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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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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的小名叫善宝,为张家长子。他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叫宋蕙卿。弟弟们都叫“张×桥”,依次为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桥。妹妹叫张佩瑛,死于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当时为上海某医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宋惠卿生于一八九六年。

  一九七七年,她得悉儿子张春桥身陷囹圄,在绝望之中,于四月一日自杀于上海。

  关于张家当年的生活状况,我在关于张佩瑛的一大堆卷宗中,见到某人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所写的关于张佩瑛家的材料。当时,张春桥尚未显赫。这份关于张佩瑛的材料,写得相当真实;

  张佩瑛家里很有钱,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搞卫生方面的,是一个处长。她家有自备的洋车。张佩瑛有时就用洋车上下班。因为我的家到办公地方去,要经过她的家,所以我也曾去她的家。她家有佣人。

  张佩瑛长得很漂亮,家中有钱,所以她当时打扮得很特殊,像上海小姐,穿的是玻璃皮鞋、玻璃丝袜、玻璃大褂,所以有人叫她为玻璃小姐……

  另一个人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写的材料,这样谈及解放前的张佩瑛:

  我们在一个科工作。当时对此人的看法是,非常爱出风头,大家公认的“玻璃小姐”。生活作风很成问题,成天爱打扮,似个交际花,素日常与有钱有势之流接近。究竟哪一个是她的知己朋友,也很难使人知道,因为见谁也能谈情说爱,一块下饭馆、看电影。据她自己在闲谈中讲,在空军俱乐部跳过舞,跳得腿酸。……在马路碰到时,很少是自己,身旁总有另一异性的人。也有很多的反映说是“张佩瑛好刷(耍)弄男人”……

  当年的张春桥,也是个交际广泛、四处活动的人物。小小年纪,已经参与了种种政治活动。

  一九三一年,十四岁的张春桥随父亲来到济南。翌年,入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市第十七中学)。

  一九三三年,年仅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非同凡响,踏上了政治舞台。迄今,还可从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所登《济南》消息中,查到十六岁时张春桥的“足迹”: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

  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这里提到的马蜂,亦即马吉峰。一九三四年天津的《当代文学》一卷五期所载《济南通讯》,署名露石,内中写道:

  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兴盛过,曾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

  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关于这个“华蒂社”,其首领李树慈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曾作过如下交代: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

  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日是秦启荣、黄僖棠。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耳,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杜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章参加“华蒂社”。……

  十六岁的张春桥舞文弄墨,在《华蒂》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银铃》(偶然的巧合:姚文元之父姚蓬于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也叫《银铃》)。在第二集《华蒂》月刊上,发表了小说《秋》。

  可以说,张春桥很早就显露了他的特点: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轨道上运行。

  一个“文坛恶少”

  张春桥这位“前进的作家”,曾干过密探勾当,是颇为出人意料的。

  尖腮、瘦削、不苟言笑、戴一副近视眼镜,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噗事隔几十年,仍记得当年的学生张春桥的形象。他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

  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会、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孳,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为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许多与张春桥共事过的人,对张春桥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阴!”十六岁的张春桥,就已经够“阴”的了!

  一九三四年夏,十七岁的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之后,秃笔一支,混迹于济南文坛。

  他自命为“前进的作家”,口气却不小,脑袋刚刚伸出蛋壳,就已日空一切。这时,他已对施蛰存、老舍阳臧克家发动进攻了。

  看看这位十七岁“作家”的口气,是何等咄咄逼人:

  他批判了施蛰存——“等到施蛰存底编辑下《现代》杂志出版后,捧出来了个戴望舒。从此,你也意象派,我也象征主义地在各处出现着:整个的诗坛是他们底领域,每个文艺杂志底诗里是他们的伙伴。……也许施蛰存会摆出面孔说叫‘孩子家你懂啥’!可怜,中国底读者有几个懂的呢?”(张春桥《另一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骂起了老舍——“《民国日报》出副刊,老舍写发刊词,更十足表现其无聊,日前友人访于其家,谈话之间颇露出昏头昏脑来,因为他是没有个性的,有也只是糊涂,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对于军人或政治人员演讲也颇得欢迎。”(张春桥《济南文艺界简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

  他斥责了臧克家,还捎带着批评了郭沫若——“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课于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曾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常这样作的。他的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张春桥《关于臧克家》,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小小张春桥,真乃一只文坛刺猖。两年之后,他斗胆攻击鲁迅,其实不足为怪——他早已不把老舍、郭沫若等放在眼里,自然也就以为鲁迅不足为道了。这个“狄克”之狂,初入文坛,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十足的“文坛恶少”!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副刊编者在发表张春桥的《关于臧克家》一文时,同时发表了编者致张春桥的短函,规劝张春桥不要“开口骂人”。编者的信,写得颇为巧妙,甚至可以说是在那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之前,第一次非正式地“炮打张春桥”:春桥先生: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因为空函,不好意思寄给你,所以未复。大家都还年青,锅里不碰见,碗里也会碰见的,决不敢因为你隔得远,就欺你。个中情形,说来话长,也不便说,一句话,在不景气的都市里,很难因为招牌堂堂就独景气。我自己也写文章,也投稿,也被人欺,不过因为在编这点不成器的东西,不敢开口骂人耳。

  编者拐弯抹角地奉劝这只“刺猖”,不要刺人。可是,张春桥怎么听得进去呢?

  在“文革”中,上海不是冒出个“狂妄大队”吗?倘若追根溯源的话,那“老祖宗”便是张春桥。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征东讨西,挑三剔四,张春桥对老舍、郭沫若等都不大入眼。那么,他自己在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张春桥仿佛最偏爱诗。他的攻击的火力,常常集中于诗人,不光是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就连徐迟、杨骚、李金发,都在一九三四年挨过张春桥的棍子。

  张春桥也写诗。且看张春桥的诗,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新诗歌》二卷二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大作”,题为《失业的人》,全文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啊,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得好,

  你爹死后你怎者: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难道这才是诗?!这才是张春桥所鼓吹的“大众的,社会的,有着力”的诗?!

  张春桥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上,还发表过一首《俺们的春天》。在这位“诗人”笔下的工人,竟是这样的形象: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他以为,写上了“俺们”、“咱们”,就算是“大众的”;他以为,写上了“杀的杀,砍的砍”,就算是“能鼓动斗争的热情”;他以为,写上了“猫还叫春呢”,就算是“工人的语言”……

  这位“前进的作家”,什么都要写——只要能够用铅字印出来就行。

  他写了“关于相声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相声》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中华日报》,胡诌什么:“小市民层需要麻醉,大众得不到适宜的娱乐的现阶段,谁说相声不能够存在呢?”

  他对“汉字拉丁化”,也要说上几句,写了《关于拉丁中文的》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明明声称自己“既不知道言语学底高深理论(浅的也知道得极微),又没有多量的时间来研究”,却要轧一脚,写篇文章。

  当著名的剧作家熊佛西来到济南,当地的话剧界在贡院墙根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图书馆里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张春桥尽管与话剧界不相干,也钻了进去,拿出本子起劲地记,翌日,挥就一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戏剧副刊。

  张春桥还在关于济南文艺界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他自己。

  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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