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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北狄匈奴之族。殷商时代之土方，在今日包头之西北，方在陕西无定河流域，似皆北狄蒙古之先民。周初所谓之“戎狄”，蒙古匈奴之先民兼而有之。殷朝末年，周族的先祖不逃避朝廷的迫害，奔于戎狄之间，从戎狄之俗，畜牧为业，下传……古公父，复后稷、公刘之业，耕耘土地，播种百谷，破坏了草场，引起民族纠纷，戎狄薰育攻之，古公率百姓越沮漆，度梁山，止于歧山之下，乃贬戎狄之俗，积谷作城，为建立国家打基础。古公为了安定生产不受侵扰，向薰育部族赠送一些农产品，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太王事薰育”。古公就在这民族团结，生产安定的条件下创建周朝的国家，为灭殷做准备。
周族吸收了狄族的文化与诸夏商殷的文明奠定了周人的规范，把狄人的“天道观念”与“天圆地方”的宇宙概念等朴素的哲学思想引进了中原，代替了商殷文化中的上帝。把狄夏文化融合在一起，发展成为周的文化。
狄汉的文化交流、血统融合始于周，频于晋，秦、赵继之。狄汉接触则是始于黄帝，载于尧舜，盛于西周，春秋鼎盛。秦、汉之交，匈奴乘机崛起，兴于阴山，南收白羊河南王，西击走月氏，东灭东胡，北服浑窳、屈射、丁零、薪犁、隔昆之国，建立了以匈奴为主的北狄大联盟。匈奴是一个多民族的部落联盟，吸收诸夏文化融汇西域文明，不分民族，选贤用能。
汉将卫律、李陵、李广利位至诸王殊勋，汉朝公主频频下嫁，汉匈两族世代联姻，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的故事，传为美谈，昭君之墓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
王昭君在汉匈团结的事业上有其卓越的功劳。但文人笔下的过奖，应结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方能取信于各族人民。
历代史官在正统思想的指导下，笔下或有偏袒，多谈汉昭君，少谈了匈奴王。
若匈奴单于思想顽固，南北讲和，或条件改变，即使昭君神威，又何以扭转乾坤？
又如：《突厥传》谓突厥为平凉杂胡。《南齐书》谓芮芮虏塞外杂胡也。概因这些民族未能上攀炎黄高第，不敢冒诸夏之孙。正统史官以为非我族类，称其为“虏”、“胡”、“杂胡”，或在名称的字面上加犬旁，添革旁以示异类。殊不知这些“虏”、“胡”、“杂胡”在伟大的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功莫大焉！
中原诸狄之国并于诸侯，融于诸夏，扩大了诸夏的队伍。南匈奴南依汉庭，除匈奴人外带来了大量的丁零人，最终皆融于汉族。匈奴统治大漠南北，把丁零兵将引进中原。汉末魏晋的武装力量有大量的丁零兵将和他们的眷属，故魏晋皆有护丁零中郎将之职。东晋十六国争雄，还有丁零翟（念狄音）氏的军事割据。
拓拔部征服了十六国，统一祖国的北方，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最后，元魏孝文帝主动废弃了民族语言与习俗，自愿地与汉族融合，以致普六茹杨隋、大野氏李唐，皆捐弃本族本籍，冒认为汉臣之裔。由唐虞至宋辽在扩大汉民族队伍，发展汉民族文化的诸事业上，蒙古民族的列祖列宗先民先族都建立了丰功伟绩。凡有正统观念者，不应视之为异类。今日之时应正确对待历史上的“虏”、“胡”、“杂胡”等蔑称贬语。
黄帝北逐獯鬻之时，狄族已大，尧舜时代北狄尤盛，周之先祖不投狄避祸，是狄之力量足以庇护来人。西公父破坏草场，耕耘种植，以游牧为生的戎狄，为保护草场牧地而战斗。古公避居歧山而纳献，是狄之强盛，商殷时代北方的土方、鬼方、方皆狄人之国。史书史所记之犬戎、义渠、渠搜、搜瞒、襜褴、林胡、白羊、浑窳、隔昆和匈奴（犬戎以犬为图腾。义渠，蒙古语，主人。
渠搜，颜面俊秀。搜瞒，箭也。襜褴，颠连之异书。林胡，森林之族。白羊，富也。
浑窳，人也。隔昆，汉之坚昆，唐之黠戛斯，元之吉尔吉思。），皆源出狄历，是狄历之族。这些民族的子孙后裔都融和于伟大的汉民族行列之中了。
