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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供应短缺的问题。当确认了那位军需官不合作以后，南丁格尔就取代了他——用她带来的三万英镑（私人捐款）。当她发现供应品被土耳其海关扣住时，她就去敦促作战部来解决问题。她以私人关系从英格兰又募集到了一些资金，建立起一个军需品仓库。当她听说马上要进行一场新的战役时，她不顾那些外科医生的反对，主持建立起一个新的病房。○7
综合运用其灵活性，出色的感觉，政治影响力与冷静的权威性，南丁格尔重组了斯库塔里的部队医院。她引入了详细的记录制度，建起新的厨房和洗衣房，确保士兵们用消过毒的刀叉吃饭，用新洗过的毛巾和肥皂盥洗，穿的衣服都用开水烫洗过。她在夜间巡视，用“银铃般悦耳的柔声”○8 去安慰伤员们。○8 她建立了阅览室，娱乐室，课堂和讲座，甚至帮助士兵们汇款回家，那在军队中本来是绝无可能的事。只要听到南丁格尔在附近，士兵们就都不骂粗口了，士气也高涨起来，士兵们敬爱她。1855年2月份斯库塔里的英军医院的死亡率是43％，到五月份，死亡率已经降到了2％。○9
“她当然非常英勇，” 斯特雷奇写道，“然而她的英雄主义并不是小说的读者们和圣徒传记文学的编纂者们感到十分亲切的那类英雄主义——人类愿意为其最亲爱的人们而付出的浪漫的多愁善感的英雄主义；她的英雄主义是由更坚硬的东西构成的……她在斯库塔里混乱的医院中建立了秩序，靠的并非是温文甜蜜与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她用自己的资源给英国军队提供服装，她在官方各种严密的不情愿的势力之上施加了她的广泛控制；这一切，都是通过严密的方法，严格的纪律，对细节的一丝不苟，毫不间断的劳作，通过一种钢铁意志与磐石般的决心而达到的。”○10
战后，南丁格尔作为一个民族女英雄回到英国。但是她谢绝了所有公众招待会，只接受那些能使她的工作获得进展的邀请——比如，会见维多利亚女皇。她已确定，她的工作即是致力于改进英国军队的健康状况。
由于军营中糟糕的卫生、空气流通与饮食条件，英国士兵的死亡率几乎达到平民死亡率的两倍。“任由这么高的死亡率存在实在是罪过……就如同每年从索尔兹伯里平原拉出1100个男人来，开枪把他们打死。” 南丁格尔写道。○11 她在这场战斗中挥动的武器不是一盏灯，而是她收集的有关健康状况的详尽数据。
《如何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2）
少女时代，南丁格尔曾请求父亲教她数学。她深深地受到她的时代中概率论发展的影响，特别受到比利时统计学家雅克？凯特莱的著作的影响，凯特莱被看作现代社会统计学的奠基人。南丁格尔相信，统计学是认识上帝的意愿的一种方法。
从土耳其归来以后，她和英格兰最杰出的统计学家威廉？法尔合作，写出并自费出版了一本800页的名为《关于英国军队保健、效率和医院管理事项的纪要》（Notes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Efficiency and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Army）（1858）的书。该书的特色是，对于军队中的疾病与死亡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基于数据的分析。在使用图表工具（诸如使用坐标图或“饼”图）方面，南丁格尔是个先行者，她用那些图表来生动地表明采取变革的需要。她甚至将她的数据图表装订成册，呈送给军队医务部门和作战部的官员。○12
南丁格尔并不是亲自去做这些事的，事实上，她很少再敢走出家门。自从在战争期间患了克里米亚热病后，她经常会发作，晕厥过去，并且经常会感到精疲力竭，她在余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卧床养病。然而，她躺卧在沙发上接待了无数来访者，向众多忠诚追随者发出源源不断的指令、备忘录和信件。
她主要是通过她的朋友和政治盟友西德尼？霍伯特进行活动的，霍伯特推动建立了一系列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军队与社会的健康状况。作为一个女人，不允许南丁格尔成为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她用推荐和建议指导着它们，并且确保那些建议得到实施。由于她的努力，军队成立了一个医学院和统计部，并在全国对军营进行了改造。同时，南丁格尔还将有关阳光照射，纯净水与干净的厨房等有益经验传授给英国军队。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英国军队的死亡率就下降了一半。○13
之后，南丁格尔在印度运用了相同的策略，在那里，英国军队的死亡率比英国青年男人的死亡率要高上六倍。通过卫生方面的改革，在1863至1873年间，在印度的英国士兵的年死亡率下降了75％。○14
1859年，南丁格尔的《医院笔记》第一版出版了，该书继续革新着医院建设的理论。1860年，在公众捐款的帮助下，她建立起了南丁格尔护士培训学校，该校的准则是，护士既应受到医院的专业训导，亦须在家庭修养自身道德。在此过程中，南丁格尔将护理行业逐渐转变为一种现代化的，令人起敬的职业。在以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护士从业者从28000增加到了64000人。也许更说明问题的是，到了19世纪末，在英国的人口调查中，护理从“家政” 类别被修正到“医务” 职业类别中。○15
南丁格尔再也没有从她三十几岁患上的克里米亚热病中痊愈。直到1910年她去世，在她回到英国以后的55年里，她不断地晕厥发作，经常虚弱得无法站立。然而，在她的一生中，她写了大约12000封信，200本书，还有一些报告和专著。
根据南丁格尔本人的愿望，没有为她举行全国性的葬礼，也没有把她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陵园。
“我的记忆的初始与终结，” 她写道，“皆系于护理。”○16
孩提时，我想像中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温和甜蜜，其实她并不是那样的。我以前从没想到过，她会是一个督导者，一个统计学家，一个说客。我现在仍然无法习惯于把她想成一个“社会企业家”，尽管她的确符合那个原始定义：通过许多意义重大的工作，提高了保健资源的“生产力”，或说是“产出”。除了为护士们开辟了事业之外，南丁格尔还为卫生与医院管理创立标准，它们已成为全世界的规范。
医学科学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突飞猛进，于是有人可能会想，无论有没有她，这些变化都会出现。这样说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说的是，知识的存在与知识的广泛运用是截然不同的事。如果知识本身就足够了的话，每年就不会仍然有数以百万的儿童由于腹泻而死于脱水。（詹姆斯？P？格兰特念念不忘的，正是要防止这些本可以防止的死亡，他的工作将在十九章里记述。）
