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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
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于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选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
秘密约见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警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警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
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算三次说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
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只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在西阿内（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门）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的“狗头军师”的技俩。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是从这次密谈开始的。
本来，虽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渡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唯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
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大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
“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像“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于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
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倒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
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于此。
返回上海“摘桃子”
一次密谈接着一次密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夜，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小廖”，名叫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之际，廖祖康是他手下的民兵。“文革”中一起造厂党委的反。从此，廖祖康成为王洪文的心腹。
“文革”十年中，不论王洪文在哪里，廖祖康一直是他的“贴身秘书”。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样。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社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文汇报》的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再不成为原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十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名为“招待所”，其实，绿茵草地拥簇着一幢幢西式小楼，比高级宾馆还高级。此处在“文革”中，曾经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
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处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二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六二二弄七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二号的小楼作为他的秘密办公处。
下午二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
“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张春桥对上海的形势进行分析，“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张春桥的话不多，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的话，使秀才们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秀才们手中不光握笔杆，而且要掌大权。一席密谈，张、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紧接着，第二天，张、姚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紧接着，第三天，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一“打倒以陈丕显、曾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姚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抑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怎么职务已经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具体？
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的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的心声”，竟是“丁学雷”的声音！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上海滩。
羞答答，主角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亮相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万众鼓噪声中，步上主席台。
张春桥走到话筒前，一口气讲了好多个“们”，好多个“革命”。幸亏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尚在，不然，那样的“革命”的口气，几乎很难模拟：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于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