“胡”之称谓，虽非明白的贬词，并非毫无歧视之义，更非美称。以汉文释“胡”为不守规范，如：胡作非作、胡来、胡闹等。虽有疑问之解，以指民族，更不通顺。以蒙古语解之，有谓“人”者，声不谐，与“儿子”或“孩子”之音虽近，称人则义贬，称部族更不通，岂有自称为“儿子”部落的呢？若再加上一个“杂”字，侮蔑之义就明显而突出了。或谓“胡”，乃匈奴人自称，其根据是来自匈奴单于上汉帝书，其中有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乃天之骄子。”
故指为匈奴自称，细审之，则非是。匈奴单于不识文字，也不一定通汉语，焉知“胡”为何物。此乃汉士人援古例加美词润色而成。匈奴单于只闻“吾强”和“天之骄子”可矣，又焉知“胡”非美称呢！
为狄历立传者，当以《魏书》始，《魏书·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种，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有小异，其种有狄氏、韦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阵，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其俗蹲踞亵黩，无所忌避，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俗无俗，不作酒，迎妇之日，男女相将，持马酪熟肉节解，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明白将妇归。颇讳娶寡妇而优怜之，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俗不清洁，喜致雷震。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其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幅数至多。”“无都统大帅”，“不能坚战”，高车各部虽有勇而同心，但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指挥，各部落各自为战，无法发挥其协同战斗的威力，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经常遭受拓拔部的劫掠。木骨闾的儿子车鹿会针对高车的这一致命弱点，把高车各部组织起来统一到柔然汗国的领导之下，拯救了民族，保住了人民的生命畜产。高车虽为赤狄之裔，传中所记与白狄蒙古之风俗习惯尽同，只“讳娶寡妇”，与蒙古不同。
或许是赤狄高车独特之俗。赤狄突厥与白狄蒙古的婚制相同，父兄死娶其父亲嫂娣。《高车传》所指之“寡妇”乃族中无承继之人者，旁无兄弟可纳，下无亲故可投者，应“优怜之”。“俗不清洁”与白狄蒙古亦同，与柔然相当。《魏书·
悦般国》云：“与蠕蠕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俗与大檀相见。入其界百余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口舐器物……乃驰还。大檀遣骑追之不及，自是相仇。”悦般国人是匈奴国家中的高车族，不愿随北匈奴西去，留在乌孙西北，在黾兹北建悦般国。柔然国人皆高车，柔然汗族木骨闾子孙，为白狄之裔，丁零高车之族，与悦般国王有同族之谊，故两国结好。但悦般国人在西域文明的薰陶下，其风俗已经伊斯兰化了。“剪发齐眉，以醒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嗽，然后饮食。”（见《魏书·悦般国》。）见柔然部人的不吉之俗，以为非其同类，故恶之。白狄蒙古承继了高车不洁之俗。其日的草原牧民与悦般所记相同，不浣衣、不洗手、口舐食具。拉施特丁《史集》、《多桑蒙古史》、《蒙鞑备录》、《默鞑事略》等书，都记载着蒙古人曾不讲清洁的情景。如“蒙古妇女从不洗涤衣服……不洗涤食具，不以水洗涤家用器物”（见《多桑蒙古史》第161页引拉施特丁《史集》第九章。），“禁洗涤衣服，应服之至于破敝。”（见《多桑蒙古史》第十章。）“其俗多不洗手而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于衣袍上，其衣至损不解浣濯”。（见《蒙鞑备录》第11页。）《高车传》所云之“喜致雷震”正是白狄蒙古。传云：“俗不清洁，喜致雷霆，每霆则呼号射天。”
