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了“查个水落石出，”，“马徐王”决定另建调查组——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个行动诡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一九七七年一月，当北京建工部来沪外调那个调查组的“灵魂”——Q的时候，王秀珍写了如下交代：
张佩瑛死亡事件，开始是由市文教组、市卫生局和一医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下来说成是责任事故、我看了这个情况后，认为这个案件说成责任事故是右倾。
文静对我说：一医和文教组联合调查组右倾，要我告马天水认真抓这个案子。她还说，张春桥知道张佩瑛死了，他很难过。我把李文静讲的，告诉了马天水。因此，我讲调查组右倾，马天水也讲右倾。我还恶狠狠地批了调查组的同志。
那个调查报告，曾同时送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没有出面。由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还写了批示，大意是：这个调查组严重右倾。张佩瑛的死亡，要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看、来查，是阶级报复等等。
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商量后，认为调查组要加强力量，充实人。我提出把Q暂借出来，可担任调查组副组长。还要从工宣队抽一点人，加强这个调查组。马天水、徐景贤都同意。
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黑指示和授意，要查出一个阶级报复案，给这个案子定了调子。调查组就是按这个框框和调子去调查的……
徐景贤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也作了类似的交代。其中谈及：
“成立调查组时，马大水说：‘这件事张春桥不好表态，我们决定算了。’但事后调查小组的报告，都由我送给张春桥秘书何秀文，由他转给张春桥看。”
就这样，本来已经闭上了的帷幕，又重新拉开。秘密调查组鬼鬼祟祟地登台了，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荒唐的悲剧……
幕后导演稳坐“钓鱼台”
那封掀起狂澜的密告信，来历不凡……
“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为此信虽然出自调查组的两位组员之手，而不出面的的导演即是那个在北京稳坐“钓鱼台”的张春桥。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红房子”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此人跟张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Y本人交代：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天晚上，张佩瑛的丈夫打电话给他，说张佩瑛腹痛。请他安排住院；
张佩瑛住院后，起初住的是三个人的房间，是他给她安排了单独居住的病房。
不久，甚至连张佩瑛的丈夫发烧，也是经他安排，让张佩瑛的丈夫住入妇产科医院的病房—一这成了“红房子”医院议论纷纷的怪事，妇产科医院里怎么会冒出男性病人？
张佩瑛的手术方案，是在他领导下制订。那此名医，是他去请。那手术方案，是他送到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手中，请她“审阅”；当张佩瑛突然死于手术台，是他当场痛哭不已；他同张家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连他自己都承认，一九六六年，他第一次来到张家，张佩换的丈夫就对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佩瑛一直讲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张死事件”发生之后，他跟张佩瑛丈夫的联系更加密切。调查组的一举一动，通过他这根内线，把“信息”立即传输到张家……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晚，张佩瑛的丈夫约Y在他家见面。
当Y来到张家，张春桥的二弟张铁桥、四弟张月桥、女儿张维维也在那里。显然，这是一次秘密聚会。
Y读到了来自北京的最新指令—一张春桥写给儿子毛弟（即张旗）的信：
……听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惊。为了革命事业，我己有七、八年没有看见过她了。她逝世，我当然很难过，但也不很悲伤。因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有多少好同志、好党员，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亲人，我们也为党贡献一个亲属吧。你代我问小白、小兰好！另外，你们自己在这个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张春桥的信是写给儿子的，话是讲给别人听的。这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张春桥对张佩瑛之死的态度：绝不是徐景贤公开传达的“春桥同志三点指示”所说的“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而是认定张佩瑛是“在这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的牺牲品……
在轻声的密谈中，张的亲属清楚地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查清张佩瑛之死，但是作为亲属不便出面写信给徐景贤，而Y是调查组成员，由他出面比较“自然”
Y心领神会，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一天——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天，Y在下午来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写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两份。一份送到徐景贤手中，另一份“抄送”张佩瑛丈夫手中。迅速地转给张春桥……
暗一套，明一套。密告信是暗箭，而四月二十五日的“向家属汇报会”，张的家属公开亮相、施加压力了。
在上海卫生局大楼二一三室里，根据家属的要求，调查组向他们汇报着调查情况。
大抵由于张春桥惯于特务伎俩的缘故，他的儿子张旗也学得一二。他把一只微型录音机放在包中，步入二一三室，悄然录下了调查组的汇报。
调查组的汇报，不断被张的家属粗暴地打断，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在会上重申，“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
张月桥当场质问她：“什么替死者负责？我姐姐分明是被害死的！”
张佩瑛的丈夫唱的“调子”更高。他一口咬定F是“蓄意谋害”张佩瑛。
他说“F事先计划周密，手法极为阴险，手术‘杀人不见血，事后无证据’就连解剖尸体也查不出死亡原因。F制订厂一套完整的杀人方案！”
他——这个一九四六年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这次，F害死了张佩瑛，是完成了林彪一伙制定的‘五七一’工程反革命阴谋所要完成的任务！”
他们仗张春桥之势欺人，那么嚣张，那样凶狠，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末了，张月桥冷冷地说：“我们认为这不是F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再多流泪了，我们要起来斗争，一定要把问题彻底查清！”
