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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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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在陈毅猛烈地放了一通炮之后,叶剑英说话了:“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呢?”

  李先念上阵了。他往日讲话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此刻他的语气显得急促:“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

  听到这里,谭震林又激动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我连哭都没有地方哭!在办公室里,跟前有秘书;回去到家里,跟前有孩子。我只能背地里流泪!”

  李先念深有同感,说道:“我也哭过三次!”

  这时,坐在对面的谢富治,再也忍不住了,插嘴道:“不要从个人出发嘛,要从全局出发。”

  听了谢富治这话,谭震林猛然又站了起来,怒目圆睁,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重千钧:“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场由张春桥引起的中央碰头会上的大论战,便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张春桥果真“后发制人”。当天夜里,他和姚文元、王力一起,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一起核对了笔记,由王力连夜写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第二天,在江青的安排下,张春桥手持那份记录,和姚文元、王力一起到毛泽东那里,告老帅们的状。张春桥知道,只有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才能压得住那班老帅、老将军、老干部。

  江青没有去,张春桥领着头。毛泽东抽着烟,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张春桥那添油加醋的汇报。毛泽东毕竟熟知他的老战友们的脾气,只是听着,并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当张春桥汇报到谭震林拿起大衣要走的时候,毛泽东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了一句话:“他不愿于,让他走嘛!”

  姚文元和王力,又一次充当记录员。他俩立即记下这句“最高指示”。

  当张春桥提及陈毅批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深深地激怒了。

  两支笔沙沙地同时记下另一段“最高指示”:“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坐在红旗牌轿车宽敞而舒适的座位上,得意地笑了。

  他马上要成为“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官。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别说陈丕显不在话下,那谭震林、陈毅也马上被赶入打倒之列……

  也就在这一天——二月十七日,当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等谈话的时候,谭震林在奋笔疾书。“大谭”忧民忧国如焚,把心中的积愤倾注于纸上。当时,“大谭”尚不识林彪的真面目,把一封长信写给了此人: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日“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了,戴了高帽,坐了气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比噏挨斗时低头、弯腰、双臂后曲的样子),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工、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要斗下去,拼下去。……

  在谭震林的信中,还有一段直接谴责江青的话:

  他们不听毛泽东的指示,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的“武则天”,指的便是江青。

  直言不讳,“大谭”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的磊落耿直的性格。

  他没想到,林彪跟江青坐在一条板凳上!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写下一段批示:“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谭震林的信,被林彪转送给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紧急召见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毛泽东请来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叶群也在座。

  这天夜里,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当面批评了自己的老战友李、陈、叶。康生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威。他的这次“震怒”,成为转折点。

  从此,老帅、老将军、老干部们的“二月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箩”

  大的字,写在纸上,贴满了北京城。

  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露面。那话里充满着得意。下面是当时传单上所印的张春桥讲话记录稿: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们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鼓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一张大字报问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了呢?那我现在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的。(掌声)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无同志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问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群众呼喊,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实行毛主度的最新指示!)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问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话,他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感到光荣,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问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掌声。众呼,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此时的张春桥,已在扮演“钦差大臣”的角色。他借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抬高了自己,保护了自己。他的头上,已经戴着金灿灿的光圈,成为上海至高无上的权威。

  一九六七年,是张春桥直线上升的一年:

  在掀起全国性的“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之中,倒掉了六人,即陶铸、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只剩下五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取而代之——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只是规定,“中央文革”成员列席政治局会议。这时,列席者居然代替了出席者!于是,在中共党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怪事,一个在党章上都查不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书记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一下子成为地位显赫的人物。从那以后,中央文革均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并列的形式发出。“中央文革”权重一时。

  也就在这一年,“中央文革”中的三员大将也倒了——王力、关锋、戚本禹。

  因为毛泽东批评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社论是大毒草,“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动口号。三个秀才成了炮制这一口号的林彪、江青的替罪羊。这下子,“中央文革”只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人。张春桥大权在握了……

  炮口再度对准张春桥

  物理学上有一条这样的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

  其实,物理学的定律不只适用于物理学。张春桥的高压政策、倒行逆施、待务统治、残酷迫害,骑在上海人民头上拉屎撒尿,那强人的反作用力早已形成。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以仅仅两小时的时差,被张春桥用“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用“工总司”压了下去。

  十五个月过去。如同本文开头所写——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爆发了更为猛烈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高潮。

  《文汇报》突然成了脱缰之马。在“一月革命”中“新生”的《文汇报》,本来成了张春桥的手中的舆论工具,这天却甩离“张春桥轨道”,成了炮打张春桥的“舆论大炮”。

  这天的《文汇报》,打的是“拐弯炮”。今日的年轻人,倘若重读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的《文汇报》,会如坠云雾之中。那是在特殊年代用特殊方式进行的“炮打”。在第三版,印着这样的通栏标题: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忽然来了这么五个“誓死保卫”,究竟出了什么大事?

  哦,“注释”就在第三版上,全文转载了这年四月七日《北京日报》社论:

  《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不知内情者,把《北京日报》的社论读了一遍,仍不得要领。

  当然,当然,如果把《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印发的传单《十个为什么?》读一遍,那就会明白一些:

  一,最近上海市召开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什么新华社不发报道?

  二,《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什么一连三个月不转载、转发上海的社论?

  二,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之后,上海三月二十八日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来自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四,前几天江苏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里(引者注:江苏省“革委会”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三月二十五日见报),张春桥的名字为什么放在最后,又不加“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

  五,北京“三·二四”会议,为什么姚文元不让驻京办事处把消息捅到上海?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六,第二军医大学“红纵”(引者注:即“红色造反纵队”的简称)为什么在沪特别吃香?他们公开反邱会作(引者注:邱会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为林彪死党),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上海市革委会为什么没人去碰一下?

  七,张春桥原在石家庄报杜当社长,杨、余、傅都是晋察冀那个山头的。

  八,张春桥在市革会扩大会上呼叫打倒杨、余、傅时,为什么紧张到把“傅崇碧”叫成了“邱会作”?

  九,《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毛主席支持的,为什么张春桥提出要合并成一家?

  十,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康愿以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

  这份《十个为什么?》传单,当然要比四月十二日《文汇报》说得明白得多。

  不过,“三·二四”是什么样的会议?“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又是怎么回事?跟张春桥又有什么关系?

  事情的突然爆发,是在三月二十二日,林彪发布两项命令:一项命令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项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

  当天夜里,余立金被捕。杨成武、傅崇碧遭软禁。

  当时,杨成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为空军政委;傅崇碧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召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林彪作了长篇演讲历数“杨余傅”之“罪状”:

  “……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林彪还说,“杨余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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