1978年，美国环保署的助理署长，一个名为彼尔？德雷顿的美国人，决定要建立一个组织，去支持全世界顶尖的社会企业家们。这个想法他已经酝酿15年了。
德雷顿的想法是，在全球范围去寻找那些既拥有改变社会的新鲜想法，又具有社会企业家的能力与强大道德力量的个人。
德雷顿当时35岁。他要寻找的是那样的一种人——他们拥有令人折服的远见，创造力，精力，与大规模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决心，他们，用他的话说，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他认为，一个可能是促使社会变革的最有杠杆效力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发现这些野外的奇葩，并帮助它们成长起来的组织。那将是他本人为加速全球的发展与民主化所能做到的惟一最有效的事。为此目的，德雷顿像个现代探险家一样出发了，在全球的社会领域中勘探，寻找那些最有才能的变革家。
今天，他建立的那个组织——阿育王（Ashoka），为公众服务的改革者——在亚洲、非洲美洲和中欧的46个国家运作，援助了1400名社会企业家，对他们直接资助将近四千万美元，分析他们的策略，提供“专业”服务，并且——凭借阿育王善于精选的盛名——为这些社会企业家的事业增添信誉。
阿育王的运作有点像风险投资基金，它从规模尚小而定位准确的投资中寻求高效益。不过，它所寻求的回报并不是利润，而是在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照顾高危儿童等领域的进步。○1
和彼尔？德雷顿一样，阿育王是一个身材削瘦，体重不足，但出拳有力的组织。它的120名工作人员掌控着一个全球的网络，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提名人和支持者，他们经年累月地在自己的国家里寻找那些能够造成重大而积极的制度变革的人选：那些将成为“其领域的参照”的人，他们将在国家和国际的水平上“建立或改变一些模式。”
本书记述了其中一些人的努力。它讲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一些卓越的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其中绝大部分已经被阿育王的网络发现），还讲述了另一些人，像弗兰西斯？南丁格尔和詹姆斯？P？格兰特的故事，他们虽已故去，但是他们的理想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鲜活着。
今天，有许许多多的组织对社会企业家进行鉴定和援助，但我选择了阿育王，将它作为一个工具，来追溯社会企业家的兴起。因为，阿育王是惟一一个持续了二十多年，始终在全球水平对这一现象保持积极关注的组织。此外，在对那些树立模式的革新者们在其生涯早期即加以识别方面，阿育王的“寻找与精选”程序，仍是我迄今所见到过的最严密的体系。在这些枝干繁多的故事中，彼尔？德雷顿就像网中央的那个蜘蛛。所以，我们从他开始是很合适的。
彼尔？德雷顿像是那种你在周六晚上在图书馆可能会碰见的人。他异常削瘦，穿着过时的套装，戴着厚厚的眼镜，总是穿着皮便鞋。他的头发软塌塌的，皮肤有点苍白，领带总是歪打着。然而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对于生活的激情，似乎总是对于世界感到无穷无尽的兴趣，那使人联想起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不过这一特点被他颇为保守的举止抵消了。德雷顿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作派。他向人致意时总是殷勤地躹上一个七十五度的躬。为人引路时，他则像一个男管家那样伸直了手臂。他仿佛生来就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