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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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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仔细看看??”

  “鲁迅在骂我!”从张春桥嘴里,终于蹦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

  “这么说,你就是狄克?!”编辑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面前这个瘦骨伶仃、戴着圆形近视眼镜片、山东口音的青年。

  张春桥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在激动的时候说走了嘴,泄露了天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只好解嘲道:“是,又怎么样呢?”

  一扭头,他气呼呼地格登格登走了。

  于是,《夜莺》编辑部知道了狄克之谜。

  于是,鲁迅知道了狄克是谁。

  于是,魏金技、于黑丁也知道了狄克的秘密。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上海文艺界暗暗传来。传入了《辛报》编辑姚苏凤耳中。

  姚苏凤是苏州人,曾是鸳鸯蝴蝶派之人,当过《晨报》的“每日电影”主编,后来日渐进步。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只署“编纂 千秋出版社编辑部”,未标作者名字。

  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见经传,在上海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书仅此一本而已。版权页上印着社址位于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某弄堂内。

  从书的内容来看,大都摘编自当时《辛报》上的一些文章。这本书是唯一透露狄克之迹的书,成为三十多年后上海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

  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三七年。 

第二章 晋察冀岁月
  “狄克”钻进延安

  自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年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张春桥哪里去了?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一卷第五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

  “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在张春桥一九五○年亲笔真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关成志、林福生介始入党。

  一九三八合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二九年二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入党,怎么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

  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原来,张春桥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是因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门,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水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三十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松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引者注:今上海山阴路)

  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黄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燃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二十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一番身手。

  上海站不住脚了。张春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

  张春桥在济南的行踪,从他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战地》半月刊一卷一期上的《韩复渠》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证出来:

  “去年九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这表明他抵达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日军攻占济南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此,张春桥离开济南的日于当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济南,张春桥渡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

  济南。经五路小纬四路富润卫,张家。张春桥的父母张开益、宋蕙兰都住在那里。

  富润里却不见张春桥的影子。偶尔,夜深人静,“狄克”才在那儿露面。

  张春桥在哪儿安身?

  济南,指挥巷十八号。挂着“冀鲁边区游击司令”头衔的复兴社山东省头目秦启荣,在会客室召见了秘密交通员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这里有两份密件,你务必亲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启荣的神色显得十分严肃,把两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给了胡彰武。他叮嘱道:“两封信里的一封,叫柏俊生马上妥交赵君弼。”

  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后,赵君粥得讯,来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赵氏取出密信,当面交给了赵君粥。

  赵君弼拆开密信,看后当即烧毁。密令只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子中: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

  赵福承

  秦启荣(章)

  赵福承,也就是赵福成、赵君弼,张春桥的同乡。此人与张春桥之父曾有过同事之谊。他生于一九○五年,比张春桥年长十二岁。

  赵君弼颇有来历:一九三○年,他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东渡扶桑,在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六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此后,他出任济南市警察局长。他也是复兴社的山东头目。

  就在赵君弼接到秦启荣密令后一个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进了这位济南市警察局长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独进独出,面孔总是那么刻板,嘴巴总是闭得那么紧。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济南危在旦夕。赵君弼也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这时,才从张春桥的牙缝中,挤出几句话:“赵局长,我要去延安。”

  赵君弼先是一怔,随即明白了,说道:“你去吧,我得留在这边干。”

  张春桥道:“我到延安去看看。如果干得好,就在那边干下去。如果干不好,我就回来找你。”

  几天之后,张春桥在大雪纷扬之中,收拾好行装。

  “你穿得太单薄了。”对于这位“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赵君粥格外照应。

  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张春桥身上。

  “赵局长,太谢谢了!”张春桥感激涕零。

  “你走后,还有什么事要我办?”赵君弼问道。

  “赵局长,我走之后,拜托您多多关照我的父亲。”张春桥说毕,穿上略嫌肥大的棉大衣,在风雪交加之中走出了赵家。

  张春桥走后,赵君弼果真对张春桥之父张开益给予关照,提拔他当上了警察局的庶务主任。

  一路风雪弥漫,张春桥的足迹迅即被大雪覆盖。

  就在这时,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五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一九三七的十二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

  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引者注:即陕北公学)唱歌”!

  “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告了邓拓一状

  中国的“文革”大幕,是在批判“三家村”的喧哗声中拉开的。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也。

  攻“三家村”者,乃姚文元。文章是姚文元写的,主意是张春桥的。

  其实,张春桥跟邓拓,曾有过多年的共事。

  凭藉着“化身之技”,张春桥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兴趣仍在宣传方面。经过几年的苦苦“研究马列主义”,张春桥居然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家重要的报纸。它的前身是《抗敌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主编便是邓拓。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为社长兼总编辑。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此后,一九四九年秋,《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三十七岁的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晋察冀日报》不断地迁移着。报社驻留最久的是河北石家庄附近的阜平县马兰村和平山县滚龙沟。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以“马南村”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这“马南村”便取自“马兰村”的谐音。

  “狄克”进入《晋察冀日报》,不时与邓拓产生了“磨擦”。

  平山县。陈家院。《晋察冀日报》社在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副总编张春桥,在那里作《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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