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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何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何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
于是,柯庆施声誉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
柯庆施呢?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泽东的言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于报纸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
柯庆施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从此,张春桥把来自何庆施那里的毛泽东的动向,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当选为中共委员。
张春桥呢?在一九五六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成为中共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的一个的柯庆施,随时得知来自中央的动向,消息灵通多了。
一九五七年,风啸浪涌,中国不平常的早春、不平常的夏季来临了。
柯庆施很早就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当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主席台,便面对着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严肃地告诫道:
波兰事件是波兰人民内部的问题;匈牙利事件开始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问题……
从最近国际事件中应得出以下教训: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这样才能树立正气,缩小邪气的市场……
很自然,有了来自柯庆施那里灵通的政治信息,张春桥在一九五七年早春的“大鸣大放”之际,早已知道那是“阴谋”。
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震撼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发表,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离开《解放日报》,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总是照登不误,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
相比起来,当时四十岁的张春桥,比二十六岁的姚文元要老练多了:姚文元还不过是个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张春桥呢?像当年的狄克一般,深知这类指名道姓批张三骂李四的文章会给日后招来麻烦,他又来了个“最最会化名”,差不多写一篇文章化一个笔名!
我逐版查阅着一九五七年夏天的《解放日报》。由于熟知当年内情的《解放日报》编辑,向我提供了张春桥“笔名录”,所以我很顺利就复印了一大批张春桥的化名文章。不过,查多了,我竟然发觉,即使没有“笔名录”的指引,我也能很容易、很准确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张春桥之手;因为张春桥写文章有个习惯,篇末总要写上“×月×日”。他解放前发表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写作日期。《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标写作日期的——即使别的作者在篇末也写上日期,发表时总被删去,以节省一行铅字。可是,由于张春桥当时已成了《解放日报》的“太上皇”
一般,编辑们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写作日期也就照登。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张春桥文章的特殊标志。照这个办法查阅,我的判别准确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时候的狄克,已经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写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六月二十八日就在二版头条地位登出来了,题目是《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化名“吴松”。他一口气“批驳”了陈仁炳的“暗无天日”论、“辩驳有罪”论、“拆桥头堡”论、“火烧基层”论、“大病重药”论、“我们负责”论,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陈仁炳“所说的、所走的是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在“七月十七日”写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报》在七月十九日三版头条登出。这一回,他化名“常轨”,声势汹汹地来了个《质问彭文应》。他把彭文应提出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上纲上线,说成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六月二十五日的《解放日报》上,张春桥又化名“徐汇”,发表《“今天天气……”》。
他声称:“夏天是长庄稼的季节,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不带括号的左派”……
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天,这位“左”派化名“子渔”、“何泽”、“蒲西”、“龙山”、“齐索”、“安得”、“子执”、“何闻”、“路宾”等等,今日批这个,明天驳那个,成为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
张春桥的“化身术”,读者不知,柯庆施知。每发表一篇文章,张春桥总要请柯庆施“指正”。或者根据何庆施的意思,写出批判文章。经过这番反右派大风大浪,张春桥益发得到柯庆施的垂青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对于张春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也在这一年,张春桥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话还是要从一九五七年暮秋说起。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一次又一次跟张春桥在那里苦苦思索着: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自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彰,这一回,柯庆施当然又想露一手。
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倾听着柯庆施的“北京消息”:毛泽东对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虽然当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的。看来,毛泽东所侧重的是“反对保守主义”……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于何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终于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思想,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吃力地念完长篇报告。这篇报告稿飞快地送到毛泽东手中。那时候,毛泽东又住在杭州西子湖畔。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怎样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这股劲头作为东风,在一九五八年来个大跃进,而柯庆施的报告恰恰符合了在西子湖畔沉思着的毛泽东的心意。
领袖的思想,立即化为《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的元旦社论。社论的题目只有四个字:《乘风破浪》!
当时的毛泽东,所赞赏的只是柯庆施,他并不知道有那么个叫张春桥的人,参与这篇报告的起草。
这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会上,柯庆施又一次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显示了他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党的“八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反感。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于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
毛泽东讲话之后,柯庆施便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同样批评“反冒进”,吹嘘要“乘风破浪”之外,还进了一段“名言”: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柯庆施的这段“名言”,随着成都会议向全党传达,竟传遍四面八方。于是,何庆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
柯庆施深得毛泽东的器重——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就在沉溺于歌功颂德,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
这年五月,柯庆施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年十月,柯庆施被选为上海市市长——继陈毅之后,成为解放以来第二任上海市市长。于是,柯庆施兼上海党政首脑于一身,声望倍增。再没有人敢叫他“柯怪”、“烂板凳”、“柯大鼻于”了,也不大叫“庆施同志”了。就从这个时候起,并不老的柯庆施,被人们恭恭敬敬地称为“何老”——其实,当时他不过五十六岁而已!
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每一回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这时候,张春桥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暗地里对他的称呼是“不管部部长”!
子曰:“四十而不惑”。四十一岁的张春桥,比十九岁的狄克要老练多了。他把晚上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一虽然这些话是经柯庆施“中转”才传到他的耳中,毕竟是反映了领袖的最新思想。
从反反复复的揣摩之中,蓦地,张春桥发觉: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造成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常有非议……
张春桥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题曰:《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这是一篇非同凡响的重头文章。自然,再不会写“吴松”,也不会署“常轨”,而是签上“张春桥”大名。
此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六期上发表。那时懈放》创刊不久;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为总编辑;柯庆施立即效仿,在上海办了《解放》半月刊,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创刊。
柯庆施嘱,每期《解放》杂志,都寄送毛泽东。因此,张春桥的文章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刊于《解放》六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一看文章的标题,毛泽东就发生了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但有些提法又过于偏颇。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全文如下: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引者注:即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