蒙古人认为洗涤衣物悬晾必致雷震。“蒙古兀良哈部人，欲止风暴则詈天及雷电；其他蒙古族则反是。设有雷鸣，则藏伏于庐帐中，惧不敢出。”（见《多桑蒙古史》第292页附录一。）“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见《黑鞑事略》第16页。）“死亡葬送，掘地作坎，而露坎不掩”，此正蒙古草原之野葬，但因人而异。《高车传》所述乃贵族之殡仪，一般人民，选地弃之可矣！“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高车之生产生活也尽与蒙古同。
“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为其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见《蒙鞑备录》第9页。）“其畜牛马犬羊驼”，“其居穹庐（即毡帐）牧而庖者以羊为常……其饮马乳与牛羊酪。”（见《黑鞑事略》第6页。）《高车传》所记之风俗习惯、生活生产与蒙古习俗对照，高车即蒙古也。《高车传》所记：“文成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的热烈场面与蒙古之“那达慕”（“那达慕”即游艺大会，古以跑马、射箭、摔跤为主。）相比，将如何？阴山，是蒙古人的第二故乡，自然也是高车人的家园。“拓拔什翼犍率国人败避阴山之北，高车尽叛，不得刍牧。”（见《魏书·序纪》建国二十七年。）阴山皆高车，拓拔式微在此受到高车人的袭击。此外之“歌吟忻忻”与前面之“好引声长歌”，皆蒙古人之所爱好，高车或蒙古皆喜爱歌舞，魏明帝之赠乐器，是投其所好。高车之种有六：“狄氏、袁（韦）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见《北史·高车传》。）六种之袁纥氏，袁韦形近，韦回同音，实乃回纥部族。《唐书·回纥传》云：“回纥，其先匈奴之裔，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为特勒，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此回纥，即高车六种之袁纥氏。在以回纥为核心的漠北十五部大联盟，其中就有蒙古土默特的先族和图瓦共和国的先民。唐谓之“都播”或“都波”，《蒙古秘史》写作“秃马敦”、“秃巴思”，《元史》写作“吐麻”、“秃马”。第十一姓乞袁氏，实即成吉思汗之始祖“乞颜氏”，或称“乞引氏”。袁、颜、引，大致同音，是史官按自己的方言所注音。《多桑蒙古史》第二章云：“成吉思汗诞生之二千年前（成吉思汗诞生于公元1162年，上推二千年。）蒙古与他族战，族灭。（被周穆王军队所灭，八个狄人部落全部被浮。）”
仅遗特古斯、乞颜两对夫妇，遁走一山，四面险峰，山名阿儿格乃衮（“格乃衮”山岳之岳：“阿儿”即阿尔泰山之岳。），其地肥沃，有平壤茂草。乞颜后裔繁盛，山谷窄隘，不足以容，乃谋出山。先是，其民常采铁矿于其中之一山，遂积多木，篝火穴中，以七十煽火，铁矿尽溶，遂辟一道。成吉思汗后裔为君主者，为了纪念此事，每于除夕召铁工至内延锤铁，隆礼以谢天恩。
蒙古民族起源于此。多桑根据这个传说，把蒙古民族的起源，上推至公元前十世纪以前。至于被灭族以前的蒙古，起源于何时？灭于何地？阿儿格乃衮座落何方？这是蒙古民族起源的关键性问题。文中之“七十”是用七十张牛皮做的鼓风襄。这是蒙古人祖先的一大创造。阿儿格乃衮乃金山之岳，证以《唐书·突厥传》，金山确有避难之处。传云：“车鼻避薛延陀，率部窜金山之北，三垂斗绝，唯一面可通车骑。”乞颜避难之处，是为阿尔泰山，阿儿格乃衮是阿尔泰山的异书，有何疑焉！
至于写作“额儿格涅坤”、“额尔古纳昆”，字虽异，音不变，皆阿尔泰山也。有谓为“额尔古纳河之山者，或谓额尔古纳人者”，皆是牵强附会，欲强纳蒙古族源于额尔古纳河者也。多桑引拉施特丁之言曰：“耳闻目睹额儿格涅坤山蒙古人之言：谓此山不甚险峻。”是山不是河。《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一版。）开篇第一章便说：“大约公元七世纪，在唐朝望建河，今天我国版图的额尔古纳河南岸幽深的密林里，蒙古族先民，便留下了活动的踪迹。《旧唐书》称它为‘蒙兀室韦’，它是唐王朝所属室韦诸部之一。”拉施特丁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