终于，调查组被迫改组，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调查好一个“有缝就查，有洞就钻”
一提起密探、侦探之类，理所当然，首推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尔摩斯。此外，数得着的，诚然还有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矮个儿比利时侦探埃居尔·博阿洛，还有英国作家柯林笔下的探长克夫……然而，如果跟那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相比，都将大为逊色，自叹弗如。
那个调查组见微知著，敏锐的日光远远胜过福尔摩斯鹰一样的眼睛；那推理逻辑大大超过以思维严密著称的博阿洛；至于那丰富的联想力，则使克夫望尘莫及，甚至以富于幻想知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都得退让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缝就查，有洞就钻。什么都要查一查，让领导放心。”
我和Q相谈。我本以为，他对王秀珍点名担当重任，势必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着丰富的侦审经验。
不料，我问及他的身世，他竟从未与福尔摩斯为伍。他，山东人，长在东北，高小毕业，后来入北京建材学校速成班。一九五七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哗啦哗啦飘扬的年月，他当上了上海一家规模宏大的玻璃厂的“革委会”副主任。他结识了王秀珍，颇得青睐。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他已经接到调令，荣升建材工业部核心小组成员，担任部级领导。正在他对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时，忽然，四月二十四日，他接到紧急通知，前往“康办”报到。
下午，他这个干玻璃行当的厂革委会副主任，跟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一起，步入“康办”小会议室
他俩刚在沙发上坐定，徐景贤和王秀珍就来了。
就这么四个人密谈，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布，要建立一个精悍、绝密的调查组，组长是那位工宣队政委，副组长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迟前往建工部报到，一心一意地把调查工作搞好。
把他这么个“部级”干部，充任一个小小的调查组的副组长，未免有点“屈尊”。
可是，当他听罢王秀珍、徐景贤的谈话，受宠若惊，连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
我决不辜负如此重托！”
以下，是Q的工作笔记上，当场所记的王秀珍、徐景贤的原话。
王秀珍说：
“这个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志交办的。前些时候，春桥同志来过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谦虚。为了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让你俩负责调查组，是经上海市委常委研究、报洪文同志同意的。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和考验。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不要就事论事来调查。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把问题搞清楚。”
“家属写过信，说是政治迫害。”
“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清查！”
徐景贤则说：
“这是洪文、文元同志交办的案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不要以为只是张佩瑛同志一个人的问题。”
“下去以后，要发动群众、干部。把前一阶段的调查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大揭大议。”
“调查的情况和问题，要随时报告。”
“这个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后有事，直接与市委办公室主任联系。”
听罢，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样甜。这样的“通天大案”，不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却交在他手中。“中央首长”、“市委领导”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连连唯唯是从。
Q觉得福尔摩斯可笑。福尔摩斯一生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长”
交办的？哪有他那么硬的靠山？
占领了一医的一座小洋楼。四月二十八日，秘密调查组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宣告成立。一架直线电话，成了小楼与“康办”之间的“热线”。
Q明白，徐景贤所说的直线联系的市委办公室主任不过出于客套。他的“热线”，径直跟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联系。徐景贤随时随刻知道调查组的动向。
Q和他的前任———一医党委副书记Fe截然不同：Fe搞调查，依靠的是专家、教授、药品检验报告、红外分析报告、尸体解剖报告；Q呢？他凭藉举世无双的幻想力，无与伦比的“逻辑推理”。Fe从科学的角度，调查死因；Q则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大刀阔斧地整人……
Q真的“有缝就查，有洞就钻。”有了这样的“灵魂”，秘密调查组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编成一本《政治笑话集》……
大胆推理之一：把打字机“推理”为发报机提审方兆麟的一份记录。尊重“原著”，照录于下——
问：你的妻子万廷钰学英文吧？
答；学的。一般在下午七点。
问；你会几种外文？
答：英文较熟练。俄文不太熟，法文学一点。
问：你给外国人写信，用笔写的吗？
答：用打字机。单位里有打字机，可以打。我哥哥家里也有打字机。“文革”
中借过来，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一九七三年）还给哥哥。
问；你说清楚一点，打字机是什么时候借的？
答：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借的。
问：打了些什么东西？
答：打过麻醉方面的书，打了没几次。去年，打了一本新书，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几天。有时候，万廷与玉也帮我撤几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资料，有些还在，有些丢掉了。
以上的提审记录，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调查组查的是张佩瑛之死，怎么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机来。
哦，我看了案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段提审记录，从“万廷钰学英文”
问起，旁敲侧击，问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机的来历、打宇时间……
事出有因。一个邻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时候，忽听得方家发出“啼、啼、啼”的声音，约摸持续了五分钟。
在“文革”之中，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