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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东。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于一九六八年毕业。由于她与毛泽东沾亲带故,在“文革”中很重视这种关系,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
起初,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后来,一下子就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康生原姓张,叫张宗可,区少卿。他与江青同乡。张家是山东诸城大户,江青之母曾在张家当过佣人。江青很早就认识这位张家四少爷。当江青在诸城上小学时,小学校长便是康生。后来,当江青进入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为之击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够接近毛泽东,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他十分了解江青、张春桥的底细。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
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功架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几八二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王观澜(一九○六———一九八二),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一八四八年曾到苏联治病。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局指示”。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徐明,即徐明清。囚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一九三三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七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
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蓝苹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
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问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
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于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毛远新成了“联络员”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
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
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
毛泽东眉头紧蹙,双目注视着毛远新。这是毛泽东关注某人说的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
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