改变一个体制，意味着改变人们的态度，期望与行为。它意味着克服怀疑，偏见和恐惧。旧的体系不会欣然接受新的想法或信息；维护现状者会面对常识而固执地无动于衷，南丁格尔和英国军官们进行的许多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尼科洛？马基亚韦利在《君主论》一书中，在其对政治与权力的经典分析中，评论道：“没有什么比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更难成功，把握起来更具风险的了。因为旧秩序的所有得益者都会是改革者的敌人，即便是能够从新秩序中获益的人，也不过是不那么激烈地捍卫旧秩序罢了。”○17
可能恰恰因此，社会需要有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这样的为道德力量所驱使的社会企业家，来打破已成为阻碍进步的旧程序，创立起新的秩序来。要促成一种体系上的变革，并确保这一变革在习俗与文化方面深入人心，需要的是专注，实际可行的创造性，与一种长期、坚韧的能量和精力。有一些特定的人，由于其动机的特质——其不可言喻的痴迷，其行动与成长的方向性，其不可动摇的信仰——看上去特别适合领导这一进程。
第五章一种意味深长的力量——美国的彼尔？德雷顿：气层
彼尔？德雷顿1943年出生于纽约市。他的父亲威廉？德雷顿爵士出身于一个英国贵族家庭，是个我行我素的人。1901年，19岁的威廉受泰迪？罗斯福的鼓动影响，从哈佛辍学，去做了一个探险者。他多年在撒哈拉进行考古勘察，并在英属哥伦比亚寻找金矿。
德雷顿的母亲琼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琼是个天才的大提琴家，十几岁就在墨尔本交响乐团里演奏。在大萧条期间，她怀着成为世界顶尖大提琴手的梦想，19岁时就只身前往纽约。尽管她演奏得很专业，但是，当她认识到，她永远也达不到使她自己满意的水平时，她就放弃了演奏，开始将她的精力投向发现有希望的年轻音乐家，并在纽约市政厅为他们安排首演。
“我的父母都豪无束缚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去做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出色的事，”德雷顿告诉我说。“他们看上去很保守，很传统，其实他们很乐意做出格的事。”
四年级的时候，德雷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他创办了一个两页纸的班级报纸，名为“哨兵”，很快，它就发展成一份32页的月刊。他招募了一些作者和插图制作者，说服当地的商人在杂志上做广告，使它发行到纽约市的几个小学。
“哨兵”是一个有着决定作用的经历。“我不善于运动，” 德雷顿回忆说。“打棒球和橄榄球让我特难受。但这东西我可很善于做。它给了我一种力量、创造性、和掌控的机会。所以很能吸引我。”
德雷顿从高中升入位于麻省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学院。他创建了“亚洲社会”，并使其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学生组织。他接管了学校的文学刊物《镜子》，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1957年，14岁的时候，他组织了一次抵制当地的伍尔沃斯商店实行种族歧视的活动。当校方威胁要给他纪律处分时，德雷顿到处在树上贴标语，痛斥种族隔离，然后他给当选的官员们发信。来自明尼苏达的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对他的信做出了回应，给菲利普斯学院的校长打了一个电话，捍卫那个男孩子进行抗议的权利。汉弗莱赢得了一个终生的支持者，而德雷顿因此学到了，写信是有回报的。
《如何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3）
德雷顿喜爱历史，特别是印度历史。自从他在四年级的地理教科书里第一次看到对克什米尔的描述，他就被印度迷住了。甘地的理想对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就在十年前甘地领导印度实现了独立。随着民权运动的势头在美国逐渐兴起，马丁？路德？金开始仿效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策略，德雷顿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
甘地最使德雷顿着迷的，是他的“如何去做”：甘地是如何设计他的策略的？他是如何建立他的体制的？他是如何推广他的理想的？德雷顿发现，尽管甘地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其实他全力投入到政治活动、行政管理与实施的所有细节之中。○1
经过多年思考，德雷顿确认，甘地最伟大的见地，是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正在世界上出现，它不是植根于法规之中，而是植根于情感的共鸣之中。随着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变化是需要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人民生活在同族的社区环境而很少迁离其出生地，以法规为基础的道德观念很适于统治人类的各种关系。但是世界在飞速变化，以法规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之间已有了太多的相互作用，这些大量相互关联的作用使得法规过时，信仰体系也开始崩塌。新的环境要求人们在道德方面更加自律：人必须能设身处地地为周围的人去考虑。那些无法适应规则千变万化的环境，或是无法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同样无法明智而符合道德规范地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德雷顿断言，他们会越来越被看作桀骜不驯的独行侠，而游离于社会的边缘。
这些变化并不是甘地造成的，但是他看到了这些变化。“它从极端平等主义变型转变而来。情感共鸣变成了世界上一种强有力的新的力量，” 德雷顿加上了这样的话。“而甘地利用了一些政治工具，从而使这一新兴力量确实具有了政治穿透力。他认识到，需要使强势者面对那一事实：他们并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人。一旦你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继续心安理得地那样去做了。”
他是如何做的呢？
甘地于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